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人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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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0年10月某日，浙东抗日游击支队某部二班在汪家山与一支二十余人的日伪清乡队遭遇。其时，日伪军正惨无人道地屠杀一支迎亲队伍。遭遇战十分激烈。我部伤一人，新娘获救，毙敌二人。
我在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我第一次在《北州县志》的大事记中看到这则史料时，已近黄昏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翳、树隙和窗玻璃，淡淡地布洒在桌面上，暮色迷离。我的眼睛疲惫地在密麻如蚁的文字上一掠而过，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或者说兴趣。
应该是事隔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同事的儿子的婚宴。婚宴放在北州县城的太平洋大酒店，宴会厅灯光辉映，宾客如潮，觥筹交错，笑语喧哗，一派喜庆。当身着洁白婚纱的美丽新娘笑吟吟地向我举起荡漾着殷红色液体的酒杯的一刹那间，发生在1940年10月的那个事件突然闪电般地照亮了我的脑际。来不及等到曲尽人散，我匆匆离席而去，回到办公室，从书柜里抽出砖头似的县志，摊开，在白亮的灯光下再次面对那段记载时，我的感觉，就有如面对与妻初恋时她那美丽的脸庞。后来，我在许多个梦醒的黎明捉摸这个不期而至的时刻，总是觉得，70多年前的那个事件原来一直不动声色地深深隐藏在我的潜意识中，等待着我的觉醒和倏然相遇。
我知道，世事沧桑，物是人非，这么多年过去了，想要详细再现整个事件的脉络和真相显然是困难重重，我所担心的不是无从查考，而是无果而终，然而大事记中“新娘获救”4个字像如来的魔咒一样附着在我的身上，蕴藏其间的一个个硕大的问号没日没夜地追逐着我的灵魂，驱之不散，挥之不去。
我推测，史料上的这支迎亲队伍很可能与汪家岙村有着某种联系。汪家岙村80%是汪姓。汪家岙村距北州县城约40多公里，汪家山离汪家岙村最近，在村东约10公里处，是自古以来进城的官道，必经之路。别看汪家岙村地处群山皱褶，却是一个大村，有近600户人家，数千人口，是四邻八乡的要隘通道，逢五、逢十的集市也热闹非凡，吸引着周边的村民。所以无论这支迎亲队伍是迎娶，还是嫁女，汪家岙村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地理节点。
几天后，与汪家岙村的村长约了个时间，我独自驱车前往。如今，以前的官道已成了人迹罕至的古道，从县城到汪家岙村新修了一条柏油路面的标准省道，桥隧相接，峰岭贯通，盘亘出没在皑皑森林和丛丛山花间。一路畅通无阻，自驾是用不了半个小时的。
汪村长带着一个壮年汉子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等着我。樟树绿荫浓郁，婆娑有姿。汪村长指着壮年汉子道，他是孙家根，走，我带你去走走原来的官道。
一路上，汪村长向我介绍他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们汪家岙村的老一辈人都知道1940年的那件事情，但现在，能够竹筒倒芝麻唠磕几句村史、轶闻的人在世已经不多了。我们往东面走。那个新娘是村西头拐脚志平家的闺女，叫汪丽萍。我这一辈份的，应该叫拐脚志平为大伯。说起来，那个时候，他们家生活艰难，日子过得不容易。志平婶一年到头躺在床上，志平伯又行动不便，上有俩老，下面3个孩子，汪丽萍是长女，那年17岁，一弟一妹。家穷了，就想着减少吃饭的嘴巴，何况汪丽萍也确实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老人们说，汪丽萍文文静静的，没有乡下丫头的疯劲，皮肤白暂，耐看，属于那种越看越好看的姑娘。当心，你走这边。媒人在北州城里给她寻了个大户人家，遗憾的是男方只有10来岁，去作童养媳的。据说，男方的母亲一年多前因病过世，父亲又娶了小，却怕继母私心，薄待男孩，所以娶媳是形式，找个人服伺、看护是真。但毕竟彩礼丰厚，志平伯就应承了。出嫁那天上午，男方管家领着新郎来迎亲，一顶抬轿，三扛猪羊鸡鸭、糖果糕点，八埕老酒。午饭摆了七八桌，村子里走得比较近的本家长辈都去了。那顿酒醉倒了村里好几个汉子，但最经不起喝的却是本来酒量不差的志平伯，酒过半巡，他就醉得不省人事了。饭后起轿回城，不料半道出事了。我们慢慢走，这里离汪家山已经不远了。
