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屋

十几岁离开家乡，在外求学工作，至今三十余年。家乡的房子也由原来的土屋变成砖瓦房，再到现在的楼房。世事沧桑，岁月无情，也抹不去我心中的土屋。

我家是移民户，早年父母住草棚，含辛茹苦，攒起一点家业，在一个叫甲满的小村里，一座小山下筑起三间土房，置办了一些家什，不料附近新筑水库蓄水，天又连降暴雨，一夜间，水淹房蹋，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父母只得按政策搬迁。那时的人们淳朴善良，古道热肠，听说有人要搬迁过来，青壮年人争先过来帮忙，肩扛手提，替我父母把剩余的家什搬到距家约十几公里一个叫盐田的村庄。在一座几乎独立的小山下，靠山筑起两间土屋，同右边的邻居共用一间堂屋。土屋用红色的粘土，中间夹些竹条夯实层层筑成，墙厚约四十厘米，屋顶盖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土屋坐东向西，屋前是一片菜地，前方开阔；右前方一百米开外，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溪穿过梯田，蜿蜒远去；驻足远眺，远处岳沙河自北向南静静地流淌着，其西岸一排孤立、圆锥型的小山点缀田间，常年青翠，令人心怡。土屋右边是一片土坡，种满梨树。不知什么时候种的，屋前三、四米处是一排杨树，记忆中高大挺拔。夏季特别令人发毛，地上、树上爬满了毛毛虫，青绿色，有的中指般大小，小时候拿着石头远远地砸向地上的毛毛虫是一种既害怕又乐此不疲的游戏。地上的毛毛虫往往被人们不小心践踏，一片狼藉。屋后的山坡上有排“木腊树”，长着心形的小叶子，枝丫纵横，树干扭曲着往上长，开着白色小花，结着象花椒一样的果籽，一簇一簇的，果实粉白色，形似薏米，但比薏米纯白，手感爽滑，似凝脂般晶莹。那时的我八、九岁，听说供销社收购，我把这些果实都收集起来，晒干，每次送到供销社，都能换得几毛钱。走出供销社，我总有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好像那些大人根本没当回事，随便给几毛钱就把我给打发了。土屋的左边，十米开外有两棵挺拔的椿树，春天的时候偶尔也能吃上一份奢侈的美味——香椿煎蛋。距椿树不远，是一棵高大的歪脖子桃树，每年紫白色的小桃花在光秃秃的枝条上绽放，令人眼前一亮，特别值待这明媚的春日。

