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证

                   获  奖   证

                     林克强

       获奖证，某种荣誉的证明，是对一个人某项成果的褒扬，给予的精神鼓励。我曾有过许多获奖证，并为此而兴奋欣慰。

      该退休了，离开已工作了34年的中石油企业。办完手续，我恋恋不舍地与办公桌告别，能带走的仅是一支钢笔和一大箱红色获奖证。这是往日珍贵如宝、闪烁自豪红光的东西，而今凝视，不见朝霞色彩，却是残阳如血。唯一欣慰的是，上百本获奖证，没有一本是“分配指标”的，全是凭自己努力和能力，用心血浇灌的结晶——各类征文获奖，以及多家报纸的优秀通讯员奖励。

        回到家，妻子嗔怪道，拿这些红本本回来干啥？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并且又不评职称了，还要找地方存放，自找麻烦。妻子说的也是，退休卸甲，荣誉已成过去，不过，我之所以带回家，是因为这些红色获奖证来之不易。

        1972年，我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的几篇文章，竟成为敲门砖，敲开了四川油气建设指挥部宣传科的大门，我由汽车修理工变成了新闻干事。一次，我与省报记者一同去采访本系统的劳模，走进干打垒房屋，看见泥糊的墙上贴满了奖状，玻璃橱柜里摆放着一本本烫金鲜红的获奖证书。劳模一脸荣光，顿觉蓬荜生辉。当时，我既崇拜又羡慕，还生几分嫉妒。我想，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也得几个红本本“光荣光荣”。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学习和勤奋笔耕，我终于如愿以偿，有了一本又一本红色获奖证书。

        1979年，我写了散文《油果子》，反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变化。该文在《重庆日报》副刊发表后，被《中国农民报》转载，年终被评为《重庆日报》副刊优秀作品，我获得了第一个红本本。

        1980年，我参加《四川日报》“天府快讯”有奖征文。为写出真实有质量的新闻稿，我步行20多里山路，采访隆昌县周兴乡72岁的农民杨传勋，采写的新闻稿《七旬老农喜获大专文凭》见报并获奖，我又有了红本本。

        上世纪90年代，是我笔耕丰收的季节，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内江日报》《四川石油报》《四川工人日报》《中国石油报》优秀通讯员。红色获奖证书越来越多，装满一大箱子，足有一百多本吧。

        历史分阶段，人生分阶段，荣誉更是分阶段，过去不能代表现在，总不能躺在这些红本本上沾沾自喜入睡吧。现在，这些获奖证已成为历史。家里住房小，空间有限，准备抽去壳内奖状供保存，将一大堆红本本处理掉。

       一天，妻子的一位女友带4岁小孩到家中做客，小姑娘闹着要玩具。我儿子以前用过的玩具早已送人，无奈之下，我想起了闲置的红本本，于是拿出来当作积木板，教小女孩砌房子……客人走时，小女孩提出要求，把红本本带回去玩，这正好帮我解决了这道难题。我把红色获奖证装了一大袋，送给了小女孩。

        妻子的女友把这些红本本拿走了，我虽有几分失落却很坦然释负，终于为这些红色获奖证安排了归宿。证书作为物质消失了，荣誉作为精神留心中。证书可以处理，记忆没有消失。

         我还暗自留了个心眼：用手机拍照了一些含金量高的获奖证，并存贮手机相册。我用微信把照片发给在昆明工作的儿子，留言：“老爸当年的证书，是你今天的镜子。”儿子回话道：“获奖证的红色，溶入血脉传承，我一定努力，争取获奖得几个红本本，为自己争气，为父母争光！“

         我说：“好样的，儿子，父母等待你的喜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