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以报告文学形式研究党史人物的可能 ——以王杏芬报告文学作品《青春·缪伯英》为例

加强党史人物研究既是党史部门依法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也是加强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重要必然选择。党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较多，以传统的党史人物传记、年谱、回忆录、学术会议等形式为主，辅之以新型的影视剧等艺术形式呈现，传统与创新的形式共同促进党史人物研究的发展。报告文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体类型，它兼有新闻与文学的双重特性，特殊文体特性为人物传记的创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以报告文学之形式，研究党史人物的实践尚且不多。以王杏芬报告文学作品《青春·缪伯英》为例，尝试论述以报告文学形式研究党史人物的可能，既是跨学科的一次尝试，又是丰富党史人物研究方法的实践，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为指导党史人物研究提供另一种可能，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可能：报告文学和党史人物

报告文学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于传统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来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报告文学文体为表现形式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逐年增多。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百业俱兴，呈现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文学样式的报告文学，俨然成为了显学，其成果灿若星河。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其茁壮长势和卓越表现，应当是70年间最值得人们看重和欣喜的一种收获，必将在中华文化历史上留下清晰痕迹，对中国文学创作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李炳银：《新中国70年报告文学创作：中国文学新隆起的山峦》，中国作家网，2019年8月14日）“人物传记方面，有些是对于时代精英、英雄楷模的刻画和塑造。如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山神》，李春雷的《木棉花开》《朋友》，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刻画‘杂交水稻之父’的鲜明形象。近年来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描写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的报告文学，譬如黄传会追述罗阳生平事迹的《国家的儿子》等。”（李朝全：《发时代先声 抒人民心声——新中国70年报告文学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7月10日）这些报告文学作品雄辩地证明了报告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尤其是在人物传记方面发挥着历史小说和自传等文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的话来评价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文体。”（李朝全：《发时代先声 抒人民心声——新中国70年报告文学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7月10日）报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新的世纪无限壮阔、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社会现实存在，报告文学作家坚守关注国计民生、守望人类价值原则的高尚的文学精神，以及视觉文化时代(‘全媒时代’)纪实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受众因素等等，都使报告文学有可能成为新世纪一种强势文体。”（丁晓原：《报告文学：作为“世纪文体”的价值与品格（笔谈）——可能与现实：走向强势的报告文学》，《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报告文学的现实价值可见一斑。

党史研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显学”，全国党史研究的专家队伍逐渐壮大，出现了包括石仲泉在内的一大批专家学者。而以《中共党史》期刊为代表的学术杂志更如雨后春笋，共同组建出起了庞大的学术体系。加上以党史研究院（室）为核心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学术机构正常运转，依托“党的理论创新、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建设、党史研究、党史学习和教育、党史人物纪念等”（曲青山：《曲青山党史论集》（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页）等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党史研究的成果。党史人物研究就是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主要职能的介绍“规划和组织湘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重要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编写重要党史人物的传记；”“建立湘籍人物资料信息中心；”“参与组织重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的纪念活动；”“负责统筹规划和组织省内有关单位开展党史、党史人物及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开展党的一、二、三代领导核心的思想和生平研究……”，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有相当工作是以“党史人物”为对象的，党史人物研究在党史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加强党史人物研究意义重大。“党史人物的革命历程及生平事件是我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因此，撰写党史人物材料意义重大。”（谭华，吴琼：《浅谈党史人物典型事件的撰写》，《黑龙江档案》2013年第6期）“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内容，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供了大量原汁原味的素材，对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李良明：《应重视对<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的研究》，《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8 年第3期）

可以说，加强党史人物研究既是党史部门的“守土职责”，也是做好党史工作的必经之路。

《青春·缪伯英》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报告文学》杂志副主编王杏芬的报告文学作品。该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仅仅离首次印刷过去1个月，就开始了第二次印刷。“这是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缪伯英生平故事的报告文学作品，自5月面世以来，已再版3次，发行了2.7万余册。”（秦芳：《<青春·缪伯英>新书面世讲述中共首位女党员的传奇一生》，红网2017年5月12日）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也是与李大钊并肩战斗过的革命先驱。该书是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而开展的典型人物的主题创作，以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的人生经历为主要表现背景，以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烈士的革命斗争历程与感人爱情故事为描述主线，真实地还原二十世纪初以李大钊、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进步青年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为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那段历史。（王杏芬：《王杏芬<青春·缪伯英>》，《湖南作家网》2017年6月1日）该书将通过呈现缪伯英的传奇人生故事、可贵的革命精神和忠贞不渝的爱情信念，达到“讲好革命故事，传播红色情怀”的创作目的。该书卷帙浩淼、洋洋洒洒17万字，以高超的报告文学手法呈现出了历史上的缪伯英、党史人物缪伯英、真实的缪伯英。