天色有些阴沉，小风吹来，把后背上的汗丝一下子收了。我们在林子里踢踢踏踏走了二十多分钟，终于踏上了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这就是当年的官道了，汪村长说。先前，这条道路人来人往，还是有些热热闹闹的景象的。后来，日本人在城里杀人的恐怖传进乡里，往来的人就少了许多，路上便显冷清。我说过，志平伯家境贫困，所以汪丽萍的嫁妆也是男方预先送过来的，当然这样做也是男方怕失了面子。虽然不是十里红妆，毕竟该有的大件都是备齐的，一干人抬的抬，扛的扛，吹吹打打，一路也见逶迤。这汪家山哪，不高不险，但地形十分复杂，可藏，可避，可逃，所以当时那一仗遭遇战，游击队寡不敌众，后来能够安全撤离，与熟悉汪家山的地形条件是分不开的。
当年那一仗另有目击者吗？比如路人、村民。我问。
汪村长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还是有的。你看，这就是汪家山了。举目眺望，但见汪家山草木森森，风行雾走，一片苍茫。别以为汪家山主峰海拔不超过700米，汪村长说，其山脉却是走势诡谲，极尽腾挪回旋，曲里藏势，拙中显巧，奇特的很。
汪村长接着轻轻推了一把孙家根，好啦，接下来该孙家根出场了。
我只道孙家根是汪村长的随从，哪里想到他也是一个知情者。我有些疑惑地转向孙家根。我是听我爷爷讲的。我爷爷当时十几岁，应该是这场战斗唯一在现场的局外人和目击者。那天，我爷爷在汪家山上砍柴，突然听着有欢快喜庆的唢呐声从远处传过来，他就停下手中的活，直起身来。小孩子总是喜欢凑热闹的。爷爷看到一支娶亲的队伍又吹又打地转过弯口，一顶小轿合着唢呐的节奏晃晃悠悠，一溜红色的嫁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点儿耀眼。看着看着爷爷兴奋起来，正当爷爷清了清嗓子要张开喉门跟着开心地吼几声的时候，猛然发现山弯那边，二十几个日伪军相向而来，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发着寒光。爷爷急忙跳将而起，顾不得林间荆棘横生，慌不择路飞奔而下，一面大声呼喊，一面挥舞草帽示警。但是，高昂的唢呐声、欢天喜地的气氛、黑压压的树林和林间风的呜咽遮挡了这一切。爷爷还没冲下半山腰，娶亲的队伍就被敌人给挡住了。相恃了一眨眼功夫，鬼子就开了一枪，恐怖的枪声在山谷里振荡，一名轿夫应声倒下。接着是第二声枪响，第三声枪响。我爷爷吓得紧紧捂住嘴巴，热辣辣的小便一下子冲决出来，湿了一裤档。正当这时，十来个人影从林子里闪出来，对着鬼子就打，一时枪声大作，满山的树枝都惊吓得飒飒发抖。爷爷看到双方均有人中弹。毕竟是鬼子人多，那些人边打边退，鬼子在后头穷追不舍。看似有些木讷的孙家根，说道起来却是有声有色、手舞足蹈的。
我爷爷说，当时，空气中充满了一团团浓烈的火药味和血的腥味。
后来呢？
后来，我爷爷连滚带爬地回村报信了。
新娘呢，新娘不是获救了吗？
我爷爷没有说当时看到有什么人获救，都打成那个样子了，救怎么救啊！
孙家根对我的疑问显然有些不满。不过，他补了一句，新娘确实是回村来了，至于谁救的，就不得而知了。我对汪村长，新娘是怎么获救的，县志里没有记载，村子里也没个说法吗，新娘汪丽萍后来又怎么样了？
二
我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孙家根爷爷一个人的叙述不足以还原，或者说准确还原整个事件。那么还有谁，在汪家山从1940年10月某日的这个时间节点经过了？
我想到了成功撤退的浙东抗日游击支队某部二班的战士们。他们是当事人。
