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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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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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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错

今年年初,我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这病虽不影响吃喝,但很难受:左耳内像有一只小虫子,在爬进爬出。又不像是虫子爬,倒像电波在悠悠地传导。骚痒、微痛,轰鸣,用手指抠,用耳勺掏,皆不管用。我把小指头狠狠地塞进去,然后快节奏地来回抖动。就像我少年时代,在塘里洗澡,耳内进了水,要把水引出来那样玩命地摇晃。摇动手指时,症状似乎消失了,但只要一停下,马上又恢复了。整天搞的我烦躁不安。恨不得将左耳灌铅封堵起来!

半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五,我送孙子到学校后,就去了十八里河镇卫生院问诊。在耳鼻喉科,当我向一位中年男性医生说了我的症状后,他让我张开嘴巴,一手拿着压舌板,一手拿个笔式手电筒,往我的口腔里瞅。我说:“医生,我是耳朵里的病,你怎么看口腔呢?”

医生认真地看完,对我说:“你该去种牙了。”

我以为医生跟我开玩笑,但他脸上并无笑意,而是很严肃的样子。我说:“虽然左侧上腭缺了三颗牙,但右侧的牙暂时还可以使用。目前,最要紧的是耳朵,而不是牙齿。”

医生这回真笑了:“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不是。由于左侧长期不咀嚼不运动,打破了两侧的平衡状态,导致牙神经紊乱,影响到耳神经。所以,你得种牙了。种上牙并使用它,耳内神经自然平复,症状就会很快消失。”

原来如此。这真是应了一句古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说:“右侧上下有两颗牙松动时,我就打算给左侧上腭镶牙的,但一牙医检查之后说,缺牙三颗,内侧无依靠,外侧的那颗也松动了。镶牙难度大,又戴着不舒服。不如上面的牙齿全拔掉,镶个半口牙吧。我没同意。那么多牙齿全拔掉,就是花钱买罪受呀!”

中年医生说:“现在谁还镶牙呀?都改种植牙了。”

我从未听说过“种植牙”,“种头发”倒是听说过。头发植入毛囊里,能存活。牙齿植入牙龈内,能活吗?便问:“种植牙,怎么种?你们医院能种植这种牙吗?”

中年医生说:“不能。郑州市有几家私立医院能做。离我们医院最近的‘亚星口腔医院’就可以种。我认识那里一位姓张的医生,我打个电话给她,你现在就过去。坐B1公交车,十分钟就到了。打个盹的功夫就种上了,不耽误你中午吃肉啃骨头!我问:“贵吗?种一颗牙要多少钱?”中年医生随手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印刷精美的广告纸,递给我说:“你看,上面说了,一颗牙860元,这已经是全市最便宜的了。听说去年种一颗牙要七八千块呢!”

我迟疑一下,说:“那就麻烦你打个电话,我现在就过去。”

那医生掏出手机,拨通了号码,手机里传出清脆的女声。医生站起来,喊了声“小张”,便从后门走到院子里,咕咕噜噜地说了一阵子。他们说什么,我听不太清。中年医生返回来,脸上露出喜色,说:“小张说了,今天是3.15,每颗牙九折收费。你赶紧过去吧!”

我道了谢。从医院出来,我一边继续抠耳朵,一边想着种植牙的事儿。我今年65岁,按河南人的平均寿命75岁计算,还有十年的日月等待我。这耳朵整日整夜地骚扰我,即使花钱和受罪,也是必须要接受的。

亚星口腔医院的入口极为普通,显然是租来的房子。我进入电梯,升上三楼。走出电梯,一位带白色立体口罩的女士便向我迎上来,欢快地叫着:“张叔叔,你好!”我问:“你就是张医生?”