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湖南长沙人，与丈夫何孟雄同为革命烈士。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缪伯英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年，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1925年1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秦芳：《<青春·缪伯英>新书面世讲述中共首位女党员的传奇一生》，红网2017年5月12日）她是党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也是湖南党史人物中的佼佼者，是近年来研究的热门。2018年《人民日报》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中专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2019年是缪伯英诞辰120周年，其“以身许党，敢为人先”的崇高精神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研究缪伯英成为湖南研究女性党史人物的最佳人选之一，是值得研究，且能够被研究的对象。

“该书以严谨、客观、真实、生动的原则，结合梳理权威史料，整理采访独家素材，阐述了缪伯英怎样从懵懂少女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并对缪伯英的家庭成长环境以及求学经历作了全方位的深入解读，深度挖掘了缪伯英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剖析了缪伯英无悔的革命信仰和激荡的青春追求。”（秦芳：《<青春·缪伯英>新书面世讲述中共首位女党员的传奇一生》，红网2017年5月12日）可以说该书既刻画了缪伯英这一“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又还原了诸多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实现了报告文学的“现实性”“真实性”的使命，远远超过了纯粹文学作品的范畴。对于研究党史人物，进行宣传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青春·缪伯英》重树了革命先驱的光辉形象，意义重大。”“《青春·缪伯英》凝聚了作者太多的心血，情感深沉。”“《青春·缪伯英》代表着社会的呼声，恰逢其时。”（娄成：《王杏芬<青春·缪伯英>：留住那行将远去的身影》，《文艺报》2017年7月28日第八版）这是湖南省作家协会组联部主任娄成对该书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青春·缪伯英》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南省妇联组织编印。《青春·缪伯英》编委会主编为夏远生，执笔为王杏芬，夏远生为党史研究室的专家、王杏芬为报告文学作家。由此人员组成，便可窥见《青春·缪伯英》是如何实现党史人物研究与报告文学的“联姻”，可以说《青春·缪伯英》是以报告文学形式研究党史人物的生动实践。它的成功发行和社会反响足以证明报告文学呈现党史人物的可能。

意义：补充叠加与双向互证

传统意义上的党史人物研究，囿于各种政策和规定，无法对人物进行更深、更全的立体化还原。以往的党史人物研究往往局限于其某一特征，例如缪伯英的研究最多的还是聚焦于“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这一标签，至于谈到她与何孟雄的爱情故事等虽有提及，但却不多。更多关于她的革命事业等，往往也是“只见树叶、不见森林”，这种研究是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的。而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加以呈现，就能补充更多细节。

“1899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县，与杨开慧既是同乡又是闺蜜，二人的父亲就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娄成：《王杏芬<青春·缪伯英>：留住那行将远去的身影》，《文艺报》2017年7月28日第八版）这些看起来宏大的框架，在“第二章 我是缪伯英”中有这样的描述“我要叫你作桃哥”，这是杨开慧之语，历史上也是有据可查的。但除此之外，王杏芬还进行了更加细致地描写，丰富了人物对话。“你再不等我就喊你作桃哥了。难怪仲英和立三从不叫你姐，只管你叫桃哥，你分明就是个男孩子！”“要喊就喊呗！我倒愿意做个男孩子，可以提刀端枪浴血战场，报效国家。”（王杏芬：《青春·缪伯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这样的人物对话生动活泼，但历史上真实的对话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从党史人物研究的成果来看，“恨未战死沙场！”之结论是广大研究者所形成的共识。那么，青年缪伯英在和杨开慧的对话中，俏皮地说自己愿意做个男孩子，“浴血战场”“报效国家”就显得非常合理，符合人物性格，且能够凸显其精神品质和人生追求。与之相对应的，如此细化的对话描写，可以更进一步地让读者看到缪伯英为何会有“恨未战死沙场”的遗憾，凸显出她的豪情壮志。缪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你要坚决斗争到底，直至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刘向上：《缪伯英：以身许党，敢为人先》，《湘潮》，2018年第6期）这些细节，显然只有报告文学才能做到文学性和真实性相统一，巧妙地将党史研究部分内容“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与报告文学“生动形象”的原则实现了高度统一、融合。