我开始大量查找浙东抗日游击队的相关资料。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将搜寻面不断扩大到浙东抗日游击队活动的相关区域的县、市纪念馆、档案馆以及中央、各有关省委出版的党史文史资料。但如果不是我本身的工作岗位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也是困难不少。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本省高台县编纂的《浙东抗日游击队史料选编（六）》中，看到了一篇署名冯子刚的回忆文章，其中一段写道：
1940年10月，正是秋收时节。一天，我奉支队命令，带领二班去汪家岙村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和筹集军粮工作。这段时间敌人也以清乡为名到处强征粮食，所以行动时，我们潜林越涧，穿山过径，很有点神出鬼没的意思。刚近汪家山，突然一声枪响，我们知道一定是遭遇敌人了。我和战友们悄悄地向目标靠近，看到了敌人枪杀迎亲队伍的残忍一幕。这时，敌人也同时发现了我们，战斗一下打响。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们打死一名鬼子、一名伪军，我班战士张铁蛋中弹。敌众我寡，我们凭借树林、山势边打边撤，大概半个小时后才彻底甩掉了敌人。
3天之后，我们重返汪家山搜索，在一个隐蔽的山洞，找到了被新娘救起的战士张铁蛋。
我一时大喜过望。文章以亲历者的视角印证了大事记记载的若干具体情节，但我也意识到，事实仍然扑朔迷离，在“救”和“被救”这个问题上，两者表述大相径庭，存在着令人费解的矛盾。那么，在事实和有限的史料中，到底缺失了哪个环节，这个环节？
三
我继续搜寻。我相信，历史选择了我，也期待着我。那段时间，我茶饭不思，鱼肉不香。我像一个锲而不舍的考古工作者，捏着一把小锤子，在荒古的时光深处洞幽察微。我甚至动用了县志办副主任的特权，指定两位同志协同查找，但持续一月有余，所有稍有关联的片言只语都踪迹全无，再也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指向。搜寻陷入僵局。
一个上午，县志办开了个当前工作安排的短会。会议结束回到办公室，却见汪村长翘着二郎腿在抽烟喝茶。
见到我，他咧嘴就笑，我给你带来了重磅好消息，你想想怎么谢我吧！我问，是汪丽萍有着落了？他说是。我说，都到中午这个点了，找个饭馆边吃边聊？不了不了，他摇着头，我开开玩笑的，哪有真要你破费的，况且，我还有事，等着赶回村里去呢。
我们长话短说，他说。据村里的老人讲，汪丽萍是3天后被游击队的战士们送回家的。至于这3天她是怎么过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村子里众说纷纭，却都未见得是真。回来那天，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秋衫，袖口是滚边的，缀有一朵洁白的莲花，一排盘扣，青春的气息从衣衫弯曲的线条上喷发出来。刘海崭齐，盖在额头，头发向后梳得服服贴贴，一丝不乱，脑后盘成发髻，一根发钗像是很随意地斜插着，有些风情万种的样子。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脸上搽了一层薄薄的水粉，白里透红，愈发得好看。我之所以在这里把她的穿着打扮描述的这么详尽，原因等会儿你就会知道的。游击队的同志握着志平伯的手，一迭声的谢谢、谢谢。汪丽萍在旁抿了抿嘴，悄无声息地钻进了闺房。
钻进闺房的汪丽萍从此很少出现在村子里，像是真的嫁到城里去了。
她父母一心想给她重寻一户人家，但她闺房紧闭，一口拒绝。五六年后，不知怎么回事，她竟进城去找了原来的夫家，那户人家竟然也接纳了她，在大道地后面佣人们住的那排厢房东头给了她一个小房间，好像儿子没了，白拣一个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这汪丽萍却像是变了个人儿似的，穿着一件袖口滚边，缀着一朵洁白的莲花的淡蓝色的衣衫，刘海崭齐，盖在额头，头发向后梳得服服贴贴，一丝不乱，脑后盘成发髻，一根发钗像是很随意地斜插着，脸上搽了一层薄薄的水粉，白里透红，手臂挽了只小包裹，整天在城里各处游走，尤其是影剧院、集市和商场，人聚众多的地方，肯定有她。你应该知道早些年县城里被称作“水粉瓶”的那个女人，就是她啊！
什么，是水粉婆？！我惊得从坐椅上跳将起来。
四