她礼貌地点了点头说:“叫我小张好了!”就带着我走近“导诊台”。导诊台后面坐着三位年轻女郎,一律穿低胸白背心,黑色西服和黑色短裙,有点像酒吧里的服务员或调酒师。这是我在医院里第一次看见不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其中一位女郎递给我一张表格。我打开眼镜盒,拿出老花镜,戴好,开始执笔填表。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手机号,住址填完,那女郎说:“好了,下面的您不用写了。”

我将表格双手奉上,小张就带我到大厅里的沙发上就坐。她说:“张叔叔先歇会儿,等待叫号做CT。”

不一会儿,又有一位黑衣女士端来一只一次性纸杯,杯里是浅绿色液体,不知是苦荞茶,还是莲芯茶,反正味道有点微苦。

一边喝水,我一边打量这层楼房,墙是白色的,有几张大型宣传品贴在墙上,其中有一张是德国牙科专家访问亚星口腔医院,与员工的合影照。

大厅里坐了几十位男女老少。多数老人都是哼哼唧唧的,像是牙疼。但我不知他们是真牙在疼,还是假牙在疼。五、六岁的孩子,豁着门面牙,在大厅里跑着玩儿。

一杯水尚未喝完,小张就来带我去做CT。我以前做过脑CT,很贵的。但亚星医院做口腔CT免费。CT师是一位中年妇女,照例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无法判断她是美女还是“普女”。她给我穿上一件蓝色的足有半公分厚的罩衣,如同厨房用的“围腰布”。我明白,这是为了保护腹胸部免受辐射。调好CT的高度,她让我把下巴放在一个托架上,两手扶着CT把手,大约两三分钟,便做完了。

小张在CT室外等候。我走出CT室,小张说:“张叔叔还去老地方喝茶,我去找院长,让她亲自检查。”

我再次表示了谢意。对小张的热情服务颇为不解。她是看在“弓长张”的面子上,还是那位中年医生的面子上?

半小时后,小张来叫我,说刘院长亲自给您做检查。我随她来到诊断室,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坐在长长的写字台内侧,桌子上放着电脑。小张则站在刘院长身边。我坐在刘院长对面,她一边操作电脑,一边让我看墙上的大屏幕。大屏幕就像教室里的多媒体教具,一幅牙齿构成的楕圆形图像丑陋地显现在屏幕上。我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的嘴巴!

刘院长操作着鼠标,一个小箭头在屏幕上移动。她说:“你一共缺了三颗牙,另有三颗松动了,门面牙也不健康,早晚是要掉的。我建议你拔掉不健康的牙,种半口牙。连拔带种,方便快捷。”

“你们医生怎么都劝人拔牙呢!”我一边说,一边皱着眉头凝视着那些畸形的牙齿,不知道刘院长是怎么看出牙齿松动了的。确实,那几颗牙是有点晃,但不上火跟好牙没什么两样。我问:“种半口牙得多少钱?”

刘院长说:“大概四五万吧!一会儿让夏院长给你算一下。”

我惊讶地说:“五万!这得我一年的工资呀!我都快七十了,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刘院长被我说乐了:“哈哈,你身体这么好,活八九十岁是没问题的。去年年底,我还亲手给一个82岁的老人种满口牙呢!”

我摇摇头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要自己去。82岁种满口牙,得十来万吧?这老人准是疯了!院长不必劝我。我来贵院之前就确定先种左侧了。等左侧能吃饭了,再种右侧。”

刘院长笑了一下,没吱声。小张接话说:“张叔叔愿意种一边就种一边好了。”

刘院长说:“请看大屏幕。”

我扭头盯着自己的潦倒不堪的牙齿,看见鼠标箭头在上面移动,画出一条水平直线。刘院长说:“你上边左侧的一颗牙脱落多少年了?”

我没弄懂刘院长具体指的是哪颗牙,回答说:“五年以上吧。”

刘院长说:“不,不!这颗牙至少掉二三十年了。你看,牙槽骨坍缩一半了。这个厚度没有种植体长,是没法植牙的。”

“那怎么办?”我着急了。

“我们当然有办法。”刘院长不以为然地说,“先植骨,九个月后再种牙。”

我问:“植骨?什么意思?”

“植骨嘛,就是在你坍缩的牙槽骨上垫骨粉,九个月后,骨粉与骨头完全融合了,再植入种植体。你想想,最早掉的那颗牙有三十多年了吧?”

我低下头,略一思索,回答道:“1983年8月25日,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

小张接话道:“张叔叔记性这么好?掉一颗牙,年月日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笑了一下,心里说:不是俺记性好,是这个时间与今生的命运密切相关。嘴上说:“既然这样,那就植骨吧!”说完,又补充一句:“植骨多少钱?”

