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凤祥
六零后的我,只恨出生晚了一点点,硬是没有赶上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潮流,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记不清楚是一九七几年的秋天了,只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生产队在村子的后山根上盖了一栋土坯瓦房。瓦房房顶上挂着水泥瓦,里外墙抹上了白灰,松木窗门框刷上了蓝漆,窗户都镶着玻璃,铮明瓦亮——那是村子里最漂亮的房子。一长趟的房子总共能有六七间小的房间,每个门的门框上都有一个小标牌上面写着“厨房”“仓库”“男寝”“女寝”“会议室”等等。
队长往鞋后跟磕磕旱烟袋锅子说:“过两天,城里的知识青年就要来我们村下乡了……咱们要好好得待见人家……”
一天下午,一辆汽车在南山岗上露头,后面扬起了一路的尘土,在小山村的南半天边幻化出一道奇异的水墨画景,乡亲们兴奋了……
“来了!来了!知识青年来我们村了!”
我们这些小孩子,带着对汽车的憧憬和知识青年的好奇,迎着汽车跑去,又尾随着汽车的尘土,一路欢呼跳跃,一直跟到了集体户。
大姐姐从汽车上跳下来拉着我们的小手,刮着我们的鼻尖一个劲地夸我们机灵可爱,连忙又从挎包里拿出苹果给我们吃,还给我们圆珠笔和信纸,教我们写信……
一个苹果将城里和乡下的距离拉近,一支铅笔和几张信纸让萌动的少年心事和懵懂的情思在彼此的意会之间产生共鸣。大哥哥大姐姐们英俊甜美的笑容,让寂寞的小山村从此不再死气沉沉,一切焕发了勃勃生机。山川更加秀丽,大地更加广阔。
记得有一次上体育,我们围着屯子跑赛。跑在前面的我,不小心被石子踢掉了大拇脚趾盖,在墙角的蚂蚁洞口用细土掩了一下脚趾,血还是一个劲地往外涌。同学们都嚷着叫我去找赤脚医生并架着我光着脚朝集体户一瘸一拐地走去。身背药箱的刘姐姐正从外面回来,一见到我吃了一惊。她仔细地检查了我的伤情,给我用药水消了毒,然后又用白纱布好一顿包扎,嘱咐我不要再蹦蹦跳跳,小心感染,三天以后找她换药。刘姐姐还免除了我应该交的五分钱的合作医疗费。三天过后,我没有好意思再去找她换药,可是刘姐姐却来到了我的家上门给我换了药,还给了我几片土霉素药片……
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个圆脸白皙,一笑两个酒窝的刘姐姐。
那时,我虽在乡下跟姥姥一起生活,但属于城镇户口,我就想将来毕业了上集体户做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集体户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也处处艰辛。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最主要的是粮食短缺,即使是农村主产的粮食玉米也不是满足供应,也实行定量。至于白面、大米这些细粮,更是金贵得很。知青集体户里实行的是集体管理,独立自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常言道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可怜这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在家里也大多是娇生惯养的主,哪里具备多少自我管理的能力。更何况是头一次离开父母过集体生活,还要自我管理,确实是难上加难。分配的粗粮细粮,萝卜白菜等等,他们只管挑好的吃,上顿大米饭,下顿大米饭,饺子、馒头可劲造,没几天细粮统统吃光了,剩下的就是苞米了,大碴子、小碴子、苞米面。等碴子、苞米饼子、苞米粥都吃光了。最后,竟然把返销粮也吃光了,有条件的给家里写信要粮票,没条件的就大眼瞅小眼,白瞪眼了。没办法只好向队里借。生产队长也是晒干的蛤蟆——干瞪眼。有的知青灵机一动,便到社员家里蹭饭,套近乎,甚至有的男知青居然假意跟农村姑娘处对象,女知青跟农村小伙子处对象。
记得有一位叫罗红的女知青相中了村子里一个姓孟的男青年。小伙子家里哥们好几个是村子里棒劳力最多的家庭,挣得工分最多,分得的口粮也最多。罗红想,如果嫁给孟家,不但吃得饱,还不会受欺负。吃得饱,不受欺负,这是那个时候多少普通人的真实渴望啊!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有幸了解到了这罗红的这段人生经历。
在很多的同龄人的相似的经历中,罗红是很少的“扎根农村,奉献青春”的知识青年的特例。他跟孟家的长子婚后生育一男一女,日子还算平淡和顺。和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长里短,邻里和睦,没有城里人的矫形,一切顺其自然。后来,罗红得了肺病,久治不愈,花光了家底,拖垮了老公,带着不舍与无奈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得知的一些实情,但是,我还是很向往当年的上山下乡。这也许是少不更事,也许是年轻人的偏激和什么事情都好奇和尝试的心里在作怪吧。这就如许多的小孩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顾别人的好言相劝,非要由着性子去干一些冒险的傻事一样,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最后碰了一鼻子灰,丢盔卸甲,才狼狈而逃……
不过,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假设,人生没有彩排,都是现场直播。只有经历了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曾经来过。
生活从来都是波澜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