许多年以前，北州县城建成区也就几平方公里，很小，可能比现在一个建制镇大不了多少，过去民间有一粗俗的比喻，说是有人放了一屁，满城人全都臭着了。城里的人也都相互熟悉大致的相貌，今天若没在街上照一照面，明天一准会在哪个转角处撞个满怀，所以又有谁会不知道大名鼎鼎的“水粉瓶”呢！老实说，当时她的知名度可能比县委书记、县长低不到哪儿去的。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一次碰到她，母亲都会要求我，叫“水粉婆”，于是我便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水粉婆”，“水粉婆”就势摸摸我的小脑袋，真乖。其实，那时候，她大概不过五十岁，尽管搽了一层水粉，也仍然掩盖不了细密纵横的皱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当然，因为水粉婆的那身穿着打扮，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差不多是视她为疯子的。所以如果不是母亲在旁，而是和一群小屁孩斯混在一起，我也会跟着其他孩子在她身后遏斯底里地呼喊：“水粉瓶”、“水粉瓶”、“水粉瓶”……，她不但不生气，有时候反而回身笑笑，娉婷而去。
听大人们说，以前都叫她“水粉萍”，多多少少体现了大家心中对她的一种羡慕。那时候，她年轻、漂亮，一如既往的老派装束，得体大方，水粉淡淡，发髻招摇，惹得多少小伙子回头偷看。后来，叫着叫着叫走了音，就变成“水粉瓶”了，叫着叫着把“水粉瓶”叫老了，也慢慢的叫出了嘲讽、轻蔑的意思。
我记得，水粉瓶住的地方，与我家只隔了一条窄窄的小巷，很近。我母亲曾经带我去过那么几次。那是一排低矮的小屋，她住东头的那间，屋内简陋得近乎寒酸，一只橱柜，表面的红漆一块一块脱落了不少，只有铜质的拉环，才依稀可辨当年的荣耀；一张小桌，要不是靠着窗户，怕是立不住的；两条长凳搁了块木板，是床，被褥却干净整齐。倒是屋后的一只小园，被她拾掇得菜绿茄紫，生机勃勃。当季的菜蔬，水粉瓶常常会送一些到我家。记得每年，水粉瓶都会出一两次远门，那时，她就会将菜园子托付给母亲，帮她浇浇水、施施肥什么的。我也曾在菜园子里光着脚丫子撒欢，拍打翻飞的蝴蝶，在墙角潮湿的石头下，捉拿浑身翠绿的“纺织娘”。
为了那身一成不变的穿着，她也是吃过不少苦头的。尤其是在灰蓝一片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她的妆扮确实另类。有一次，红卫兵小将抢夺她的小包裹，结果抖落一地的除了水粉盒之类，还有一枚褪了色的红五星，一只小塑料袋里藏着一张模糊得看不清写了些什么的旧纸片。谁知，这一次却是触动了她的命根子，汪丽萍尖叫一声，扑上前去，一反往日的羸弱。
我和水粉婆之间唯一的一次单独交流是在读初二年级的时候。那天放学，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转过一个街角，我看到水粉婆缩着肩，小包裹抱在胸前，躲避在屋檐下，很无助的样子。我走到她身边，水粉婆，我送你回家吧。
唉呀，是你啊，好，走，走走。
路上，水粉婆手搭着我的肩头自言自语，我去城郊乡溪南村看杨梅节了，人不少呢，摘杨梅的，拍杨梅的，卖杨梅的，乡政府门口的广场上，还摆起了擂台，一摊一摊的杨梅大家随便吃，哪个杨梅甜，好吃，就在小纸片上写个号，丢进一只红色的小箱子。想不到下起雨来了，后来那么多的人忽然都走了，散了，不知道去了哪儿……
还有一次，是一个晚上，月亮悬在天上，像一面银镜。吃过晚饭，我趴在桌子上温习功课，母亲在做针线。有人敲门，母亲起身打开，是水粉婆，她提着一小篮的新鲜豌豆。母亲把水粉婆迎进门来，回身却找不到针了。桌上、地上、针线箩里到处找，就是不见踪影。
水粉婆看在眼里，叹了一句，转眼的一根针都找不见，何况人呐！
母亲大概听出口气中的凄凉，问，大婶，你在找人吗？
……
大婶，大婶，你这是怎么啦？
我抬起头，却见水粉婆满脸泪水，母亲递了一块手帕给她，她伸手去擦，却是怎么也擦不了，她索性就不擦了，任由泪水打湿了胸襟……
这差不多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离开家乡去杭州读的大学，再回到家乡参加工作，水粉婆的身影早已远去，谁会想到竟在今天又一次“狭路相逢”！
五
每一个貌似平凡的人生，都是一卷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命运史诗。我已经忘了这句话是谁说的。总之，现在，我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看到的行人，仿佛都是一本本方方正正的移动的书，写满了人间的欢乐和艰辛，写满了岁月沧桑……
