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学，那是人生启蒙的阶段。

我的小学坐落在芦家原村西头的山坡上。在一个村里，一座山、一个沟、一块地都有它的名字。小学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很优美的名字，村里人称这里为桑圃里，我想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叫法，至于是不是因为这里以前桑树很多，无从考证。

小学的记忆，因懵懂无知和年代久远，完全是碎片化的。当有一天我和发小共同回忆起它，犹如一颗颗一粒粒的珍珠，星星点点，串起来依旧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小学教室是一排入山的土窑洞，外面被青石和砖砌起面子，村里人称作“码面”，这样显得整齐好看。据年长的人说，打土窑洞时曾发生塌方事故，砸伤了几个人。教室前是一片平坦的院子，也是我们的操场，早操或体育课，我们就在这里跑步、锻炼、走队列队形。年长日久，土院子被踩的溜光瓷实，即使下雨天都不存水。院子外围一溜儿矮矮的土墙，把墙外的深沟挡住。挨着土墙的是一排高高的杨树，中间的一颗树上，挂着一段钢轨，那是任教的一位段村藉的姓武的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到扛回学校，用做指挥全校日程的“钟”，这个钟挂了好多年，迎来和送走一批批的学生。那钟声不仅仅回荡在校园，整个芦家原村都可以听得到。“一上二下三集合”，清晨学生听到钟声起床到校，傍晚踏着钟声放学回家。院子的西面有一个砖砌起来的乒乓球台，台面用水泥包裹抹的平展展的，这是学校区别于其它院落最明显的标志。院子东面是男女背向而立的旱厕所，上面用木檩子作骨架有一个顶棚，防水防晒防视线，也算学校区别于其它地方的文明措施。

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一至五年级的学生都在两间土窑洞里上课。教室的地面坑坑洼洼，摆满了老式的木质课桌凳，高低不同，说明它们的来源或制作批次不同。由于是复式教学，给一个年级上课，就给另一个年级布置自习作业。小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差，说话或者搞小动作，影响课堂纪律，老师有时不得不中断讲课，让他们到教室外面“罚站”。有时是一人、两人或者三、四人。学校的院子里进来鸡、狗、猪、猫等，大摇大摆，悠然自得，安详从容，我们像被孙悟空法力定住，不能说不能动。眼睁睁看着它们迈着八字步叽叽咕咕哼哼唧唧不知在说些什么，我们忍俊不禁，突然爆发哄然大笑，又被老师更严厉的呵斥和更长时间的罚站。

村里人土里土气，小学校的学生们身上也到处是灰土，脏兮兮的，几乎每个人都是如此。在那样的环境中，脏是普遍存在的，普遍了就习以为常、自然而然了。学校图孩子多热闹，无门槛入学，学生的年龄、个头差异都很大，小的还不懂事、穿开档裤的。大的已经长成大小伙子或者大姑娘了，但脸上还常挂着鼻涕。不论大小按时上学，排队放学，从来不用家长接送。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校的老师，他们一般都干净整洁且洋气。

教师是公社教办选派的，分为正式、民办、代教等几种身份。民办教师，大队每月负担几十斤口粮，代教则一般都是本村的高中毕业生。工资是队里给记公分，年底根据公分分粮食，每月有十几元的补助，也算是为国家减轻了负担吧。

由于芦家原在方园是比较大的村子，五个年级都有，一般分配有两个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四年级时期的两位老师，男老师叫荀有记，潇洒帅气。女老师叫杨福兰，喜气大方。他们和村里人关系十分融洽，人们打心眼里也很喜欢他们。每年过年开学，家家户户都要请老师到家里吃饭。荀老师算得上是我的启蒙老师，人长得十分精神，留着板寸，衣服穿得十分整齐。皮肤白皙，干净又干练。除了外表和村民形成落差之外，较普通村民多了活泼、开朗，由于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文化，自然显得气质高雅、谈吐不俗。

每年开学，荀老师都要用红黄绿纸，写了漂亮的毛笔字，把教室精心布置一遍，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黑板上方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粗壮的大字，教室四周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催人奋进的标语。两个老师各有一间办公室，我们被叫到荀老师办公室都手足无措、忐忑不安，不知哪里犯了什么错误。他的办公室一尘不染，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土地面洒了水，飘着一股淡淡的泥土香和香皂混合的气味，让我们嗅到一股清香里飘出的威严。办公桌上放着待批的学生作业本，整整齐齐。门口的有一处特别的景致，一张桌子上并排放着两块砖，那是荀老师练字的地方。用毛笔沾了黄泥水在砖上写字，字干了再写，可反复使用。

那个年代的教师，几乎人人都会写一手好看的毛笔字。学校也注重毛笔字的教学。每天都有一节课叫做“写仿”，也就是毛笔字临摹。学校要求每位学生都准备毛笔、墨汁和麻纸本，老师给每个学生写好字帖，然后学生临摹，写好后交给老师批阅。老师一本一本挨住看过，写得好的字用红笔画一个圈儿，以资鼓励。隔一段时间，还进行一次毛笔字的展览。这样的教学课，从四年级开始从不间断。不像如今的教育，只抓成绩不抓基础，硕士生博士生都不会写字，离了键盘电脑，一抓笔就露出先天不足。

