呼唤“文学典型形象”的回归

我认识李犁，是在其自建的“湖北作家群”里看到他写的几个小评论后，感觉他平实而充满诗意的文字的背后，有很多潜台词，急待我去解读和撬开。于是，我们掌心相碰，就这样认识了。不日，由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李犁的大作《创痛》短篇小说集通过快递很快传到我的案头。

此集由22篇精致短篇小说构成，大多是叙写青春萌动时的爱情，友情，亲情，以及“我”对这个年龄段的社会人生的种种思考和探究。每篇小说的故事主人公由笫一人称“我”来完成的。文风朴实，情节生动而有趣 。故事的氛围，阴郁沉实，有几篇呈现出“肃杀”的氤氲。 

“肃杀”一词，我向来很少用这个词来评价愤青时代的精神迷惘。但是，正是有了这种小说的氛围，才迫使我继续读下去。短篇小说《情仇》大约只有近5000字左右，故事写的是一个落后僻壤乡村的“我”的生活。“我”是个靠帮糙哥拉煤，既无能养活自己，又无能养活全家的人。 

“我”，虽然贫困交加。但是，义气和悲悯的草根情怀始终浸润着“我”的存在和生活。在家中，“我”要养活四口人。妹妹年幼，父亲酗酒有加，脾气暴戾，动辄对“我”妈“我”妹和“我”冷语 相对，仇视相对。“我”和“我”妈“我”妹几乎生活 在“肃杀”的世界里。 

“我”，写道“父亲说我一脸蠢相，我站在小桌旁，肚子饿得咕咕叫，父亲踹了我一脚，让我站远些。父亲说我一身臭，父亲在屋里吼：滚远些，不要回来”。“母亲很早就死了，我常去母亲的坟上哭，母亲在世时说，她不累死也会被父亲打死”。妹妹在母亲去世不久 ，因父亲的暴戾而走失他乡。

“我”，在村头村尾找，在山前山后找，一直找不到。“我找到时，妹妹的身子己经凉了，妹妹死了。我守了妹妹一夜，我的眼角糊满了眼屎。当我嚎哭起来时，父亲却用脚踹我，吼道：苕仔， 嚎丧啊”。“父亲走到妹妹身边，掀开盖在妹妹尸体上的被子，用死鱼一样的眼睛盯着妹妹，幸灾乐祸地说：死了早脱身， 少个累赘”。 

“我”，听到父亲的这句自言自语后，“我恨不得上前去揍他一拳”。“父亲转过头来说：还不去刨个坑，埋了 ！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狗日的”。上述几段精彩的对白,刻画出了父亲的“肃杀”形象，并活脱脱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小说后面继续写了“我”与糙 哥，“我”与糙哥儿安侠一路发生的故事。

后面的故事 ，我就不复述了。我此文感兴趣的是，小说开首的上述 关于父亲的描写，到后面不见了。没有将那个肃杀的父亲的形象延伸下去，并作为小说的第二号人物，向纵深开掘，使得整篇小说的重心移位，气氛转位，情绪错位 。用一句俗语说：就是丢了西瓜，捡个芝麻。

这是许多初涉小说创作者的致命弱点和教训。小说怎么写？人物怎么写？结构如何安排？情节如何调配？都需要用脑用心用功。这篇小说失败的最大亮点是 ，放弃了对父亲的形象的追踪和再创。这篇小说最大亮点,也恰是开首描写父亲形象的几段。本来可以把父亲的形象延伸下去，而写到后来却放弃了。

本来很有艺术感染力的坏父亲，却被后来不太典型的糙哥和安侠代替， 这无疑不是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中的败笔，或者失误。依我之见：写作者无论是创制短篇，还是创制巨篇，当创作欲望高涨得不可抑制时，最好冷静地将这种激动的情绪 ，头绪化成一个写作要纲。

如此这般有了规划和目标 ，“敌人”往哪儿跑，也跑不过你射出的子弹。“写作是一场战争”，这是我近期提出的写作美学的观点。写作既然升华到“战争”，那么，就要严阵以待，决不可掉以轻心。从布局谋篇，到每个章节的细节和情节，直到收尾和打扫“战场”，都要正襟危坐。

经济有宏观调控，写作也要学会宏观调控。经济有微观搞活，写作也要学会微观搞活 。很多写作者，有很好的小说构思，小说构思，有很好的布局安排。布局安排，有很好的人物设计。人物设计，有很好的情节配置。情节配置，有很好的细节穿插。可是，到后来却写不见了，连原初的小说雏形就给弄丢了。最后的结果是：打的是一场没有头绪，没有条理的“滥仗”。

由李犁的这篇小说，引发我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话题。这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不是一个小话题，而是个大话题 。说它大，是因为我国当下的文学作创中(尤其是长中篇小说)，严重地忽视了，或缺失了对“典型人物”的文学性塑造。

从由“文学典型形象”的时代背景，到“政治文学典型化”的抒写，文学创作者们，经历了“政治文学典型化”的虚化后，变得多疑和放纵起来。把对政治的多疑性，转化成文学创作的放纵性。因而，对人性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的描述，越来越轻飘，越来越不庄重和求实。致使当代文学创作走向逼仄，走向式微。故而，失去了大众阅读的趣味和审美的趣味。因此，对于此类问题，要引起文学界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