父亲是一个严肃沉默的人。小时候的印象中，他总是早去晚归，忙得见不到他的人影。有时几个月不在家，母亲说，他带着村里的人去修水库了。有一年，他几乎全年不在家，后来父亲零星地给我们讲了那一年修铁路的故事。父亲在家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有客人来吃饭喝酒。他热情好客，不管熟不熟，只要有人来，他都会拉着人家喝两杯。母亲有一手好厨艺，那时物资匮乏，母亲总会想办法整一桌菜。有客人在，父亲是不允许我们几个小孩上桌吃饭；我们只能在厨房呆着，或帮着母亲打打下手，烧个火，端个菜；有时看着母亲干活也是一种享受，母亲干活干脆利落，风风火火。桌那边父亲一边喝酒，一边同客人聊天，推杯换盏，气氛热烈。母亲炒的菜由我和姐姐端到桌上，等客人吃完了或走了，我们几个小的才和母亲一起到桌上吃饭。在家的时候，父亲也很少同我们说话，他总是沉默寡言，不拘言笑，但发起脾气来，我们几个小孩都很害怕。小时候我被揍得最多，也最不服父亲管教，敢于顶撞他。有时会被他撵得满村子跑，村内的胡同小巷，犄角旮旯我比他熟，我冷不忘躲起来，听父亲喘着气，抛下一句“晚上别回来”，便悻悻而去。最怕的是晚上，黑夜是可怕的“帮凶”，当我悄悄地溜进土屋时，一切是那样的平静，可怕的平静！吃饭，洗澡，准备睡觉。该来的总会来的，我被一种叶上长满尖刺的荆条狠狠地教训了一番，这一次被左右邻里的叔叔婶婶们戏称为“收乌龟精”。那尖刺抽过来，扎心般疼痛；我抚摸着隐隐作痛的伤口，在母亲的催促下很快进入梦乡。第二天，见到从木窗透谢过来的几缕阳光依然那样清新、柔和；窗外小鸟的叫声还是那样清脆、悦耳；好像什么也没改变，只有阳光的影子在静悄悄地移动。其实父亲做起事来认真细致，他是没念过几年书，小时候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捣蛋鬼，母亲经常取笑他，只有在此时，他就象个孩子一样有些不自在。很小的时候，一次我和弟弟正在土屋的台阶上摆弄泥巴做成的玩具枪，父亲跨出土屋正准备外出，见到我们，他端详了好一会儿。突然，他抓起地上的玩具枪，做了个瞄准的姿势，口中模仿着枪声“啪…，啪…”，并把玩具枪抖了两下，不料，枪管断了，父亲惊呼一声，看了看手中的“泥枪”，随即用力扔下，撇下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被这一切逗乐了，弟弟“咯咯咯”笑得在原地打转，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剩下的玩具枪都给抖断了。父亲虽然在校读书不多，但他记性好，学习文件和看书非常认真、专注。村里很多人找他评判是非；他会认真地听，一般不说话；等别人说完了，他简洁明了，三言两语解决问题，不讲大道理。那年月村里人以队为单位，集体行动，统一出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都窝在家里难免磕磕碰碰，鸡毛蒜皮的事一大堆。邻居、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吵个架、打个架什么的都来找父亲调解。对此，父亲坚信“话多了扯不清”，谁对谁错，他毫不含糊，言语果断严厉，不服调解下次别找他。我大点的时候，知道父亲也擅长做农村那些技术活，如犁田、爬田、横田等；他犁田犹其让我敬佩，土坯大小均匀，纵列整齐如划。有一年，他特别得意，他承包的一个生产队喜获丰收，队里给他送来了一些竹笋、茶油等山货。过年的时候，队里舞龙，第一个来到我们家拜年。一些叔叔对我母亲说了一大堆感激话。从话中得知，父亲在这一年，带头苦干，哪家困难帮哪家，队里人齐心协力才改变了以往面貌。这个队是有名的“能人队”，占据全村中心区，无人敢管，无人敢惹，被人戏称“白虎堂”。父亲为人正直廉明，抑强扶弱，常常为不平事、欺弱霸凌之事拍案而起。他中等身材，偏瘦，精力充沛；不信鬼不信邪，言语犀利，不无风趣；发怒时双目圆睁，寒气逼人，村内人背后戏称他为“活阎王”。小时候一直不理解父亲的一次行为，还问过母亲：“爸爸为什么要把枣树砍了？”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一副平常取笑父亲时的表情。靠近我家有一块稻田，旁边生长着一排野枣树，正当野枣成熟，父亲刚好路过，顺手摘了几颗吃了起来。这一幕被一群正在田间干活的妇女看见了，有人戏谑他“偷吃枣子”，大家笑开了。父亲二话没说，回家操起柴刀，几下砍倒了枣树，转身进屋坐在那沉默不语。我和几个小孩高兴地跑过去，一起疯抢野枣。

我最喜欢夏日的土屋，外面热浪灼人，屋内舒适清凉；地面润湿，取个门板随便一搁，睡个午觉，凉风习习，呼呼入睡。夏天，我是最忙的一个人，光着膀子，提着水桶和竹篓，抓鱼摸虾，泥里刨泥鳅；池塘边，小水沟，小溪小河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似乎只有夏天，我才感到宽广、自由、惬意、激动和收获的喜悦。当母亲用我抓来的鱼虾烹成一道美味，父亲呷着小酒，对我投来赞许、倍感亲切的目光的时候，我浑身总有股莫名的热血在涌动，小脸也涨得通红。这种感觉直到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刻，更加深深地体会到。我离家上学的时候，父亲用单车帮我载着皮箱，送我到两里外的车站。他话不多，表情柔和，默默地在车上帮我放好皮箱，又静静地站在车旁一直等到客车起动。“回去吧，爸。”父亲看了我一眼，算是告别，推着单车往回走。我盯着父亲那渐渐远去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客车扬起的尘雾中。“他老了很多。”我不无伤感地自言自语。

