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竟然是马文化起源地

张掖居然是马文化起源地

文/陈玉福

中国马文化源远流长，从马被人类驯服的那一刻算起，至少有6000年的历史。从周穆王驾乘八骏拜访西王母开始，骏马便与西北再也脱不开关系。如果说八骏是存在于神话里的天马，那天马中最接地气的“汗血宝马”则是神马下凡的具象呈现了。

霍去病西征，归附大汗版图的不仅仅是土地和人口，还有战马。汗血宝马途径河西走廊落户祁连牧场，张掖就直接参与了马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成为促进马文化发展的重要推手。所以说，张掖堪称中国马文化源头之一。尤其在两汉之后的历史中，随着山丹军马场规模的日趋增加，张掖与张掖的骏马一直都保持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祁连山下蕴育出的名马不在少数，专供军队驰骋疆场的战马更是武将们装备精良之师的首选。

古代的战马优劣和数量多寡，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武备和实力的强弱，好的战马往往能帮助所乘者成就不世功勋，如此便有了“汗马功劳”这样满含感恩之心的褒扬词汇。关于这个成语的典故，还有一段故事，最早的出处来自汉代。汉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耀目的一个朝代，两汉时期也是直接影响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鼎盛年代。“汗马功劳”就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赞誉他的大臣萧何的功绩时所引申出的一个成语。

萧何是与韩信、陈平等能臣比肩的名士，但他却比韩信更懂得处世之道。汉朝天下未定时，刘邦就曾说过，“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给前方运用军粮，我不及萧何。”可见萧何在刘邦心目中地位的轻重。汉朝建立以后，刘邦犒赏有功之臣，封萧何为赞侯，惹来许多将领不满。那些武将们都不服气文弱书生萧何封侯，跑到刘邦跟前争辩，认为天下是武将们出生入死百战沙场打下来的，而萧何不过在后方动动嘴皮子、耍耍笔杆子，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工作，要论功行赏了，他的官职和爵位却凌驾于武将之上，这很让武将们不理解，认为是刘邦偏心。刘邦见众口一词，却并不慌张，他问大家：“你们知道怎样打猎吧？”对于打猎武将们自然非常清楚。刘邦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打猎时，猎狗去追杀野兽，而驱使猎狗追杀的却是人。你们在战争中起的作用是有功的猎狗的作用，而萧何要知道野兽的去处，要让猎狗去追杀，难道这不是大功劳吗？还有，你们一般都是和同族二三人随我打天下，可是萧何让全家族几十个男子都参加了我的队伍，齐心协力打江山，他的功劳，我怎么能忘记呢？”武将们虽然挺介意皇帝将他们比作猎狗，但细细一想刘邦的比喻还真有道理，何况萧何平日里没什么架子，和任何人都能和谐相处，便也不好意思纠结这件事，就不再争辩了。“汗马功劳”就这样落在了萧何身上，一时间传为美谈。后来，凡是立下显赫战功，或做出大成就的人，上级都喜欢用这个成语来美化和褒扬其功劳，这个特殊的词汇就成了定语，收录进了中华成语词库之中。

因为汗马功劳，人与马之间也牵扯出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及至到了汗血马的引进，张掖与马结下了奇缘。其实，在汗血马入关之前，张掖也并不缺马。在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中，马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得益于月氏、匈奴等草原民族的繁衍生息，张掖一直以来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肥美草场，驭马、养马甚至喝马奶、吃马肉都是司空见惯的家常小事，少数民族心目中马匹的作用偏重于实用，他们依赖骏马、喜爱骏马，生活中不能没有马，只是唯独缺乏文字表达，在马文化兴盛中起到的效用依然以实际应用为主，却实实在在担负着传承大任。