如果母亲健在，她与水粉婆十几年的过往，一定会有许多让我踏破铁靴无觅处的发现和收获，可是不幸，两年前，母亲病故了。我向城里的一些老人打听水粉婆，却都说，走啦走啦，走了好久了。
我心里不住的惋惜和惆怅，我不知道，水粉婆带走的，是一段怎样诡异的历史！自然，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许多个时间和空间框架里，可以很轻易地找到无数让人类百思莫解的事件和地方，比如玛雅文明为何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太阳岛上的巨石阵又究竟来自何处？“魔鬼三角”该作怎么解释？马航MH370为什么像蒸发了般踪迹难觅？等等，而尘埃一般的水粉婆她飘逝的一线淡淡轨迹，会因为我的耿耿于怀而昭白于今日吗？
一天夜里，我梦见了水粉婆，她指手划脚地对着我说什么，但我怎么也听不见，那情形如同看卓别林的默片，急得我上窜下跳，正好旁边有一棉签盒，我抽了一支使劲捅自己的耳朵，结果把耳朵捅得“轰隆轰隆”一阵巨响，惊得醒了过来。睁开双眼，发现窗外春雨喧哗，闪电纵横，沉闷的雷声在天庭上滚动、炸响。
我将相关材料整理了一下，装进一个文件袋，准备暂时放一放。我十分清楚，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
谁知，没过多少日子，汪村长打了一个电话来。他在电话里调侃，怎么样，是不是又想我啦？
是啊，我心里想，怎么能把这位老兄给忘了呢！我连忙接腔，对呀对呀，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哪。
好啦，别“嫖”（北州方言，调侃的意思）我啦，我还不了解你嘛。告诉你吧，我找到水粉瓶的侄女了，你就想想出什么样的价钱摆平我啦。
好说好说，你老兄开口就是。她在哪儿？
急吼吼的做什么？价钱还没谈妥呢，哈哈哈哈。
太平洋大酒店摆一桌？
那是必须的。告诉你，水粉瓶在的时候，生活上一直靠的就是这个侄女的接济，水粉瓶走后也是她一手料理的后事。她自小就在外读书，现在退休了，随儿子居住上海，清明节马上到了，她会回老家上坟的，到时候我约你好了。
六
清明那天，接到汪村长的电话，在明媚的春光里，我又一次驱车前往汪家岙村。
水粉婆的侄女长得与水粉婆确实有些像。如果打个马虎眼，一定以为就是年轻时候的水粉婆了。我姑妈是一个很苦命的女人，是一个为痴情耗尽全部生命的女人。她轻声细语地开始了她的叙述，不要说外人，即使是我们自己家里人，对姑妈的穿着和终身不嫁都难以理解，以为她确实依恋旧社会的那一套，以为她为那个死去的小男人伤透了一辈子的心，以为她的神经遭受了无法修复的刺激。许多年后，有一次在一个同乡会饭局上，偶尔议论起“水粉瓶”（他们不知道她是我的姑妈）的穿着，在座一位讲师，竟然称赞这是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坚守。但这样的评价，对于我姑妈来说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在姑妈生命的最后时日，我没有离开她半步。弥留之际，她抚着我的手，示意我从橱柜里取出那个小包裹，打开。我看到一枚颜色已经暗淡的红五星，一只小塑料袋里包着一张旧纸片。姑妈那干枯得像树根一样的手指轻轻地抚摸了一会儿红五星，然后抖擞着摊开旧纸片。我偏过头去看，纸片上有铅笔写过的痕迹，由于时间太久，除了“等”、“嫁人”、“蛋”几个字依稀可辨，已经没有办法读成完整的句子了。姑妈闭上了眼睛，好久，我发现她的眼角有一粒晶莹的东西在闪烁。又好久，姑妈一声叹息，仿佛鼓起的是毕生的勇气，断断续续地向我吐露了在她心中深埋了近半个世纪的故事。
水粉婆的侄女开始沉浸在水粉婆的情绪里。
我知道，我的许多行为不能为你们所接受或理解。在这个世界上，在很多人眼里，倘若有人认同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那只有一种可能，他是傻瓜。但我不是傻瓜，我也不是故意装傻，我仍然是那个生在汪家岙、长在汪家山的汪丽萍，没有任何的改变！