母亲在那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总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她是一个不服输、做事追求完美的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体现了她的聪明和才智；虽然就几样东西，她总能变着花样让我们几个孩子吃上可口的饭菜。年轻的母亲总是把自己乌黑的头发梳成两个大辫子，她个子不高，走路一阵风，干活麻利。家里被她收拾得干净整洁，加上土屋周围开阔，巨大的木窗透进充足的阳光，一跨进土屋，一股宁静、气爽、心怡的气息扑面而来。母亲力求让我们穿得体面一些，虽然是粗布衣裳，有的还打着补丁，但干干净净。家里就父亲不讲究，他在外面弄得一身泥，不管脏不脏，困了就势往床上一躺便睡起觉了；母亲对此常有怨言，但父亲还是我行我素，母亲也只能听之任之，自己多做点罢了。晚餐是我们几个小的最期待的时刻，母亲会想法子弄些面粉和面条回来，吃碗削面或面条，比起白天吃些剩饭和地瓜饭算是奢侈了。母亲最拿手做得最精致的是被我们称作“油煎粑”的煎饼，看它的制作过程就像它的美味一样是一种享受。每当看见母亲在下午“出工”之前泡好的粘米，就兴奋得直想跳。她一般下午7点左右回家，她会用一根长约半米的圆锥形杉木棒将泡好的粘米在“沙钵”（注：一种内壁纵向条纹突起的敞口陶制品）中磨成浆。我们几个小孩围着母亲，眼睛盯着母亲手中飞速旋转的木棒。累了，母亲也会停下来缕一缕头发。看到母亲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姐姐懂事地拿来毛巾帮母亲擦去汗水；我和弟弟傻乎乎地盯着那乳白色的米桨直咽口水。“饿了吧。”母亲冲我们笑了笑。不一会儿，母亲将米桨撒上盐，搅匀，一勺一勺摊开在油锅上，顿时，油灯下扑鼻的香气溢满了整个土屋。“油煎粑”刚装上碗就被我们抢去狼吞虎咽，热腾腾，香，脆，嫩，滑。小时候总觉得母亲的双手有股魔力，她总能把事情做得称心如意。为了改善家境，母亲常年喂养一头母猪；下猪仔的时候，母亲会彻夜不睡地守候。一窝小猪仔二十来只，大都纯白色，偶尔有一两只小花猪。在母亲的照料下，小猪长得十分可爱，身上干净，毛色发亮；短嘴，匀称，肥嘟嘟，目光好奇，神情顽皮，像一只只小精灵。我喜欢同它们玩，有时候我会蹑手蹑脚探过去悄悄地观察每一只小猪仔；有时候我会突然现身吓一吓它们，小家伙们先是抬起头傻傻地盯着我，朝我努努嘴，突然撒娇似的哄散开去，紧接着又会争先恐后地挤到母猪的身后或肚皮下，探出小脑袋，向我张望；有时趁它们蹶起小屁股摇着可爱的小尾巴抢食的时候，我会冷不防抓住一只小猪的两条后退，顺势提起来，小家伙目光惊恐，两只前腿乱蹬，尖叫着，挣扎着要往下跳。小猪仔没出拦之前，早有人定购了，每当见到卖完小猪仔后留下空荡荡的猪舍，我总会有种失落感。

