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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奇】乔家大院，感悟一代晋商的情怀。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晋商的自我写照。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他们的成功，令世人刮目相看。13日，迎着艳阳，我们一行又从平遥古城出发前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祁县的乔家大院，寻求一代晋商的神奇之处。
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被专家学者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因此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由张艺谋执导，根据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地就在乔家大院。电影放映后，乔家大院的门票收入从每年8000元上升到超3000万元。
乔家大院名扬三晋，誉满海内外。一部电视剧《乔家大院》更是让我们见识了一代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一生。但往事如烟，唯有这座现存的乔家大院见证了乔家曾经的辉煌。站在正扩建和修缮的乔家大院广场，我们仔细琢磨这种奇特的山西大院文化。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代代晋商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据讲解员介绍，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欠收，秦便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
到嘉庆年间，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又因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
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秦氏经商发迹后，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不思进取，结果坐吃山空。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当时，秦家抽出的股全部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其余皆为乔姓之股。
乔家发迹后，也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但他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
到乔家第四代掌门人乔致庸时代，乔家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续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共在包头城内开设了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
据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透过洒在乔家大院的灿烂阳光，我们在历史的时空里思索。也许，晋商的成功，便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弘扬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如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可以称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历代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成就了“晋商之魂”。
老百姓常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其实，这句话出自孟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基本词义是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伯君子，辛辛苦苦成就了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经过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孟子的话后来逐渐演变为“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现在，我们已无从考证其出处。
秦某的没落已成为笑谈。但乔家的成功却时刻在告诫我们，一个家族要传承百年，道德是基本，教育是载体。贫穷能够让人更加发愤图强，通过努力奋斗来改变生活。
当下的学校，有许多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有很多学生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希望取得更高的成就，来改善生活。越努力越幸运，通常努力的人活着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脱离贫困的生活是迟早的事情。即使父母再贫困，但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改善生活，激励自己的孩子，最迟会在第三代脱贫。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走出乔家大院，杨先生深有感慨地与我们谈起自己的感想。在无数富裕和成功的家族传承中，金钱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要素，最重要的传承是德行与才能。而无论是德行的修养，还是才能的培养，都是通过教育手段来实现。所以说，家族传承的本质也是教育。不论你有多少家财，也要明确告诉子孙，祖辈的钱与他无关。如果需要钱，他必须自己去挣。
行走在乔家大院厚重的青砖路上，我们听讲解员讲到乔家对子弟读书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
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在某中学任教历史的杨先生一岁丧父，36岁时母亲离开了人世，幼年贫困的生活让他经受了很多磨炼。家中兄弟姐妹9人，他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他当过兵，又考学，大学本科毕业后被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是硕士研究生学历。他教学严谨，语言幽默，深受学生爱戴，是学校的历史学科带头人。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十佳班主任”、“宜昌名师”等荣誉称号。
三年前，杨先生把女儿培养成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目前正在备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他先后当过18年的高中班主任，今年上半年，他的历史课《辛亥革命》又获得了全国一等奖。教学期间，他经常让女儿为班上的孩子们讲高中学习的重要性，为学弟学妹们讲解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鼓励学生们永远不能失去信仰和精神。
谈到这里，杨先生情不自禁地为我们讲起胡春华副总理的故事。五一期间，胡春华副总理回到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家乡调研，召集他的恩师、亲戚和同学们拍照，提到了一件令他非常难忘的故事。15年前，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他回家乡，年迈的老父亲让他去山上背柴，说：“你是农民的儿子，无论当多大的官，一定不能忘本！”那一天，胡总理在山上砍柴、背柴，肩膀也磨破了。
胡春华的母亲80多岁了，身板硬朗，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我不识字，大道理不懂，但我知道我们是农民，农民就要勤俭节约、勤俭持家、勤劳致富，时时刻刻不能忘本。”这就是胡春华副总理的家风家教，令人敬佩。
由此，我不由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的家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2月17日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这一段深情的话语，感受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家国情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重要性。我们非常有幸结识了杨先生这位良师益友。是啊，每个家族的情况不同，但并没有什么“万能”的家族传承方案。家族传承，传的不仅是财富，更是文化和精神。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进行传承，都要精心规划，并确保传承人的意志能够得到彻底、持续和忠诚的贯彻执行，这才是成功的家族传承。