汉唐时期，人们对骏马的喜爱和尊崇达到了又一个高度，刘邦创造了“汗马功劳”这个成语，而汉武帝刘彻则是兴起龙马图腾的鼻祖。正因为汉武帝对汗血宝马执着的偏好，他派霍去病打通了河西走廊，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国，才有丝绸之路的形成。而随着丝路延展，汉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迎来了西域佛教的盛行，继而才衍生出龙马图腾。严格来说龙马图腾在当时属于舶来品，起源于西域视马为命的诸少数民族。西域范围广大，从我们今天的地图上看去，嘉峪关以外已经算西域了，而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西域三十六国大部分都在新疆境内，离我们并不遥远。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是龙，而马只是被当做坐骑或者家畜，还登不上图腾崇拜的精神地位。但是，当马与龙结合之后，龙马便应运而生，从此一个崭新的图腾就这样闯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劈了马文化的先河。龙马，既有龙的彪悍威严，又有马的俊逸健壮，之所以得到全民认可，其内在含义与精神象征正是满足了现实与理想的最佳体现。由于《周易》的演绎，马的形象脱离具体形态而提升为一种抽象精神，它融合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图腾“龙”的内涵，成为人们意识当中崭新的精神实质。龙马，是天的象征，又代表着君王、父亲、大人、君子、祖考、金玉、敬畏、威严、健康、善良、远大、原始、生生不息……一切美好的寄予远大理想的词汇，都与马有着息息相关的连通，这就是《周易·乾卦》中总结的那句中国人代代流传的最响亮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的，这匹由我们民族的魂魄所生造出的龙马，雄壮无比，力大无穷，追月逐日，披星跨斗，乘风御雨，不舍昼夜。所以，马毫无争议地跻身十二生肖，排名仅次于龙与蛇，成为第七属相，出生在马年的人，也被长辈寄予厚望，认为这个属相代表着豁达温和前途不可限量。

真正将“龙马精神”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并流传深远的人，是唐代诗人进士及第的李郢。在他写给裴度的一首诗中说道：“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诗人为裴度的遭遇打抱不平，颇有老骥伏枥壮心未已的感慨。此后，龙马精神就成了振奋激越的象征，专门用来形容或赞誉一个人精神健旺老当益壮。诗人为什么会想到用“龙马精神”来赞颂裴度呢？这里头还与他的籍贯有关。李郢出生在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唐代都城坐落长安，是全国的文化、经济交流中心，龙马图腾从西域传入中原，在这里得到认可、得以发扬光大。李郢耳濡目染，自然是熟悉和尊崇龙马的，尽管谁也没有见过现实中的龙马长什么样子，他们崇拜龙马、向往龙马，不会质疑这个神奇的物种是否存在，这与唐朝充满浪漫气息的文化氛围也是非常贴切的。龙马跃动在唐诗里，兼容了阳刚之气与俊朗风采，也带着佛教禅理赋予它的空灵神异，在中原文化的神坛上很快占有了一席之地，亦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最直接体现。自然，在这个传播与融合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养马业的兴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掖因为繁育出汗血马，直接决定了国家军事力量储备，“安史之乱”中皇帝被迫逃离京都的厄运，就是源于优良战马被少数民族控制的原因。而历史上，所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者严重威胁到中原皇权统治的局势中，战马储备与装备，是起主导作用的。人们依赖骏马，喜爱骏马，渐渐就有了马文化的诞生，马也拥有了属于它自己的海量粉丝，且这种崇拜自成一派经久不衰。

马文化的崛起与兴盛还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生肖传统，在十二地支中也占有独特象征地位。在地支中马属午，一天里最热烈奔放的时刻，也象征着树木旺盛、万物欣欣向荣，一切都充满生机的时刻，每当午时，骏马奔腾嘶鸣雄姿英发，故又称“午马”。在祖先们的世界观里，已经把马等同于纯阳的乾，而在《周易》里，马又是阳气凝聚、正向积极的代表，“乾为马”，马便成了刚健、明亮、热烈、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代名词。

以马入诗，是文人骚客最喜欢借喻的物象，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跟马有关的诗词，且基本出现了骏马身影的诗词，又都与边塞和战事离不开关系。由于马豪放不羁、强健不息的气质特点，再加上战场上的矫健身姿和勇武气势，马便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豪情壮志的寄托。“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句，就是豪放派诗词的最直观表现。从这些流传千年的诗句中，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金戈铁马的战阵气势和马革裹尸的悲壮情怀。与婉约派卿卿我我、伤春悲秋的诗词相比，豪放派更能使人精神振奋、同仇敌忾，是丈夫情怀，英雄本色的最好说明，马文化便愈加深入人心。

