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

1986年春节临近，闻喜寄回家来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巴彦淖尔陕坝糖厂的建筑工地做工，因为赶工期回不来了；信中还说工地急招工人，过完年让他六哥带上五六个人赶紧来。

闻喜人不大，瘦干瘦干的，但嘴巧会来事，很讨人喜欢。在那个年月，即便到建筑工地打工也需要有人引荐，社会上的用工并不多。那时，闻喜跟着邻村的一位泥瓦匠师傅出外打工，确是令我们相当的羡慕。

闻喜提供的这条用工信息在村子里一传开，云子一下子成了众人眼中的香饽饽。我们村里这帮涉世未深的小年轻，都早已腻烦了山沟沟的单调生活，向往着外面世界的繁华。终于等来了机会，一个个向云子大献殷勤，你争我抢，都不想错过。我极尽讨好云子之能事，一番甜言蜜语把云子说得眉开眼笑。得到云子的首肯，我那一刻的欢喜劲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清楚的。一转念又有几份忧虑染上心头，担心父母亲这一关通不过。父母亲对我们的管教很严厉，凡事没有他们的点头同意，我们是不敢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的；我一溜小跑回家，向父母征求意见。谁曾想父母亲听说有闻喜引荐，很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赶紧返回云子家。云子选好的人都在，丑猫、四有、三喜子、贵平，我们开始商量出行的日期，决定初六一大早出发。

过年的欢乐气氛，我被外出打工的喜悦冲淡了，每每板着指头熬盼着。初六，妈妈黑黢黢地起来，蹑手蹑脚地到堂屋悄无声息地做了一锅糊糊煮山药。常言道：大年初三复旧一般。何况是初六，我家的年货早已空空如也。饭熟后，妈妈这才进屋点着煤油灯，吆喝我们起炕叠被。我们哗啦啦一起起床，各司其职，手忙脚乱把炕上收拾干净。四哥将一块四四方方的塑料布放到炕席上，六哥接着就把菜板放上去，老八端来了一摞碗，五哥捧来一把筷子，妈妈端来一大瓷盆热气腾腾的糊糊煮山药。大家脱鞋上炕，依次齐刷刷围个椭圆形坐定。我接过妈妈递过来舀好的糊糊，转着碗沿着碗沿一边吹气一边吸溜起来。妈妈的筷子在碗里飞速均匀地旋转了一会儿，把伴好的炒面递给了我。我直吃到肚子滚瓜溜圆才放下碗筷。

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转身到大红柜前，揭起柜盖，翻箱倒柜给我找出十八块钱的路费，又找来针线到我近前，弯腰曲背穿针引线把钱零的整的分开缝在我的衣服口袋。一边缝一边叨叨说：“这样只是用时费点功夫，但是安全保险，小偷难偷走。出门不比在家，事事处处都的留心。常言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嘴里答应着，心里讨厌着，母亲的唠叨总是没完没了。当母亲的脸贴到我的胸前咬断针线时，我的心底忽感一股温暖的气流滚滚而来；顷刻间，又是一阵千淘万浪的酸楚涌上心头，鼻头一酸，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母亲亲昵地看着我，安慰说：“大男人别动不动地掉眼泪，多让人瞧不起。”我用袖管擦干眼泪，挺了挺腰板。

等我背着铺盖卷走到云子家门口时，他们已经都到齐了，只等着我。当我们一步步离开那一双双眺望的眼神，心中的酸楚顷刻间如山洪爆发，滚烫的泪水又扑簌簌直流到下巴，然后“滴答滴答”地掉下来。

东方的天边放出亮气，穿透冷瑟的天空洒在白茫茫的雪原上。浮云在天空中不停地变幻着姿态飘来飘去；喜鹊在干树枝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顺着乡间小道翻山越岭，冷风吹在脸上像针扎似得。我们不时地从袖管里抽出手来捂捂脸，揉搓揉搓，缓解冻僵的皮肤，再迅速抄回袖管里。我们一边走一边唠着闲嗑，嘴好像也被冻僵了，吐字似乎都有点咬舌。八里地的路程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气氛中很快走完了。来到了乡政府所在地弓沟还不到七点钟，公路边已经站着很多其他村等车的人，有马莲渠、磨子山的、哈拉沟的。我们抄着手挤在他们中间，焦急地等待着唯一一趟客车的到来。站着不动不比走路，几分钟过后，我的上下牙齿“哒哒哒哒”地打起架来，

浑身被冻得瑟瑟发抖。

足足有半个多小时，一分一秒都是煎熬。客车终于来了，缓缓地停靠在路边。我从车窗望进去，车内黑压压的人。我担心坐不上，拼命地往上挤。售票员把着车门喊话说：“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任凭售票员喊破嗓子都没有人听，只是一个劲地往上挤。售票员急眼了，一个高高跳下车连揪代打。皮糙肉厚的我们挨个三拳两脚根本不在乎。售票员用尽浑身解数都无济于事，只好由着我们挤上车。售票员抓住扶手挤进车门，吆喝一声：“开车啦！”客车猛地抖动了一下，才缓缓地向前行驶而去。客车三颠簸两晃悠，车内的空间变得松动多了。售票员把车门关上，吆喝上车的人买票。我双臂使劲松了松周围的空间，才解开棉袄扣，露出补得七花八蓝的腰子，撕破口袋上的缝线，掏出一沓毛钱，点出六毛钱传递给了售票员。