同样的，娄成还在文章谈到，“1916年7月，缪伯英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三年后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成为李大钊的学生。1920年10月，缪伯英经李大钊介绍入党，不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而且是党的一大前全国53名党员之一。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缪伯英，提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口号，号召女同胞冲决封建罗网。1922年8月，她当选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委员，1924年3月，出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6年10月，缪伯英以湖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前往汉口，协助蔡畅开展妇女工作。1927年，缪伯英秘密奔赴上海担任中共沪东区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以华夏中学物理教师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长期奔波于艰难困苦的险境中，居无定所，生活清贫，终至积劳成疾，1929年10月，缪伯英在上海病逝，年仅30岁。”（娄成：《王杏芬<青春·缪伯英>：留住那行将远去的身影》，《文艺报》2017年7月28日第八版）纵观其一生，关键时间节点上的人生选择，只不过数百字就可以概括完。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事迹本身是不具备“文学性”的，更没有“情节冲突”，但而《青春·缪伯英》却用了17万字，将宏大的时代背景和以缪伯英为核心的复杂人际关系呈现了出来，此等规模的“扩写”和“细化”，足以见其细节之丰富、文笔之细腻。

党史人物的信息，更多是停留在“人口学”的基础之上，姓名、性别、党派、籍贯、出生、事迹等，无法形成立体的人物形象。通过立足于真实性基础之上的经过文学加工的报告文学，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在原有的党史人物“严谨、固化、单一、高大”的形象上，呈现出更立体的其他方面。例如《青春·缪伯英》除了展示出了缪伯英的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报告文学编辑汪雪涛认为，“在《青春·缪伯英》中，作者没有流俗地去拔高缪伯英伟大革命者的形象，而是把她彻彻底底作为一个人来书写，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很舒服、很流畅、不生硬’。比如，缪伯英入党这件事，作者用了大量的细节来烘托她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青春·缪伯英》研讨会上，李炳银谈到：“这样写，就显得缪伯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让作品更加丰厚。”这些文学描写直接丰富了缪伯英的人物形象，在不断地文学加工和二次传播中，作为党史人物的缪伯英的形象就变得更加立体、鲜活。从而为党史人物研究最终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提供更为丰富的土壤。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赋予了其真实性的基本特征。这种真实性与党史人物研究的真实性同属于最基本的“真”。作为同样真实的文本，又研究同一个党史人物，双向互证的方法和论证之后的结果在此得以呈现。

“报告文学诞生于近代新闻媒介传播的语境下，创造者多为职业的新闻记者，发表的阵地多为报纸。因此，这种新兴文体最初被视为新闻体裁的一种，与新闻一样都具有‘真实性’的特点。”（黄蓉：《当代报告文学理论观念问题探讨》，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年6月，第6页）换而言之，报告文学作者本身追寻的作品真实性为党史人物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伦理依据，有理由相信报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人物是基本符合史实的。《青春·缪伯英》中无论是缪伯英的生卒年，还是其家庭成员的构成，包括在“第一章 月圆人未圆”“第六章 英雄比翼”中的人物关系和往来，杨昌济、杨开慧、何孟雄等都是有史可查，有证可循的。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缪伯英的历史地位和在特定情境下发挥的作用是直接、清晰、可信的，例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缪伯英是这一进步社团的第一批会员。”（王杏芬：《青春·缪伯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缪伯英等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工人的总罢工。”（王杏芬：《青春·缪伯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8页）这些内容一方面印证了王杏芬在文学创作中忠于历史事实的基本职业操守，也反过来影响了缪伯英作为党史人物研究的实践。“党史文学属于纪实文学，包括党史题材的纪实小说、传记文学及以党史人物为主题创作的影视故事片，等等。党史文学与纯粹虚构的小说、 故事的根本区别在于， 其人物是历史或现实的‘真人’，主要事件是‘实事’，其艺术形象是历史人物的再现。而后者的人物是凭作者的虚构塑造的，虽然有的生活中确有其模型，但也仅仅是艺术形象而已。”（王国梁：《论党史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以长篇纪实文学<沧海英雄——战斗英雄麦贤得人生纪实>为例》，《党史文苑》（下半月）2010年8月）这种以真实性为根本属性的特征，将报告文学和党史人物研究贯穿起来。