马文化诞生于战场，起源于边塞，兴盛于华夏大地，内中经历数千年，甚至更久年代。由骏马形成独立的文化现象，其意义包涵着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开放创新的胸怀和精神特质，以及我们的祖先骨子里存在的浪漫主义精神。古代文人心目中，马还代表了一种独立不羁的形象，是人们自由精神的寄托。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是人们所向往的境界；神采骏逸，龙马精神，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一种精神。正因为如此，马便成为人们最喜欢描摹的动物，古人常将马鞍上腾飞的翅膀，将它幻化成龙的形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古人画马……皆螭颈龙体，矢激电驰，非马之状也。”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也称古人画马“逸状奇形，实亦龙之类也。”诗圣杜甫爱咏马，他也把良马比喻成龙，有“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名句。

理想中的马存在于文艺的幻想中，但现实中的马始终都没有脱离本真，更多时候依然是以坐骑和伙伴的身份出现，有时候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古代，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很爱马，特别是武将之于骏马的热爱，堪比当今有钱人对豪车的狂热追捧。不同的是，骏马相比于豪车更具人性化，历史上流传着许多人与马的动人故事，内中也多有名驹成就名将互相忠于对方的感人情节。如项羽的乌锥马、关羽的赤兔马、秦琼的黄骠马、唐太宗的六骏马、薛仁贵的白马等，名驹因名人乘骑而相得益彰。甚至还有南宋皇帝赵构“泥马渡江”得以保全的传说，骏马忠厚可靠、神勇非凡的品质可见一斑。久远历史里的名马随风而逝，我们早已无缘得见，但我们还可以通过传承下来的马文化去追溯一二，“昭陵六骏”就是其一。相传唐太宗生前很爱马，他曾广泛征集天下名马，还下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把自己在开国重大战役中所乘的六匹战马，用浮雕描绘列置于自己陵前，俗称“昭陵六骏”。据说“昭陵六骏”高度还原六骏形象，它们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我国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

马还是美好吉祥的象征。马的形象常被绘于各种皇家吉祥图中。最早的骏马吉祥图是“周王八骏图”，传说周穆王有良马八匹，乘之周游天下而得名“八骏”。关于“八骏”的名称，《玉堂丛书》因其毛色而命名为“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拾遗记》则记载“八骏”之名为绝地、翻羽、奔霄、超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八骏图象征人才济济。另一常见吉祥图名为“马上封侯”，画面为猴子骑在马上，马上即立即之意，“猴”与“侯”同音，寓意“封侯”，也是传统文化中美好寄语的一种。骏马图张挂在家，意寓着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学业精进、财运腾达之意，一直深得国人喜欢，从城市到乡野，谁家里还没有张贴或悬挂过这副吉祥之图，凡舞文弄墨之人，又有谁没有临摹或书写过骏马呢！

古有诗云：“天马奇骏游神州，一日万里奔春秋。马蹄踏歌催壮志，驰骋山河辉煌收。”马的精神，是忠诚，是高贵，是奔驰，是不可征服。马的神韵，则是马在与人类同生死、共荣辱的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奉献美的史诗。因此，徐悲鸿一生独爱画马，徐悲鸿画的马反映和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和特征，在艺术内涵上较前代有明显的进步，在意蕴上有明显的创新或开拓，给后人提供了更为积极、广阔、丰富的内涵。他画的“马”，既没有唐马的雍容，也没有宋马的清俊，其忍辱负重、急流勇进之态跃然纸上，是对艰难国运中雄健国民的精神写照。可以说，徐悲鸿是继唐代韩干、宋代车公群之后的又一座丰碑。

纵观历史，马是古代最重要的陆上交通工具，是最重要的战争武器，他从远古的沙场尘烟中驰骋而来，雄浑、高昂、豪迈，几千年来，马用自己的力量和赤诚，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随人类的发展升华为一种精神，成就了源远流长的龙马神韵。马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保家卫国、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英雄征战疆场、驰骋翱翔的理想寄托。马的精神和神韵，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人类的情感、心理甚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奔放驰骋给了人类战胜敌人、战胜自我的力量，马的骨子里流露着忠诚心和竞争性。从人类的发展中去追溯马的精神，更能感受到马是人类最亲密、最友善的朋友的真正含义。

龙马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祖先们认为，龙马就是仁马，它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张掖牧马场（山丹军马场），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育马基地，能够以主导地位参与马文化推动和演变，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文化意义的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