刘院长扭头对站在身后的小张说:“你去找夏院长给张师傅算算价格。”说着,站起身,对我点点头,说:“我先走了。”

刘院长走后不久,小张就把夏院长找来了。这位院长,男性,四十来岁,高个子,大脑袋,很威猛的样子。他手里捧着一个小型的笔记本电脑,在院长的座位上坐下。问:“种半口还是种满口?”

我说:“我只种左侧三颗。”

夏院长看着墙上的CT图像,说:“种三颗——”他把一本处方笺翻过来,摊在我面前,用圆珠笔在上面列算式,边写边讲解:“三颗牙,每颗4500……”又在计算器上按了一通,说:“一万三千五。今天是“3.15”,按九折算。一万三千五乘以零点九——是一万二千一百五,给你按一万二。再加植骨五千,总共一万七。你是一次性交齐,还是先交植骨的费用?”

我自言自语:“这么贵?广告上不是说一颗牙八百六吗?”

夏院长说:“那仅仅是种植体,加上基台和牙冠是四千五,这是医保局定的价格!今年比去年降了百分之六十呢!”

小张也说:“赶上3.15,给您优惠了两千多!”

我沉默了一会儿,知道那位中年医生就是个“托儿”。问:“植骨怎么要五千块?骨头也能植吗?”

夏院长说:“植骨嘛,简单说吧,就是在你那颗坍缩的牙槽骨上,垫上一定厚度的骨粉,再用钢膜包裹起来,钉上钢钉。九个月后,那些骨粉与你的骨头完全契合,就可以安装‘种植体’了。再过三个月,种植体与骨头契合了,就可以安装基台和牙冠了。”

我听了,头皮一阵发麻。颤抖着声音问:“广告上说,打个盹就种好了,还上午种牙,下午吃肉呢!我种牙,得整整一年呀!”

夏院长笑道:“如果不用植骨,我们给你种上种植体,你当然可以吃饭了!不吃饭还不饿死呀?至于吃肉,煮烂一点,照样可以吃的!广告上说的没毛病呀!”

我无奈地笑了笑。问:“植骨有失败的风险吗?”

夏院长说:“风险还是有一点的。但我院有成熟的技术,成功率很高。不过,植骨初期,有水肿、发炎和疼痛的可能性,你需输五到七天的液。我们开方子,你可以在小区附近的诊所里输液,不必到我们医院里来……”没等他说完,我就站起来,说:“今天就这样吧,给我两天时间考虑考虑。我不是怕花钱,是怕疼痛。我的意志薄弱,耐受力低下,若做地下工作,成为叛徒的可能性极大。”

夏院长说:“可以。你请便。”

小张说:“张叔叔真幽默。”

我对小张说:“我下楼走走,一会儿上来决定是否交费。”

小张说:“好的,张叔叔。”

我走进电梯,下到一楼,出了门,踏着长江路明亮的阳光,往东漫步。长江路上车来车往,行人很少,好像这里每个人都以车代步似的。

这些年的岁月磨砺,我变的胆小怕事了。植骨,我既怕疼,又怕有风险,引起难缠的医疗纠纷。那颗不该早逝的牙,给我的后半生带来的麻烦,让我始料不及。我一边抠着耳朵,一边想着那颗该死的牙。

我为四十年前那个轻率的决定感到无奈和忧伤。那是1983年8月25日,我拔掉的那个疼痛时间并不长的牙,有点李代桃僵的意思。我决心与初恋韩圆圆彻底分手,拔掉的那颗牙,就是一个见证,一次决绝。

韩圆圆是我今生的第一个恋人。这个女子温柔得近乎软弱,对其父恭顺得达到崇拜的程度。她在镇供销合作社当营业员。这是她父亲通过关系找到的热门工作。头天晚上,我和圆圆在镇上看露天电影时,圆圆约我去见她的父母,以便把我们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我早上起来刷牙时,感觉上腭左侧最里边的一颗牙隐隐作痛。本来不想去圆圆家,但考虑到已经答应了,还是去了。

圆圆的父亲是一位因特殊行业而提前退休的县城掏粪队队长。那时没有环保局,掏粪工属县政府下属“爱卫会”管理。圆圆的父亲名叫韩文海,也是一个傲气十足的中老年人。我走进他那宽敞、干净、整洁的客厅时,韩文海坐着没动。我本来因牙疼而烦躁,加上韩父的傲慢,我已没有多少耐心逗留了。落座后,韩文海第一句话就问:“听圆圆说,你是大学生,为啥分到镇上来了呢?现在大学生多吃香呀!怎么说也该留在县城工作呀!”