纵向来看，古代人物演绎和故事传说，虽然不是报告文学作品，但有相当程度具有可靠的历史依据与来源，为正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补充。例如《三国演义》就为东汉、西晋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又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不仅热情歌颂了以陈景润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科研活动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格，而且大胆地否定了‘文革’造成的惨重劫难，并以振聋发聩的政论性评价影响着社会舆论。”（黄蓉：《当代报告文学理论观念问题探讨》，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年6月，第42页）这部被称为当代报告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文学作品，真实、客观记述了陈景润作为主人翁的事迹，为后来的陈景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虽然这部作品带有明显地文学色彩，但丝毫没有影响其真实性的特征。

横向来看，报告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不仅仅体现在对于人物研究上，还体现在对国家政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改革中出现问题的分析、思考,对腐败和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抨击等。”（胡柏一：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进程与文体演变，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第42页）“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繁荣,《神圣忧思录》《中国的‘小皇帝’》《丐帮漂流记》《东方大爆炸》等反映社会方方面面问题的报告文学都曾经轰动一时”（胡柏一：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进程与文体演变，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第47页）对当时政策的出台与修订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深远、持久、巨大的影响，其根源还是在于报告文学作品坚持了真实性这一原则。

综上，不难看出以报告文学形式呈现对党史人物的研究，既能够坚持真实性，又能够用文学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从而产生积极意义。这两者共同的真实性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具有鲜明的学术特征和极强的现实可理解性。

前景：主动融合至资政育人

党史人物研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取得了相当成绩，但是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何深化党史人物和党史研究，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祝彦：《党史人物研究的深化——以陈独秀研究为例》，《北京党史》2010年第3期）传统形式的专著（传记、年谱）等往往束之高阁，很难被社会所广泛开发与利用。这些研究停留于“一次研讨会”“几篇新闻稿”的层面，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党史人物研究之目的。当然，党史人物研究传统方式上的政治性等要求，对于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有相当大的“约束”，很难说在传统框架内研究出形式更为灵活、更容易为受众接受的成果。

同样的，报告文学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遇到了自身难以逾越的挑战。“对于报告文学在当下时代的缺位，当下性问题意识的缺失，精神和思想穿透力的缺失，精神和思想资源的不够丰富，是需要反思的症结。”（傅书华：《报告文学写作的困境与出路》，《人民日报》2011年12月6日文艺评论版）报告文学面临着时代缺位和深度不够的问题，“写什么”似乎成为相当部分报告文学作家所无法明确事情。王杏芬就在她的后记中坦言：“除了很少的新闻和网帖，没有一本关于缪伯英的文学专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失。”（王杏芬：《青春·缪伯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页）报告文学在与时代同频中也需要更多的营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对于“英雄”而言，党史人物显然是英雄中重要一部分。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要想实现新的更大突破，可以以党史人物为突破，实现新的更大跨越，实现报告文学时代的突围。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历史，重视对党的历史的研究，重视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欧阳淞：《纪念恽代英——深化党史人物研究》，《光明日报》2014年12月3日理论周刊）无论是作为党史工作者还是一名普通党员，我们在进行党史人物研究时，都要牢记使命，重视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更多形式的创新。笔者重点阐述了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对于党史人物研究的作用。可以窥见，包括新媒体在内的诸多其他载体和形式，都能够成为承载党史人物研究重要使命的载体。

有学者研究认为“报告文学的明天，一是要与时俱进，彰显文体优势；二是底层精神，主体精神的向度；三是与事共存，报告文学使命的担当。”（胡柏一：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进程与文体演变，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第134-141页）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对于报告文学明天的定向，那么也就能够相信，以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式深挖党史人物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期待。

于党史人物而言，既然已经有了缪伯英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样的向警予、赵一曼、蔡畅等女性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是否可以成为报告文学作者下一个记述的对象呢？这一切，值得期待。

无论是党史研究也好，还是报告文学作品形式也罢，归根到底都是要发挥文化对人的作用。党史研究的重要目的，当然也包括党史人物研究的目的，无外乎“资政育人”，如果无法实现此初衷，那只能说是党史人物研究的遗憾。而一部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果不能够感染人、启发人，充其量也就是一本资料，算不上是“作品”。以报告文学形式研究党史人物，这是可以实现双赢的有益探索。必然能够拔高报告文学作品的政治高度，丰富党史人物研究的呈现方式。这也必然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党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