其实，我何尝不想和其他女人一样，过一过锅台烟火、家长里短、相夫教子的凡俗生活呢？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哦是的，是1940年的10月。那天，是我新婚的大喜日子。这门婚事，我一直没答应过，确实，对方家境不错，可我嫁的是人，不是嫁给钱财。但静下来看看自己这个破败寒酸不堪的家，母亲患病，父亲残疾，弟妹幼小，度日如年。反过来想想，还有什么不能嫁的？
谁知命运偏偏捉弄人，那天在汪家山正巧遇着了鬼子，我也不清楚鬼子为什么就开了杀戒。我在轿子里吓得大气不敢出。一排密集的枪响之后，我突然听到一声呐喊，同志们，打——！接着，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噼噼啪啪，有的子弹打在轿扛上，有的钻进轿棚，又贴着我的耳朵吱溜一下飞出去，吓得我昏迷了过去。
等我醒来，已是冷月普照。我胆颤心惊地从轿子里爬出来，眼前是横尸遍地，嫁妆支离破碎，一片狼藉，碎的镜片在月光下反射着寒光，被单、衣物挂在高高的树丫上飘飘扬扬，倒像招魂的幡。我正准备飞奔回家，突然听到了一声似有似无的呻吟。唉，我哪里会知道，就是这一声似有似无的呻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一切都是注定的啊！我朝那个方向走去，拨开灌木丛，一个男人龟缩在坡地上。我是游击队的，他艰难地低声说。我试着扶他起来，他的左腿无法行动，脸上、手臂上还流着血。我找了一块裙布，撕开，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我们走吧，我说。
汪家山我是很熟悉的。父亲只要是到山上打柴，总会带着我作帮手的，十几年了，我们差不多踏遍了整个山峦，哪里有柳暗花明的幽僻小径，哪里有像软床一般舒适可心的小草坪，哪里有甜甜的清泉，哪里有可供躲风避雨的山洞，我全都了如指掌。看他那个样子肯定是走不到汪家岙的，我就从乱七八糟的嫁妆中搜寻了一些吃的和毛巾、衣物之类，一路跌跌撞撞，带他到了最近的一个山洞，计划等明天再作计议。
可是，第二天下起雨来了，是那种缠绵不休的雨。
枪伤的疮口是禁不住雨水浸润的。既然走不了，我就作了暂时留下来的打算。我把大红的婚服换下来，穿上那件袖口滚边，缀着一朵洁白的莲花的淡蓝色秋衫，将额上的刘海理得整齐平直，头发向后梳，尽量服服贴贴，一丝不乱，脑后盘个发髻，随意地插上一支发钗，脸上再搽点薄薄的水粉。我想，人，是应该有点精神气的。打理完自己，我在山洞口接了些雨水，将那个自称是游击队员的男人清洗掉伤口周边的血迹和泥污。当我将他的一张方脸洗出来时，发现竟是一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什么是一见钟情，我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所有始于心动的都是情爱，但在那个不合时宜的时间和地点，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内心砰然一动，不知所措地慌乱起来。
你怎么了？他看着我愣怔痴呆的样子问道。
哦哦，没什么，没什么。
你，真、好、看！
一切美好的事情大都是从赞美开始的。在那个不太深的岩石凹洞里，我们默默相对。我们十分清楚当下的处境，我们只有相依为命。从洞口望出去，群山嵯峨，云雾移走，不远处，有一种已经成熟的野山果，红红的，一串一串点缀在树林间，成为空山小雨中的一抹亮色。世间万物，雨露为证，轻风为媒，自然瓜熟蒂落。第3天，游击队找到了我们，把我送回家。分手的那一刻，他把一枚红五星悄悄塞在我的手心里，轻轻地说，我会回来的。
患难之后的山盟海誓一定是苍白的，也是多余的，情至深处也平常，有“我会回来的”一句话就足够了！这句话，像碑铭一样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这句话给了我等待一生的足够理由！
他走了的两年后，我收到了一封几经辗转的信，就是这张纸片。在信中，他劝我不要等他，嫁个好人家，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不解放全中国，他是不可能回来的。哦，我忘了告诉你，他的名字叫张铁蛋。
但我坚信，这不是他的真心话！应该是他怕耽误了我的青春年华，才这么写的。