我们家四姐弟。父母都很疼爱姐姐，父亲常说，姐姐小时候活泼可爱，能歌善舞，大了却变得很文静。姐姐稍大点的时候，已是母亲的好帮手，记忆中她最懂事，砍柴，打猪草，煮饭，扫地，洗衣，姐姐还真象母亲一样任劳任怨，有时还要照看我们三个小的。高一的时候，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见姐姐一个人趴在窗前的柜台上，情绪低落，好像在抽泣，“怎么啦，姐”，我推推她的胳膊。“我这么大了，爸爸说要打死我。”姐姐抬起泪眼委屈地说。打我记事起，我没见过父亲和母亲骂过我姐，更没见她挨过打。不知道那次姐姐怎么惹恼了父亲，我沉默地守候在姐姐的身边，直到母亲过来安慰她，她才慢慢起身又去帮母亲干家务。高考是姐姐的一大考验，她失利过；为此她苦恼过，低落过；也为此哭过。面对父母的期望，特别是母亲辛勤的劳作，她愧疚，自责。母亲也陪着掉眼泪，她无法责备姐姐，只是连声叹气，自言自语道：“还多考几分就上线了。”父亲此时表现得极为冷静，他既不安慰，也不责备，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明年再复读一年。”姐姐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她考取了一所专科学校。那一年，她的一个同学来看她，这是她第三次来我们家了。她比姐姐高两届，个子瘦小，面无血色，同那时几乎所有的学生一样，显然缺乏营养。她今年高考又失利了，对她和我们这些农村小孩而言，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寄托着父母的期望，肩负着改变家庭命运的重任。她们的谈话很沉重，带着几分伤感。同学哭了，哀叹自己的命运，自责自己的无能。姐姐也哭了，她紧紧地搂着同学的肩膀。母亲在旁边抹着眼泪安慰同学：“孩子，明年再努把力。”离开的时候，姐姐送她好远好远。母亲望着同学远去的背影，轻轻地叹了口气，喃喃自语：“好可怜的孩子。”

在四个小孩中，我是最折腾的一个，大人都没我忙似的。大点的时候，母亲也会吩咐我干点家务活。最叫苦的是早上5点左右起床，就着星光和月光，踏着晨露，跟着姐姐和村里几个大点的孩子爬四五里山路去砍柴，到中午才能回家。还好，父亲经常不在家，基本上很少管我。母亲会每天给我分配一些任务，其实也就让我每天打柴火两担，她会每天检查。有时候因贪玩我会用前天的柴火蒙混过关，这是要冒风险的；一次被母亲发现了，她一查到底，我只能乖乖地和盘托出，结果等待我的是父亲的一顿胖揍。母亲平时也很忙，还真没时间管我，别看她个子小，干活，论快慢和好坏，她是村里最好的之一，所以，大多数时间我是自由自在的，想干吗干吗。捞鱼摸虾，抓泥稣；在屋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上枣树或李子树；池塘边或小坡地种上泡桐树。在自留地旁种上篦麻；等篦麻籽成熟时，我一颗一颗收集起来；那篦麻籽油光发亮，麻灰色，我喜欢把它们抓在手里，用力一捏，一颗颗滑溜溜地钻出来，真舍不得拿它们去供销社换几毛钱。在田埂上或菜园旁到处生长着“苦和连（注：黄连）”，母亲说供销社也收购这个；我听了疯狂地挖起来；田埂上和菜园旁被我挖得千孔百疮，母亲责备我破坏道路，影响别人行走，叮嘱我挖过后要整平。在土屋后面的山坡上有一块荒地，我把它整平；在土屋旁边那颗歪脖子桃树下找到许多桃树苗，全部移植到荒地上；在我有限的想象中，不久的将来这块荒地会桃花盛开，成为我心中的果园。那棵歪脖子桃树下面的空地我也没放过，被我挖成一口小池塘，扔进一些抓来的小鱼⋯⋯。

土屋墙上的高处有许多圆洞，茶杯大小，筑屋夯泥时支撑木框留下的，天长地久，这成了麻雀们天然的巢穴。它们会将羽毛、干草、碎布、细线等衔进墙洞筑起安乐窝。它们总是不知疲倦地繁衍后代，一窝接着一窝，叽叽喳喳一天叫个没完。只要在洞口弄点动静，四、五只小麻雀就会立即你挤我挤伸出光秃秃的小脑袋，竭力张开自己嫩黄的小嘴，一声声急促地叫唤。也不知道麻雀妈妈是怎么分清楚谁吃了谁没吃，她每次只能叨来一条小虫，或少许米饭，无数次往返和殉道式的虔城，他们才能养活养大自己的孩子。

