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御用文人”生涯

2000年3月底，就在我找工作找得精疲力尽、焦头烂额时，一位四川籍的朋友对我说，我倒是认识一家工厂的老板，不过，他那里的活挺苦的，我怕你吃不消。我颇为自信地说，一个人在外这么多年，我什么苦没吃过？于是，朋友领着我去了那家位于上海西郊的某服装印花厂。老板见是熟人介绍的，便收下了我。

按照“惯例”，所有的员工进厂，首先得交上身份证，还有200元的押金。从学徒工开始（一般为3个月，无工资，但包吃住），根据个人表现，每个月发200元左右的生活费。为了能有口饭吃，为了能养活自己，我咬着牙挺过三个月的学徒期，终于与老板签上为期两年的合同，从而成为该公司的“正式员工”。

开始有工资了，可每月还是只发200元生活费，到年终再发全年累计的一半工资，另一半得等到合同期满时再结。单方面“毁约”者，责任自负。

2000年6月的一天，上海《青年报》社编辑谢海涛打电话给我：带上有效身份证件，去取稿费。于是，我便找老板要身份证。他正在电脑上绘图，头也没抬一下，随口问我，要身份证干嘛。我说，到报社取稿费。

“取稿费？！”老板吃惊地站了起来，瞪着小眼睛，从上到下将我扫了个遍。“4月22日，我在《青年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老板见我不像是在撒谎，爽快地给了我身份证，还破例放了我一天的大假。

转了4路公交车，我才从西郊赶到市中心的报社，领取330元的稿费，还带了份样报回来。晚上，老板找我要去报纸看，之后，他又看了我发表在其他报刊杂志上的一些东西。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这个只有三、四十人的小厂子里，竟然还有个“耍笔杆子的人”。第二天，我的工种立马发生改变：从生产车间进入中层管理员的行列。仓库管理、催讨客户的欠款、原材料采购，甚至还陪同老板一起出去洽谈业务。所有的工作，我都能将它们处理得井井有条，得心应手。不久后，老板又交给我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定期对全厂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及业务技能培训”（上海方言，即汏脑子）。

听说老板原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后辞职去澳洲打工。几年后，他带回一大笔资金和技术开始创业。他全套照搬国外资本家的一系列管理模式，甚至还将它们发扬光大了N倍。因此，他凭借具有绝对竞争力的价格、质量及交货期，迅速打开市场，在上海站稳脚跟，并逐步将业务拓展到江浙地区。短短几年功夫，他的资本是成倍翻番，工厂规模也不断扩大。一年中，估计有二百天，工人的日工作时间在12小时上下；至少有2—3月，工人的日平均劳动时间达到14小时。

炎热的夏季，工友们在车间里紧张、高效地劳作，伴随着他（她）们的，是一台台功率达到几千瓦的烘干机、压烫机和太阳灯。工友们身上的衣服、鞋子，还有头发，一天到晚不知道要湿透多少次，然后，再用自己滚烫的“体温”来捂干它。整个车间，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臭味和馊味，乃至于有部分客户想进车间查看产品的质量，不得不捂着鼻子，或戴上口罩，瞅一眼赶紧掉头跑；老板躺在空调间的大沙发上，喝着冰镇啤酒，眼睛像鹰一样盯着监视器，几乎每个车间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如若某个人的动作慢了一拍，或是违反了操作程序，他会立即通过对讲机，让主管领着他（她）去室外享受40多度的“阳光桑拿”。苦苦支撑到夏天过去，总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脚上先是起泡、化脓，由于得不到充分休息和及时的治疗，随后，开始开裂子、溃烂，最后甚至成了“跛子”，在车间里跳来跳去。