这期间，父母又想着把我嫁出去，我死活不从。后来，我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厚着脸皮索性到没嫁成的夫家，我说，我没人敢要了，我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好在他们家的人善良，只当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腾了一间下人住的房子给我。
后来解放了，我知道他肯定会来找我的。但我怕他找不到我，你想啊，在茫茫的人海中，怎样认定仅仅相处了3天的那个人就是我呢？我想啊想，想啊想，终于想到了最笨也一定是最管用的一个办法：穿着打扮一点不改变，即使是在最密集的人群中，也能让他一眼认出来！所以，我并不在乎人们怎么看我，在乎那些异样、嘲讽和不齿的眼光。
为了增加与他相遇的机会和概率，我总往人多的地方去，我天真地以为，他也许已经是高级领导干部了，北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因此他一定会应邀参加一些大型集会和什么重要的纪念活动；或者，他可能到北州故地重游，访访过去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重温激情燃烧岁月里的豪情和梦想；当然更有可能他和我一样，怀揣希望，一次又一次地专程来北州寻找我，寻找他的最爱，实践他“我会回来的”诺言！我在大街小巷游走，街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而我觉得自己是一孤魂，在另一种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随尘飘荡。我行色匆匆。我错过了春天的柳芽和花开，我错过了河边小径上的徜徉，我也错过了满天璀璨星光下的静谧和所有浪漫……，所以，我不能再错过了我最庄重的约定！许多时候，我像一条迷失方向的鱼儿，到处乱撞，到处碰壁。绝望之后希望复生，而绝望，又总在每个漫漫长夜如约而至。希望很短，绝望很长。希望弱小，绝望无比强大。希望和绝望就似一把剪刀，绞得我心头鲜血淋淋。
他说过，他的老家在安徽定远。所以每年，当潺潺时光将我心中的希望哺育长大的时候，当他蓬勃的青春气息一次次把我的心愿孵化成甜蜜欲滴的果实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踏上北去的汽车、火车。我常常觉得那些车辆行驶太慢，我的心在飞驰，我的灵魂早已到达那个举目无亲却又备感亲切的地方。在定远，我同样到处游走，我以回眸一瞥、惊世重逢为代价，尝尽了世态炎凉，那些在门洞和屋檐下度过的阴森黑夜，黑夜中一阵紧似一阵的令人惊恐的狗的狂吠，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一点一滴都无法忘却。那些寒冷酷热、饥饿病痛、冷讽白眼，都是我和着咸涩的泪水一起咽下去的。风霜可以改变我的容颜，却一丝一毫都不能改变我的这颗心！
我曾经想过，战争残酷，子弹无情，他有可能早已为国捐躯。但我始终不愿相信！
许多个不眠的夜晚，我把红五星捏在手里，仿佛捏着的是他的那颗心，滚烫滚烫的，有砰砰跳动的感觉。那封信也不过三、四十个字吧，我不知读了几千遍几万遍，我甚至觉得，我的血管里奔流着的已经不是殷红的血液，而是信中那几句话在几十年漫长岁月中不断分泌、发酵和积淀得越来越浓郁的情感！
我问佛，佛说，修百世方可同舟渡，修千世方可共枕眠，前生五百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真的就只有这么一次擦肩而过！但在心里，我却陪伴他真真切切地生活了整整一辈子。难道不够吗？应该够了，已经够了！……
我发现，水粉婆的侄女也早已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我的内心无比震撼，想不到在旁人无法理喻的水粉婆的生活表征下，竟然有着如此炽烈恒久的爱恋深情和美好的精神背负。水粉婆不仅是一个痴情之极的女子，更是一个坚定刚强的女子！
七
回到县城，天色近晚。我径直到了办公室，立即拨通了高台县地方志办公室李主任的电话。我简略地叙述了原委，请他帮助查找冯子刚文章中提到的游击队员张铁蛋同志的有关情况。
一个星期后，李主任发了一条微信给我。
经多方查证，张铁蛋同志在1944年春的一次对日战役中不幸光荣牺牲，年仅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