我曾看过习近平母亲齐心2013年在习仲勋100周年诞辰时，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万字长文《忆仲勋》。据报道，习近平儿时穿着的衣服，不但补丁摞补丁，而且多是兄弟姐妹辗转相传下来的。尽管声明过“绝对不干”，但他也不得不穿姐姐的“花衣服、花鞋子”。
习近平2003年接受央视采访时也谈到，由于父亲习仲勋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儿时的生活非常简朴。“我们平常穿的衣服，且不说补丁摞补丁，而且都要穿兄弟姐妹的衣服，哥哥的交给妹妹，妹妹的交给弟弟，我比较惨的就是上面有四个姐姐，只有一个哥哥”，习近平说，所以他大部分穿姐姐的衣服，“花衣服，花鞋子，我绝对不干，但是也不得不穿。逢年过节了，我们也都去参加一些晚会，到人民大会堂，到天安门上面，工作人员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破衣褴衫的?知道的就说这是习家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回想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咛，我们透过乔家大院的历史，回望乔家曾经的辉煌，也从另一个侧面体会到乔家朴实厚道的家风。
乔氏对待仆人，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尊重佣人的人格。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人家如有天灾人祸，均热情相帮。因此，这些佣人多能对主人尽心尽力，有的佣人还代主人受刑蹲监。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天旱无雨，邻村张庄与乔家堡共用一个渠引水灌溉，因用水先后次序发生矛盾，引发了两村人大规模的械斗。乔氏第五代掌门人乔映霞正年轻好胜，提了一支毛瑟枪出来为本村人助威，他本想摆摆威风，吓唬一下张庄人，不想枪法不精，当场竟使一人重伤毙命。
县官闻报，拘传凶手。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事，正当乔氏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时，有一仆人挺身而出，说：“主人待吾等不薄，今日主人有难岂能坐视，打架时吾也在场，就说人是俺打死的，官司我去打，人命我去偿，也算跟主人一场。”
乔映霞一听，有人愿代主受刑，急忙率晚辈下跪，说道：“平日没看错你，真是好样儿的。你既有此心，就有劳你了。衙门上下我们花钱打点，保你受不了苦，尽量买个监候就好办了。事若不成，身后事自要妥贴安排，请你放心。”
就这样，此仆果然代主服刑，乔氏对其家百般照顾，盖了一宅院，买了几十亩地。过了几年，恰逢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驾崩，大赦天下，竟由死刑减免，最后被保释出狱。
岁月的风尘湮没了乔家的辉煌，我们在文字里翻阅乔家大院的沧桑。乔家生意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
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结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经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
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
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一路聊天，与杨先生及夫人、文先生与夫人不知不觉走完了上午的旅程。回头凝望，乔家大院依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这座福荫子孙的大院，经历了清王朝的烟雨、辛亥革命时期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70年的扩建，一直在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一代晋商的传奇和辉煌。
山西祁县乔家世代商贾，但在乔致庸之前都是小打小闹，甚至快要倒闭了。直到乔致庸接收家族生意，经过他不断努力，乔家的生意日益兴隆。到清末时，正值清末大量的白银外流，面对这个情况，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花费巨资修建了现如今的乔家大院，此时也是乔家最辉煌的时刻。
此后，乔家大院随着世事变迁，逐渐演绎着一段伤心和没落的故事。1907年乔致庸去世，由孙子乔映霞当家。虽然乔映霞也很能干，但也无力回天。乔氏家族的衰败，就是从清末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开始的。当时，乔家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家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
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更是大受损失。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很多票号濒于倒闭，乔家的大德通票号也是历经劫难。仅仅在1926年，冯玉祥就要走大德通票号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从此大德通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紧接着，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直接导致其在山西发行的晋钞大大贬值。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本可趁机大捞一笔，但乔家并没有这么做，反而积极投入到兑付存款之中，这一次乔家非但没有赚钱，还亏了30万两白银。这真可谓雪上加霜。两年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大德通票号悄然歇业。
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家的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而住在祁县乔家大院的乔家家人为了安全起见，相继都搬离乔家大院，到北京、天津等地生活。乔家的产业，因日寇的侵略，而被中断。
抗战胜利后，乔家商号复业，但也只是苟延残喘，到解放前更是奄奄一息。至此，乔家彻底败落，一无所有。建国以后，乔家人商议将乔家大院捐献给国家，连同捐献的还有许多乔家的古董字画。乔家的后人，外出逃难后再也没能回到祖宅。据当地人说，现在乔家的后人有做老师的、有从事曲艺工作的，几乎无人再经商。
再后来，乔家大院成了当时祁山县政府所在地。1985年，祁县人民政府利用这所古老的宅院，成立了祁县民俗博物馆。2014年11月28日，乔家大院入选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总之，乔家的败落证明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没有国，哪里会有家？乔家大院的衰落，和时局是息息相关的。乔致庸出生于1818年，等到他人到中年时，洋人的铁蹄已经踏破了大清的国门。诚然，在乔致庸的手中，乔家大院的票号发展到了极致。他的主要成就也在于新建了乔家大院，使其成为民居艺术的绝佳代表。
当年，这些都与乔致庸斥重金接待逃难的慈禧，捐资给李鸿章购买军舰有关。因此，他得到了慈禧的御赐匾额及李鸿章的墨宝，为乔家大院增添了光艳。
历史发展的洪流滚滚向前，但总是波澜不惊。也就在当年差不多的时间，西方的银行也进入了中国。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进入中国。西方列强的银行，依托于武力优势，明显不是中国的传统票号可以对抗的。
1897年，李鸿章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后来的大清银行），意味着清朝的买办官员开始涉足金融。乔家虽然与官府关系密切，但毕竟只是一个商人而已，根本无法与手握重权的买办商人去抗衡。
辛亥革命之后，神州大地军阀横行。军阀可没有那么好的心肠，伸手就是要钱，阎锡山还好一点，冯玉祥可就没有客气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来到了山西，乔家大院的的产业又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
风雨飘摇人生路，风情万种与世争。风流写尽沧桑史，笑傲苍穹晋商情。我想，这也许就是乔家大院留给后人的无限遐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