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家在农村,是我主动要求来镇上的。再说了,我上的是师范学校,只是一个中师生,并非大学生。”

韩文海又说:“圆圆是营业员,你是教瘪子;我是退休工人,你爹是老农民,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我以为韩父看不上我和我的家庭,心里的气陡然上升,一连打了几个气嗝,牙疼得更厉害了。

那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段顺口溜,说的是当时四大最牛的职业:营业员、方向盘(司机)、划粮本(粮管所开票的工作人员)、开药丸(医生)。韩圆圆属一等职业中的第一名。用古代科举的名词,就是“前三甲”的状元,确实值得傲娇。但我那时最在乎的职业却是教师,准确地说,我最看重的是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对于上述为人尊崇的四种人,倒是敬而远之的。于是,我马上回怼韩父说:“您说得对!我们两家确实门不当、户不对。您当过‘蛆长’,我爹是修地球的;你闺女的职业是第一,我是臭老九,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我在高攀……”

韩文海打断我的话:“你别拍我马屁,我就是一个小队长,没当过区长!”

我说:“你挺谦虚的啊!我说的是粪坑里的那个蛆长。”

韩文海是个城府不深且易怒的人。他近乎咆哮地说:“老子掏大粪怎么了?刘少奇还说,他当国家主席是为人民服务,你当掏粪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呢!歧视掏粪工,你难道光吃不拉?”

我冷笑道:“刘少奇也没歧视庄稼汉和教瘪子呀!亏您还是做过蛆长的官员呢!”

“你给我出去!”韩文海指着门叫道。

我站起来往外走。正在厨房忙碌的韩圆圆听到声音,跑出来,对我说:“说好了要一起吃饭的,怎么突然要走啊?”

我依旧笑着说:“跟蛆长一起吃饭,谁吃得下呀!”说完,我胳膊一甩,头也不回地迈出门去。

此时,那颗坏牙,似乎上蹿下跳,在牙根、耳蜗、太阳穴之间狼奔豕突。天气跟我的心情一样阴郁。原本碧空如洗,红日高照。现在阴云密布,太阳时隐时现,羞惭似的躲躲闪闪。我一边吸着凉气,一边往镇上一家私人口腔诊所那儿走。刚走到诊所门口,就看见学校收发室的职工小袁向我招手,我站住了,他走过来,我问:“是不是有我的信件呀?”

小袁说:“学校临时通知开会,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赶快去吧!”

我说:“什么要紧的会,单等现在开?我牙疼,想去看医生呢!”

小袁说:“听说是重要会议,具体是啥,不清楚。你还是先开会吧!就差你一个了!”

我一路小跑着去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校长和教务主任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校长见我进来,说了一句:“好,到齐了。”扭头对教务主任说:“开始吧?”教务主任清了一下嗓子,说:“接县教育局的紧急通知,临时召开全体教师会议。现在请王校长讲话,大家鼓掌!”

室内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校长两手往下按了按,示意停止鼓掌。

“今天的临时会议就一件事,上级要求我校上报一名优秀教师,准备参加第一个教师节全县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大家议一议,看评选谁合适。”

会议室里立即议论纷纷,就像蜂巢似的嘤嘤嗡嗡,但听不清谁在说,说什么。十几分钟过去了,也没人站起来发言。

校长又说了一句:“谁有想法请发言。不要开小会嘛!”

室内安静下来,还是没人发言。校长说:“大家都不说,这会要开到什么时候呀?我提个候选人,大家再议一议好吧?”

停了一下,他接着说:“我提名老教师王益国同志。他为了盖校舍冒着严寒去几百里外的山区,买来便宜的杂木瓦板,给学校省了不少钱。大家有什么意见,请表态。”

底下的老师们都不发言,只是小声嘀咕,大致上是说王益国买来的瓦板还是瓦板吗?弯得像狗腿不说,钉个钉子就劈叉了,断了。房屋盖好了,屋脊凹凸不平,兜水严重。其实,老师们早就透露,说校长与王益国至少合贪千把块。我一边吸溜着牙,一边说:“王益国老师购买的瓦板都是烧锅的劈柴,用那些材质盖教室是不负责任,后患无穷。省的钱在哪儿?十二间教室,上头拨款还不够,学校又垫三四千!还好意思说省钱?”

