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国供”

“国供”指国家供应，它是较“农供”而言的一种口头语，实质上是指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人群的物质获取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户口人群列入国家物资供应体系，供应物资主要就是食物和衣用布匹，而农村户口人群则靠生产自给自足。

吃国供，意味着旱涝保收，能吃饱饭。意味着是城市人，与国家干部、干部家属、工人差距不远。吃国供的学生，在学校有明显的优越感；进入社会，被称为待业青年，好找对象，还能分配工作，从小到大能享受好多优厚的待遇。因此，那时吃农供的削尖脑袋想吃国供：途径之一通过考取大中专院校，国家分配工作取得；途径之二是政府奖励，即许多地方对工作突出者，都把国供指标当作一种奖励政策来实施，但也有营私舞弊者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

在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粮油、布匹都属于国家统筹统销，于是，相应的票证成为仅次于人民币的流通凭证。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都有亲身使用过粮票、布票的经历。那些花花绿绿的票证，成为一代人抹不掉的记忆。布票一年发一次，使用频率也比粮票小；粮票则除了山西省地方粮票，还有全国粮票。按照当时的规定，山西粮票只能在山西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不然你到地方就买不到粮食，有可能挨饿。当时对全国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必须到粮店开粮票，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那时候，出差可以不用带身份证，但是粮票是必须带的。因为不论进食堂还是进饭店，不给粮票是吃不上饭的。要是私人出远门儿，也得单位开证明，并扣除相应的细粮，才能在粮店开出粮票。那时候调整工作、上大学都得转粮食关系，粮票简直就是百姓的命根子。邻里间借粮票是经常的事；干部下基层吃派饭自带粮票，丢粮票比丢钱心疼，一张粮票难倒英雄汉……

平时，在粮店购粮则不用粮票而用粮本，那时居民家庭最宝贵的就是俗称粮本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粮油供应证和户口本、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束之高阁。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某种意义上，粮本就成为居民吃饭的护照。

汾西的粮本开始是巴掌大牛皮纸封面的本子，后来换成红色塑料皮本，每户的粮食供应证第一页，都详细地记载着全家人的情况，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性别、民族、职业等等全都登记得一清二楚。每个月的粮、油总量和粮食品种的定量也都记载得明明白白，之后每页为一个月的购粮情况记录。粮油供应证一般每年换一次。那时候，上班工作的工种不同，年龄段不同，粮油的供应量也不一样。一般轻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28市斤，重体力劳动者供应50市斤左右，未成年人(高中生以下)供应9市斤至18市斤，食用油则是每人每月3两。每个人的供应粮中，粗、细粮也各有定量，细粮（白面）供应量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粗粮(玉米面、大米、小米等)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大米虽是粗粮，一般买不到。要想多买点白面粉蒸馍，或是买点大米调剂生活还得“走后门”。

汾西县城内过去只有一个粮店，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乃至一段时期，负责全城“国供”人口的粮油供给，是粮油供应的主渠道。国营粮店坐落在老城的中街南端，老城中街有县城唯一的饭店，当时人们称作食堂；食堂西侧有一个向南走的小巷，小巷下坡东侧是一个大院子，这就是粮店。粮店的南面，紧挨着食品公司，而西侧就是城墙畔和深沟。

粮店就是一排坚固高大的几间平房，它是那个年代汾西人心目中一年四季朝圣不已的“圣殿”。每个月初，人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粮本到粮店领取定量的粮食，这也让粮店成为了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拿着粮油供应证踌躇满志地到国营粮店购买粮油，城镇居民“国供”的社会地位优越感溢于言表。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粮店的门前更是早早地排起长龙，居民们拎着面袋，一边聊着家常，一边排队领粮。买粮油时，先要到一间房子里开票，将粮本、粮票和钞票递进去，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从里面递出来粮本、找零和购粮票据。粮本上清晰记载着某年某月某日，购小米多少斤、白面多少斤、菜籽油多少斤，当月余额多少斤。

取粮油在隔壁另一间堆放着好多面袋和铁皮油桶的大房子仓库里，窗户不大门却很大，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面的味道。厅内进门面对一排坚固的水泥柜台，上有两个倒米面的方形孔洞，其下是突出的镀锌铁皮出粮口。柜台上放着的小型台秤、手压式售油机共同构成了粮店的售粮设备。粮店的商品只有简单的米面油，但是供应量却很大。柜台内几位营业员身着沾着白色面粉的劳动呢工作服，脸上也沾着面尘，就像戏台上的白脸丑角一个样，只有两个眼睛是亮的。他们总是优哉游哉、慢慢腾腾，对前来购买粮油的顾客爱理不理，多有怠慢，甚至训斥，一脸国营单位职工的优越感。漫不经心地接过票据，漫不经心地称量米面，漫不经心地往方形孔洞中倒粮食。人们总是认真地盯着秤杆的准星，生怕有一点误差。恐慌地将面袋套好，生怕营业员可怕的动作将面粉泄出而不管。

我最爱看营业员往木柜里倒粮食－－先拆开封口的小线儿，拆这封口线儿不用剪子不用刀，只要找对线头儿，两只手左右一拉就开了。然后把面袋往柜子的边上一搭，一声“接好!”，忽地一下，米面就从铁皮出粮口倾泻而下，如购粮者米面袋子还没有套好，就会溢出口子泼洒一地，但粮贵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最后售货员揪住袋子的两个底角，呼噜一下另一半也进柜了，这还不算完，倒完粮食还得把口袋翻过来，两手伸进口袋一撑一撑的，发出“嘭嘭嘭”的声音，把口袋抖干净，一点粮食不浪费，而且手法娴熟，极具观赏性。灌油则轻松得多，售油机竖杆上有刻度，一格一两，总共10格。把油瓶口对准售油机出油口，营业员轻松地摁下几个刻度就OK了。粮食买好后，买粮者扛着粮袋，如心肝宝贝般掂着油瓶回家，生怕一不小心洒了或摔碎。

除了粮和油的供应，吃国供的人还会在逢年过节，得到政府的肉食品供应，领取到肉票，到食品公司领取实物。这种供应模式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汾西县城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主食品逐渐增多，每月粮票或多或少也有了结余。当时领粮的政策有了一定的宽限，居民不需要去粮店领粮，可以在议价市场自主选择。议价粮虽然高出供应的平价粮，但是因为无需粮证，可以随意购买，所以在议价市场买粮的人也越来越多。

1992年，国家放开了粮食经营，受冲击最大的是粮店。财政补贴取消了，一时间，集体、个体粮店遍地开花，多层次经销粮食使粮店的销售额锐减，生意萧条，光顾者寥寥无几，因为经营不景气，后来只能是“铁将军”把门，停了业，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来。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慢慢过渡后，国营粮店逐渐被淘汰，退出历史的舞台。紧接着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全部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捆绑在商品身上的“紧箍咒”终于被打碎。从这一刻起，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突然失去了原有的票面价值，被人们压在箱底，开始进入收藏者的书本夹子。

现在的人们，上街买米、面、油，感觉就是“天上掉下五个字，那都不是事”，稀松平常，手到擒来。满大街的粮油专卖店、超市商场的粮油专区，各种牌子、各种规格、各种功能、包装精美的中外粮油，让人们有些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为不知道买啥品牌而大伤脑筋。年老的早已忘记当年在粮店买面油的经历，年轻的对这些事情如同听天方夜谭。

虽然吃国供的时代走出了历史，粮店和票证走出了历史，却永远走不出人们的记忆。在城镇乡村的亿万家庭中，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生活的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或许都能在书柜箱包中，随手翻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粮票、布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