我喜欢春夏交替时节。每天清晨，一缕缕柔和的阳光从窗外射进土屋；屋后树上的鸟儿此起彼伏、欢快地叫着；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和灵动的气息，似有无数的小精灵在空中飘荡着，调皮地眨着小眼睛。养一只小鸟一直是我的梦想。小麻雀性子噪，胆子小，见人就到处扑腾，很难养。我把目光转到乌鸦身上，正好有一窝乌鸦在土屋的墙洞中筑巢，我观察好久了。等乌鸦妈妈离开的时候，我搬来梯子，轻手轻脚地爬上去，发现有两只小乌鸦，刚刚长出黑色短粗的羽毛，依稀可见娇嫩粉色皮肤。我用纸箱小心地把它们拿下来，小家伙张着稚嫩淡黄的小嘴，伸长脖子，你挣我抢，拼命地叫着。接下来的日子，我小心地侍候着它们，每天到田间沟渠捞一小桶蝌蚪，一只只送进乌鸦的小嘴里。小家伙长得真快，几天时间全身就长满了黑色的羽毛；二十来天，已是成年乌鸦大小，羽毛乌黑光亮，如丝绸般润滑；它们不停地扑腾，为防飞走，我把它们装在大一点纸箱中。弟弟是个陶气的家伙，他总喜欢拿根木棒去敲打可爱的乌鸦，小乌鸦被敲得“呀、呀”直叫。我实在忍无可忍，冲过去揍了他一拳；他一点也不示弱，随手一木棒敲在我的手背上，痛得我又是一拳揍过去；他“哇哇”大哭，还故意拉高八度。母亲从屋外奔过来一把拉住我，举手就要揍我。正在此时，弟弟嚎哭着猛地冲向乌鸦，举起木棒，疯狂地敲打乌鸦；乌鸦几声惨叫后，他扔掉木棒，飞也似的跑出土屋。我哭喊着要追过去，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严厉地警告我：“再不许欺负弟弟。”好一阵子，母亲才放开我的手。我迫不及待地冲向乌鸦，可怜的乌鸦，嘴巴一张一合，双腿乱蹬，翅膀不停地扑腾，不时发出一声哀叫，眼看没救了，我伤心地大哭起来。很显然母亲对弟弟要多一份疼爱，可以说她给过弟弟两次生命。弟弟很小的时候，误食未成熟的青蚕豆中毒，生命垂殆。那时父亲正带人在外地修铁路，当地一位老中医提醒母亲；母亲立马背着弟弟步行十几里路来到镇医院。弟弟的病情十分危急，好在母亲血型相符，抽血输给弟弟才挽救他的生命。

自从妹妹出生后，我多了份苦差事：看护妹妹。妹妹几个月大的时候，动不动就哭闹，我会把她放在一把竹椅上，拉着她在胡同里，在晒谷场上转悠；她高兴得蹬着小腿舞动着小胳膊，“咯咯”直笑。只有在她安静地睡觉时，我才有时间偷闲玩耍，但不能离开土屋很远；我知道，妹妹有什么闪失，母亲不会饶过我。特别恼火的是，她刚睡下不久，我正玩得起劲的时候，她的哭声响起；我急匆匆地奔回土屋，又得拉着她转悠。有一次，被她哭闹得烦心，恼火得打了她一巴掌，她一阵大哭之后又安静地睡着了。接连好几天，我惴惴不安，生怕母亲知道这事。很多年后我如实讲述这事，得到母亲严厉的警告，我的心才踏实和释然。