每天早自习我们都要背书，荀老师要求我们背诵所有的课文。他搬椅子坐在教室门口，要么批改作业，要么看书，也有维持纪律的意思。每个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很规矩认真背书。学生会背了就站在老师面前，把语文书交给老师，老师盯着课文，让孩子背诵。会背的就可以回家吃饭，不会背的留下来继续背。有时候早饭早过了，有些孩子还没会背诵，老师批评一顿，也只好让其回家。家长发现孩子没回家，找到学校，才明白没回家的原因，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随老师处置。

我们村在垣上，吃水困难，家家户户都要去村边的沟里去挑水。挑水的有男有女，甚至还有孩子。孩子挑不动，就两人抬一桶。从村里到井上，路弯坡陡还窄，找个缓冲的地方都难。那时候，我们放了学给家里抬水，在学校给老师抬水，老师准备了大水缸，抬满水能用好几天。为了补贴老师的生活开支，生产队还给学校在南疙瘩分一块菜地，我们称之为“校园地”。上劳动课时，老师经常带领大年级的学生种菜。我们两人一组往校园地里抬茅粪，那粪桶很臭很臭，我们从小就经受了苦力和耐力的锻炼。

玩耍是孩子的天性，每天下午放学一进家门，书包往炕上一扔就跑了出去，或者把书包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就开始玩。孩子的世界，对什么都感兴趣，玩起来什么都忘了，直到大人喊回家吃饭，有时记不得书包在哪儿，为此没少挨大人打。我们这些孩子就是一个小社会，孩子当中住在学校附近的郭三记年龄大，长得壮实且厉害，就成为“孩子王”。他的手下有一两个副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有的孩子都要无条件地拥护他，按他的意愿行事。否则，轻则“孩子王”就会把你孤立起来，严重的还会遭受拳脚之苦。所以孩子们轻易不敢惹他，人人都绞尽脑汁讨好、巴结、逢迎他，从家里拿好吃的去给他“行贿”。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规定，凡是参加活动的学生，每人必须穿白衬衫、蓝裤子，佩戴红领巾。孩子们都很兴奋，但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在农村，大多数家庭都比较困难。虽然每个父母都想满足孩子并不过分的愿望，让孩子体面风光地参加“六一”活动，但孩子多的家庭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对对凑凑，老大去年的衣服让给老二，于是孩子们穿的衣服长长短短大多不合身，可能参加活动，还能表演自己的节目，心情格外高兴。

“六一”这天，我们十来个村子的学生都到要家岭（公社所在地）集中，参加隆重的庆祝活动。一大早吃过早饭，孩子们都收拾得干净整洁，到学校集合，老师给大家打好“脸子”（化妆），用红纸沾水把脸腮染红，用黑毛笔把眉毛染黑，排两行长长的队伍，打着红旗，背着鼓、锣、镲等乐器，浩浩荡荡出发。一路上，还能遇到其它村里的学生队伍。到了要家岭后，各个学校有序地在舞台前站队，每个学校一个方队，好像等检阅的士兵一样。要家岭公社教办主任闫耀清进行讲话，宣布活动有关安排，文艺表演有序地开始了。先是锣鼓乐队比赛，鼓队每个学生，都憋着劲使出吃奶的力气，为自己学校的荣誉全力拼搏，我们村的鼓乐声敲得最响。

我离开小学的前一年，全公社四年级统考，对全公社的学生考试成绩排名次，这也是对全公社教师教学工作的公开考核。于是荀老师对四年级学生抓得特别紧，大家高度紧张，背诵、练习、复习、测验、辅导，一个目的，就是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成绩。因为那时候作文满分40分，占很大比例，在老师的要求下，我们背诵了不少范文，以应对考试作文写作。考试那天，起个大早，穿上干净的衣服，我心里激动又无比高兴。我们去了临村坡头学校考点考试。最终成绩出来，全公社排队，我和东掌小学的周耀明并列第一，本村郭会杰第二，郭小建第三，芦家原小学大获全胜。教办给一、二、三名学生发了奖状，那张奖状在我家的炕头贴了好多年。

小学时光，是人生的第一笔。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四、五年，但我的记忆却如礼花一现。不经意触碰到的一个点，能引出一大片，但随之又淹没在记忆的大海中消失殆尽。

在我读完四年级的那一年，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班主任荀老师晚上睡下到第二天中午都没起床，人们发现后报案，公安局的人还到村里查验，得出的结论是突发脑溢血死亡。在县城工作的父亲，想办法把我转到县城一完读书，我农村小学的经历也从此结束。

村中的小学，后来由桑圃里移址到了垣上，一度成为全乡的中心校。后来，在农村小学拆并的大形势下，消失了。农村小学拆并究竟对不对？还有待历史来回答。说对，整合了教育资源，摒弃了许多教条主义的教育方式，转向开发智力为主的教育，孩子们能同城市学生一样得到较正规的教育。说不对，孩子在“温室”中成长，束缚了天性，缺失了对大自然的认识，淡化了家乡的记忆和感情，没有了乡愁。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也只能是一种新的框架下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