王益国也“腾”地站起来,说:“你的意思是我跟校长贪污了呗!你有证据吗?”他故意拉上校长当挡箭牌。

我说:“谁贪谁知道!这个我管不着!我要说的是,县级优秀教师要教学成绩名列前茅,其他与教学质量无关的事统统都得靠后!”

王益国说:“县局文件上也没说优秀教师非得是教学成绩第一的啊!”

我那时的教学成绩一直是第一名。我很有底气地说:“优秀教师怎么定义,我想根本不需要特别提出必须是教学成绩是首屈一指的。这就像评选计划生育优秀人物是一样的。假如你超生了,你的教学成绩无论怎样优秀,也不可能被评为计划生育优秀人物吧?”

王益国说:“你是说我违反计划生育了?我是有四个儿子,但他们都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前出生的呀!你管得着吗?”

“你别胡搅蛮缠!谁都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教师评优评先的首要条件,应该看教学成绩,而不是其他!”

王益国说:“我知道你的教学成绩是第一。那就评你呗!”

我说:“你这么一说,我是为了争这个优秀教师名额才针对你的啰!我现在宣布退出,但你给学校购买的瓦板质量低劣,我仍然要说!”

我和王益国两个人都是“杠精”。我在争吵时,全身的血液会喷发出愚蠢的兴奋,好像看到了战斗胜利后铺天盖地的鲜花。王益国是镇上的大姓人家,又是“右派”平反的老教师。多年的压抑得以释放,更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也要争三分的主。我们由争论演变为吵架,口不择言,手舞足蹈。正争吵激烈的时候,王益国突然昏厥过去,他口吐白沫,往前扑倒,幸好被身边的人扶住,才没有直接摔倒在地。校长见状,急忙打了120,二十分钟后,急救车拉着笛声驰进校园。大家七手八脚地将王益国抬上救护车,拉到县城人民医院急救。命是保住了,但脑梗后遗症,让他终身瘫痪。

王益国被拉走后,继续开会。“评优”的风向开始转为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但由于我跟王益国的纠纷导致发生严重事故,我主动退出“评优”。居教学成绩第二名的汪老师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

若干年以后,冬天下大雪,一间教室坍塌,砸伤了三个学生。上级派调查组来查原因,认定是瓦板的质量低劣,难以承重。再查下去,发现了校长与王益国的经济问题。校长被免职、降级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王益国因半身不遂,免除刑事处罚,取消一部分退休工资,只发给生活费。此是后话。

会议结束后,我牙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只得去牙医诊所看医生。

牙医是男性青年,小个子,大胖子。他查看了我的牙齿,说:“这颗牙是龋齿,以后会越来越严重,长痛不如短痛,干脆拔掉算了。要不,往后只要一上火,它就会痛的。”

“长痛不如短痛”,这句话说到我的心坎上。我默认了。拔掉一颗牙,并没大的影响,照常吃饭啃排骨。现在看来,拔掉一颗牙,影响是巨大的。相邻的两颗牙唇亡齿寒,早早地夭折了。直到现在,牙槽骨坍缩,多米诺骨牌效应仍在持续。如果当时没有发生两件严重的错事,我的牙也许不会因肝火旺盛而剧烈疼痛。那么,今天也不会受到植牙和植骨的困扰了。

后来,我得知,韩文海并不是讨厌我以及我的父母,而是他想压我一头,为他柔弱的女儿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坚实的家庭地位。他的本意与我的理解严重错位。此后,我的妻子可能由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河东狮吼”。

王益国瘫痪,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点,我是清楚的。虽然王益国有心脑血管病,但是,如果我不跟他争吵,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脑梗症状。我主动拿出两千元钱,作为赔偿。但王益国的几个儿子都不同意,非得让我赔偿两万元私了。那时,两万元不是小数目,我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凑不够。

于是,王益国的几个儿子提起民事诉讼。我们打起了民事官司。结果我败诉了。也不是完全败诉,只负部分责任。被民事法庭判赔王益国人民币五千元。

尽管我仅赔五千元,也相当于我一年的工作白干了。五千元,虽然没有把我压垮,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泥沼里打滚。