从弓沟到集宁说是一一零国道，却是一条很窄的土公路。二十多里的路程，一路颠簸下来走了将近四十多分钟。小客车驶进集宁城，街道上基本上都是骑着自行车的行人，机动车很少见到。隔着车窗一排一排的平房随着车速消失。

从汽车站到火车站隔着一条马路，从一片排房望过去就能看到略显高大的建筑物横眉上写着“集宁南站”四个大字。顺路向南不多远，向西一条狭窄的通道是进站的必由之路。通道的南面是一堵高墙，北面是一溜迎街的商铺，清一色摆着卖杂碎的摊位。一位位上了年纪的老汉穿着棉衣棉裤，坐在马扎子上一边手握勺头翻搅着红红火炉上滚滚热浪的“杂碎”，一边口口声声吆喝着“杂碎五毛，解饿驱寒。”我们背着铺盖卷前前后后慌慌张张地向车站奔去，活像电影里逃荒的难民。路过杂碎摊时，他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吆喝说：“后生们，热乎乎地吃上一碗再走吧。”杂碎其实并不杂，就是猪血或者羊血掺杂着豆腐，上面飘着红如如的辣椒油。四有“咕咕”咽着口水，说：“怪香的，我们吃一碗吧？”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知道囊中羞涩，谁也没答话，只向

火车站奔去。

售票口向外开着窗口，购票排了一大溜人。我们找到一个墙角处把行李随便一丢，都一屁股压上去。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让我去排队买票。我手里握着大家的买票钱，心中那个恐慌，担心一不小心被人偷了还是抢了去。买票的长队像一条游龙一样缓缓地向前移动着，我时不时捏捏手中的钱，生怕它不翼而飞。突然，身边走过来几个戴着绿色帽子的年轻人，问我说：“去哪的？”我没敢答话。“排上去不一定有票，用不用我们帮忙买？”我怕被看出怂样，那样会恐招来意外，故意地挺直腰板，目视前方。“问了个哑巴。”几个人说说笑笑向前询问去了。不多时，就听有人喊：“我的买票钱，我的买票钱！”人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望过去，几名警察拨开围观的人群把他带走了，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终于买上了车票，晚上八点多。进了车站候车室，地面上到处堆放着民工的行李，人满为患。我们刚把行李堆放下来，就有站务员过来断喝说：“谁让你们把行李放到这里的？拿开拿开。”我们只好拿起来又都抗在肩上。三喜子说：“别人都能把行李放下，为什么我们就不让？”我说：“你不看咱们堵住人家值班室门口了。”大家这才抬头看去，门楣上方写着：“站务值班室。”贵平笑着说：“我们这正叫‘山汉进城两眼牢铃’。‘下雨披了个瓮，甚也摸不清个甚’。”贵平的两句串话，逗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火车上的人更是多的不得了。满头大汗地挤上来，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身子吊着，两只脚落不了地。火车开动后，许多人纷纷钻到了座位下面睡觉去啦，过廊这才松动开了。我把行李就地一放，当成了坐椅坐上去，倒是很舒坦。云子瞅见一个座位下面没人，“哧溜”一下也钻了进去。火车像一头老牛，时不时“哞”地吼一嗓子，“哗嗒哗嗒”慢悠悠地行驶着，一站一站地停下来，上人下人，每次都得起身让过。

到了后半夜时分，云子从座位下面爬过来，说：“毛格，我们有熏鸡吃了。”我

问：“哪来的？”云子笑的嘴都合不拢，说：“我睡的呼呼的，嘴上捂过来个这家伙给我寸醒了，看咱们的运气。”我说：“那可不敢，贪小便宜吃大亏，谁知道谁下的套，出门在外凡事得动动脑子，小心驶得万年船，看惹来麻烦的。”丑猫凑过来，看到云子手中的熏鸡喜笑颜开地说:“好东西，我先撇个翅膀吃。”我急忙制止说：“丑猫，这熏鸡来历不明，不能吃。”丑猫一脸的不悦，说：“毛格，就是多心，吃了哇有求啥了。”我说：“小心被捏套进去了。”丑猫被我说的也犹豫了起来，云子四下瞅瞅，赶忙把熏鸡收了起来。

火车“哞哞”地不知叫了多少回，凌晨四点多，终于到了临河站。我们扛着行李排队下了车。

临河的天气比起集宁的天气那是暖和多了，风不是硬扎扎。天空繁星点点，深蓝而又深邃。跟着人流走出站口，顺北一条大道，宽敞而又笔直，向远隐约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平房，路消失在黑暗的尽头。

时过三十五年，而今的集宁高楼林立，街道宽阔，风景幽雅。出行更是方便，飞机高铁，公路组网遍及城乡，公交网四通八达。乌兰察布整体就业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实现家门口就业，再不用千里迢迢到外地打工了。乌兰察布人的生活水平飞速提高，平时都比那时过年吃的好。旅游，跳广场舞成为城乡居民的新时尚。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发展的速度确实惊人，让人想想都觉得惊奇。

写作于2021年一月十日13点五十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