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获奖证

             我的获奖证

                 林克强

        获奖证，某种荣誉的证明，是对一个人某项成果的褒扬，给予的精神鼓励。我曾经有过许多红色外壳的获奖证，并为此而兴奋欣慰，不过已成为历史了……

         该退休了，离开已工作34年的中石油企业。办完手续，我恋恋不舍地与办公桌告别，能带走的仅是一支钢笔和一大箱红色获奖证。这是往日珍贵如宝，闪烁自豪红光的东西，而今凝视，不见朝霞色彩，却是残阳如血。唯一欣慰的是，上百本获奖证，没有一本是“分配指标”的，全是凭自己努力和能力，用心血浇灌的结晶一一各类征文获奖，以及多家报纸的优秀通讯员奖励。

         回到家，妻子嗔怪道，拿这些红本本回来干啥？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并且又不评职称了，还需要找地方存放自找麻烦。妻子说的也是，退休卸甲，荣誉已成过去，红本本缀满全身又有何用呢？不过，我之所以带回家，是因为这些红色获奖证来之不易。

         1972年，我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的几篇文章，竟成为“敲门砖”，敲开了四川油气建设指挥部宣传科的大门，我由汽车修理工变成了新闻干事。一次，我同省报记者去采访本系统的劳模。走进“干打垒”房屋，我见泥糊的墙上贴满了奖状，玻璃橱柜里摆放着一本本烫金鲜红的获奖证书。劳模一脸荣光，顿觉蓬荜生辉。当时，我既崇拜又羡慕还生几分嫉妒。我想，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也弄几个红本本“光荣光荣”。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学习和勤奋笔耕，我终于如愿以偿，有了一本又一本红色获奖证书。

         1979年，我写了散文《油果子》，反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带来的变化，《重庆日报》副刊发表后，被《中国农民报》转载，年终评为《重庆日报》副刋优秀作品，我获得了第一个红本本。1980年，我参加《四川日报》“天府快讯”有奖征文，为写出真实有质量的新闻稿，我步行20多里山路，采访隆昌县周兴乡72岁的农民杨传勋，撰写的新闻稿《七旬老农喜获大专文凭》见报后获奖，我又有了红本本。我撰写的电影评论获四川省青年影评征文二等奖，内江市一等奖。90年代，是我笔耕丰收的季节：散文《美妙的哭声》获全国石油职工文化大赛二等奖；散文《表姐的平交道》获四川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散文《血气香椿》获四川工人日报散文大赛三等奖；散文《毛主席走过的石油路》获“石油魂征文”二等奖……九十年代，我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内江日报》、《四川石油报》、《四川工人日报》、《中国石油报》等报刊的优秀通讯员。红色获奖证书越来越多，装满一大箱子，足有一百多本吧。

         历史分阶段，人生分阶段，荣誉更是分阶段，过去不能代表现在，总不能躺在这些红本本上沾沾自喜入睡吧。现在，这些红色获奖证已成为过眼烟云。家里住房小，空间有限，一大堆红本本难以存放，我决定处理掉算了。抽去壳内白纸，红色熨金外壳也许还有用。我问文具店的老板收不收？回答很干脆：“不要！”我准备捐给儿子就读的中学，儿子说：“老爸，现在哪个还要你这些东西哟，学校奖励都是发钢笔、书籍、影集之类。”我如若卖给废品收购店吧，只能当作废纸，二角钱一斤，又亏了这些获奖证书。我为难了，存放没地方，处理无人要，难道这些红色获奖证真的无用了？

       一天，妻子的一位女友带4岁小孩到家中做客，小姑娘闹着要玩具。我儿子以前用过的玩具早已送人，无奈之下，我想起了闲置的红本本，于是拿出来当作积木板，教小女孩砌房子……客人走时，小女孩提出要求，把红本本带回去玩，这正好帮我解决了这道难题。我把红色获奖证装了一大袋，顺水推舟送给了小女孩。

         妻子的女友把这些红本本拿走了，我虽有几分失落却很坦然释负，终于为这些红色获奖证安排了归宿。懊悔的是，为什么到人生这个阶段，我才悟出生活中的一些道理？当然，还不算太晚，夕阳余辉尚未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