王益国瘫痪在床,刚开始,儿媳们伺候得还不错。大儿媳妇公开说:俺公公一个月一百多块工资,伺候他比养一头猪划算得多。后来,因经济问题,被县纪委处分,每月仅给30元的生活费。儿媳妇伺候他的积极性明显下降,因疏于照顾,三年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如果按河南人的平均寿命计,王益国起码少活十二年!当初,我仅自认倒霉,埋怨命运,没有从根上找问题。现在看来,不论是怒怼韩文海,还是揭露王益国,都与我的争强好胜,争名夺利的个性有关。就如同那颗坏牙,“一言不合就拔掉”,没有半点宽容之心。这才是我在1983年8月25号一天里出现三件错事的根源!

也许有人会说:你披露的王益国购买劣质瓦板,有贪污嫌疑,不是正确的吗?不是完全应该的吗?且慢!如果不是时间的检验,不是那场大雪,有几人愿意知道我是正确的呢?所以,王益国的所作所为,应该由时间去检测,而不应该由我去猜测。时间是一把“杀猪刀”,再肥再大的猪都怕它;而我,不过是既有人性又有狼性的“荒原狼”。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人生活在时间与时间的延续中”,没有人能够割断这些联系,就像没有一把刀能把流水斩断一样。你在年轻时踩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有可能在你年老时将你绊倒,甚至溺死此中!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那颗牙也是一样。不能容忍有瑕疵的东西,就是一种人生的“瑕疵”。

我最终没有再与亚星口腔医院联系。一是我咨询过一位医生朋友,他说植骨的成功率仅为50%;二是因为我连续失眠一个星期。失眠造成的危害明显高于耳神经的骚乱。所以,我把治疗的重点由植牙转移到失眠上了。

四月底,我已经有四十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整日整夜想的都是年轻时所犯的过错,当然也包括说过的错话。“日乎三省”,对我来说,连小菜都算不上。我日乎“三十省”,“三百省”都不止。我惊讶地发现,从记事时起到退休前,所做的错事,说的错话,还保存着记忆的,竟达二十次之多。我对那些错误,进行了反复的审视和触摸。发现很大一部分错事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那枚被暴力清除的病牙,当时,如果吃点止痛消炎药,是可以像好牙一样继续使用的。即使老朽脱落,也不会对比邻的牙造成过早的伤害,牙槽骨也不会坍缩了。那么,现在,由于植骨有风险,又难受,我的牙齿无法弥补,老年生活质量堪忧。而且,耳神经还得继续紊乱……思虑多了,大脑整天处于亢奋状态,自然冲击着睡眠。当然,有时候也会打个盹的,但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分钟。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睡了一会儿。只有想起我曾大喊:“把我的牙还给我”时,才知道自己做梦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得起床了。好像跟谁签订了协议似的那么准时。我在屋里东走走,西走走。摸摸这,摸摸那。总想唉声叹气。

 在孩子们的催促下,我到郑州市某中医院看医生,医生说是肝郁气滞,应疏肝理气,泻火安神。让喝一个月的中药。先拿十四包煎好的中药包,每天两次。每周去医院取一次中药包。

一个月后,仍不见好转。我又换了一家医院,医生说是气血不足,心肾不交,阳不入阴,需喝些进补的中药。又是十四包中药,每周取一次。

两个月喝下来,花了两三千块,依然如故。我去找主治医生,主治医生根本不相信他的药不起作用。还说我不说实话,欺骗他。我说:“我干嘛要欺骗你呀?请问,我说你的药无效,你能退给我医药费吗?”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半天才说:“你去挂精神科吧,你这可能是精神上的问题。”

我挂了精神科,经主治大夫检查,做了脑CT和其他必要的问诊,确诊为强迫症、焦虑症、轻度抑郁症。住院一个月,穴位针灸、脑部电疗,吃天麻丸、健脾安神丸,富马酸喹硫平片、劳拉西泮片等七种中西药,失眠症终于有了好转。但往往睡十几分钟就醒,醒了更难入睡。真正睡觉的时间,不过三四个小时。

年轻时,与他人为敌;年老时,与自己为敌。我失眠时,就狠狠地对自己说:你现在才知道焦虑、反思、自责,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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