三九严寒，工友们用海绵、抹布在一遍遍地清洗印刷制版上的色浆（以防丝网被堵塞），再清洗工作台、墙面、地面，然后才能清洁自己的手、脸和衣服上的各种色浆。天天与冰冷的水打交道，加上各种化工制品的腐蚀作用，工友们的双手，状况好点的，红肿得像胡萝卜，严重的，手背、手指、手掌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口子，有时候连筷子都拿不起来……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劳作，睡眠不足，加之营养不良，我曾经不止一次看见有工友晕倒在车间里。长期以往，“逃离、维权”便成了所有工人最秘密、最热门、最核心的话题。当然，也包括我。一年之中，我实在数不清有多少人，为了逃离，不敢要身份证，更不敢提应得的血汗钱，能溜之大吉对他们来说，就是“保住了一条命”。

曾经，在一个寒风凌厉的冬夜，四、五个“元老级”的员工，从很高的宿舍楼上扔下行李，然后顺着下水管道溜下去，集体“逃往”杭州的一家同行企业；曾经有几次，工人们为了维权，拨打各类投诉、报警电话。往往还不到十分钟，派出所的警车便呼啸而来，工人们暗地里欣喜若狂，然而，警察却将打报警电话或投诉的人带走了！听公司一位驾驶员（上海本地人）悄悄地和我讲，根据“情节轻重”，他们有的在派出所滞留室被关了一夜后放了，有的被“请进”市区的遣送站……在这种状况下，加紧培训新员工、稳定人心、继而“进一步”增强所有工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就成了工厂里最为迫切的大事。

在食堂饭厅里，老板很快为我装上一块大黑板，买来不少粉笔。从此，我开始做起兼职“讲师”。我给我的工友们讲述如何勤奋、敬业，讲解当时非常流行的“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深刻内涵，讲述如何能成为各个岗位上的“行家里手”；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从而赢得别人的尊重……偶尔，老板也会抽出宝贵的时间（他的日常工作也在14小时左右），亲自来听我的讲座，不免使得我有些受宠若惊。于是，我讲得更加卖力，口若悬河，唾沫横飞。可当我看见工友们浑身湿透、挥汗如雨时，看见他们一走一瘸仍快速跟着机器跑时，看见他们见了比老板狼狗的伙食还差得远的饭菜而索然无味，但仍然不得不大口地往下咽时，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绝不是我“教育”的结果，而是在人家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夹着尾巴来做人。

你想呀，一个从乡下初来乍到大上海的农民工，万一深夜被人家赶出厂门（此类事件多次发生过），加之身上没有身份证（被扣押了），没有钱，那是怎样的一种处境呀，真正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要说我的讲课给工友们带来的最大益处，那就是在他（她）们筋疲力尽的时候，给了他（她）们一丝喘息的机会。另外，还有少数几个文学爱好者，他（她）们比较欣赏我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在背后，我知道有不少工友骂我是“老板的狗腿子”，是“伪君子”。其实，人家是骂得对，骂得好！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日子，我浑身散了架似的痛，可我还是辗转难眠。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御用文人”，我曾经对他们是那么的切齿痛恨。因为他们与腐朽、黑暗的反动统治者是一丘之貉，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是帮凶。他们最善于颠倒是非黑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正是他们的强项。有时，我在睡梦中，梦见自己变成了秦桧，变成了高俅……死了这么多年了，还遭万人唾骂，吓得我一身冷汗。可是，一回到现实中，我又依然如故——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我曾经不止一万次地“幻想”过：如果我振臂一呼，不敢说百分之百的工友跟我走，但响应者必众！我会找沪上各大新闻媒体反映事实真相，我会找到知名的律师，会找某县（区）或者上海市劳动监察机构去申诉，甚至会去法院直接起诉他们，那么，很有可能早成了另外一种景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们，不必做得那么苦，那么累，想走的时候，能从工厂的大门堂堂正正地走，而且，是拿上自己的身份证，还有——就是自己应得的血汗钱！

文怀沙教授认为，文化人有两种：一种是奴隶，一种是奴才。奴隶有自己的思想，有反抗性；而奴才只会点头哈腰，阿谀奉承。我深知，仅凭自己喝下的那一丁点墨水，远没有资格被称作“文人”，可是，我曾经的的确确是做过那样的一份工作。我为了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以及那一点点可怜的虚荣心，始终没敢迈出那一步，直到合同期满，“全身而退”。之后不久，我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到如今，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段峥嵘岁月，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