也不知啥时候起，我变得倔强起来，对父亲那生硬和武断式的吩咐和支使产生了反感。父亲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工作的人，其他他啥都不理会；他似有处理不完的事情，有时刚到家又被人叫走了。由于他经常不在家，母亲成了我们姐弟的依靠和精神支撑。那一次母亲的“出走”确实吓坏了我们。晚上，父亲和母亲吵架了，父亲对母亲辛苦劳作的漠视和言语的激烈让母亲异常伤心，母亲扔下我们消失在黑夜中。我们四个小孩被吓得嚎啕大哭，拼命地喊着妈妈。闻讯赶来的左右邻舍，叔叔婶婶们替我们到处寻找，呼喊着我母亲。父亲躺在床上，嫌我们哭得烦躁，大声地吼着我们：“嚎什么嚎！你娘还能跑哪去？我看她过不了一个时辰就回来；要哭都滚出去。”一个多时辰后，母亲悄悄地回来了。她坐在土屋旁边的小凳上，一言不发。邻里叔叔婶婶们都过来安慰她，“别吓坏了孩子”；母亲答应好心的叔叔婶婶们不会再走了。叔叔婶婶们都散去后，我们几个小孩围着沉默不语的母亲，不停地抽泣。此时的父亲显得异常安静，“还不去睡！都站在这作吗。”母亲没好气地催促我们。好久好久，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听见母亲关门的声音。

土屋的屋顶盖着厚厚的一层稲草，由于长时间雨水浸泡，有的地方会腐烂，时常漏雨，滴在地上浓稠如酱油一般；刮大风的时候，有时会掀掉一大块，如逢大雨，那得遭罪了，所以，土屋屋顶每年都得修缮。我刚上初一的时候，家里计划换掉稻草，盖上灰色的泥瓦。这样一来，每年期待的一道美味从此消失了；一种失望、若有所失的感觉。那道美味是生长在糯米稻草上的一种黑木耳；每年检修屋顶时都会收集到。用它开汤，加点姜丝和葱花，味道鲜美，口感滑腻，脆嫩爽口。为了这道美味，我会时常提醒母亲督促帮我们检修屋顶的叔叔用糯米稻草盖上一大块；也会使出吃奶的力气把糯米稻草拖到最前面，总是提醒叔叔：“盖这个，叔叔。”后来才知道，父母不只是换掉屋顶，还铺了楼板，搭了楼梯。我兴奋地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观察楼上的每个角落，心中盘算着；用脚度量，用手比划；突然眼前一亮，“对了，靠近窗户边这个位置。”我激动地搓着手，坚定地对母亲说：“妈妈，帮我在楼上的窗户边安个床，我要一个人睡。”母亲睁大了眼睛，笑着说道：“我们的鲫鱼（注：我的小名）长大了。”于是，母亲忙开了。不一会儿，床架好了。我用手压了压，新铺的稻草床垫软而不柔，实而不硬，散发着稻草的鲜香。我试着躺下去，深深地呼吸一口，感觉浑身的自在、舒坦，“再不用同弟妹挤在一起了”，我想。过一会，我找来一张丢在土屋角落里的小桌子，挨着木窗放在床边；又装了一盏油灯；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本书，试了试坐姿，很惬意地阅读起来。从此，无数个夜晚，我便在油灯下美美地看书。夜深的时候，母亲会常常催促我早点睡觉。母亲很重视我们的学习。她自己因为被蛇咬须治伤而辍学，她以两个母舅为榜样督促我们要读好书。那时，我大母舅是当地一所中学的老师，二母舅不久前考取了县广播员，在当时的农村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为了让我读好书，她决不允许我“不务正业”。小学五年级时，看别人下象棋，我来了兴趣，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盒；刚同小伙伴下了一盘，母亲知道后，立马抢过去扔进了灶堂；象棋随着我的泪水顷刻间化为灰烬。现在好了，我变得安静很多，读书也很用功，学习成绩进步很快。母亲同别人谈起我，总掩饰不住的兴奋。就连经常来我们家做客，下乡检查工作的一位叔叔也常同父亲开玩笑，笑着对我说：“等你考上大学，我招你作女婿。”这玩笑在我心中如春风泛起一片涟漪，时常令我在睡梦中舒心一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雨的浸袭，岁月的刀霜在土屋的身上刻下了许多斑痕，但它越发显得伟岸、硬朗。他厚实强健的体魄，宽敞明亮的胸膛，呵护着我幼小的身体和心灵。

                      2018、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