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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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菊，古代称之为金钱花，它是一种不太起眼却能入药的小菊花。可再小的花也有自己的心语，六月菊的心语悲凉决绝，那便是：别离。
别离在人生是何其悲哀，它不仅仅意味时间的终止，更是一切美好的结束；无论是以何种方式的结束，别离都将是最后的归宿。
隔着铁窗，六月菊的双眼早已被泪水模糊，她想：如果不给儿子买那辆车，也许此时儿子与自己也不至横着铁窗，以泪相见。如果时光还能倒流，哪怕泪流成河，她也想抽干自己回到从前。
那年，六月菊二十八岁，在下乡十年已近乎绝望再不能返城之际，迎来了命运大逆转。那个“胜利的十月”，“四人邦”倒台，她终于走出大山，回到离别十年的故乡，进厂当了工人。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啊，每一个返城知青都在梦寐以求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并开启婚恋的闸门，寻找自己心仪的对象。毕竟，十年啊，青春的十年！十年的自我情感禁锢，青春只剩下尾巴，她们中有的已经三十岁了。
经人介绍，六月菊与本厂一个转业軍人相恋了。他是厂车队队长，团级转业，这个厂改革开放前原是中央直属军工企业，地师级，所以军队团级转业也就只能是厂中干，县团级，也就是这个厂级车队队长。此人身魁体健，浓眉大眼，比六月菊一米六五的个儿高出半个头。六月菊虽说已经二十八了，但她也是黛眉凤眼，脸庞红润，高挑水灵，俩人站一起十分般配。他也年纪三十不小了，因此俩人交往半年，见过双方父母，在同事们的热心催促下，结为夫妻。
车队的工作繁忙而辛苦，虽说六月菊丈夫是队长，但那时的领导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因此只要厂里军品任务下来，再远，从南到北，他都义不容辞亲自带队，将一车车军品运往全国各地。有时一走就是一个月，家里的事当然全都留给了六月菊。
还好，虽说婚后连生两子，但厂托儿所很好，六月菊坐完月子产假一滿，她一上班，孩子就可送进托儿所。那时医院，托儿所都是厂里的福利，一分钱不收，孩子有病也是托儿所就送去就医。晚上一个人带着孩子倒是辛苦，但那时左右邻居除了上班，也再没別的生意倒腾，家家都帮忙，人人也都可信。两个孩子晚上接回家，常常是老大在邻居家跟同伴玩到九点回来睡觉，老二左右邻居这家抱去玩会儿，那家又抱去玩去了，也常常是晚上孩子睡着了別人才把孩子抱回来。因此六月菊白天上班，晚上一人带两娃，辛苦，也不是太劳累。跟所有改革开放前双职工的家庭一样，六月菊和丈夫两人工资加起来月入不到一百元。孩子入托免费，入学三元四角学杂费，就医五分钱挂号费。那时米一角四一斤，油四角一斤（凭票月人四两），猪肉七角二分一斤（凭票月人一斤），最低生活费也就月八元，基本生活保足，每月还能有些积蓄。家家收入差不多，虽油水少，但吃得饱，各家都差不到哪儿去，没有攀比，也就无所谓“羡慕嫉妒恨”。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穷兮兮的，但工人干活比坐办公室累，基本工资和口粮每月都比一般干部多一点(工人三十八元，粮票三十五斤——四十二斤；一般干部三十六元，粮票二十七斤），住房按工龄分配。因穷得公平，且又无后顾之忧，人与人之间倒也心平气和。
改革开放，工厂军转民改制。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军工厂，转眼间国家不给拨钱，自己开发，生产民品到市场上去叫卖，谈何容易！那些早已习惯计划经济，国家拨款生产，包工资，包产品供销的厂头头们，一闷捧，早已敲得晕头转向。发不出工资，下岗，下岗，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工人了。当官的要留在厂里继续找活干，找到了活，你们再回来上班。
没了军品可运，六月菊丈夫所在的车队工厂首先甩掉，成立运输公司，几十辆大卡车连人带车都给你，自负盈亏。队长理所当然更名经理，名符其实成了一把手，不再受工厂捆绑。
就算是巿场经济，运输这个行业也饿不死，不但饿不死，生意还好得很。六月菊丈夫这回更忙了，车是不用再带了，但谈生意，做生意，讨价还价，结帐分红，公司里挣钱的买卖哪一桩他不得去亲自料理？
中国人的生意，大部分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酒桌上，所谓“买卖不成情义在”，这情义便是“一口干”。原来半斤酒量的丈夫，做经理不到一年，酒量己经翻番。喝喝酒也就罢了，后来酒桌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有了包厢，有了OK厅，再后来又有了小姐。这样原本就不太着家的丈夫，更没时间着家了，男人嘛，家花哪有野花香。
从进厂就在工模具车间做车工的六月菊，原本立志做一个八级工，做一个高级技师，因此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技术标兵......可工厂改革以后，车间没活时工人轮流都得待岗。当一个人无薪无岗时，哪还顾得上那遥遥无期的技师？利用丈夫的人脉，六月菊调到厂招待所当了出纳。
六月菊是高中生，还在农村当知青时，她就做过好几年生产队会计，一进一出，收支平衡，简单的帐目还是可以摆平的。厂招待所改革后也是自负盈亏，但工厂及下属各承包独立核算部门，不管有没有找到活干，生意还是要来酒桌上谈的。所以招待所效益较下面那些车间还是好得多，不但发得出工资，有时还有奖金。
可六月菊此时已进厂在冲压车间当工人的大儿子就没这好运了，冲压车间原大型设备干小小的民品基本派不上用场，无活干，就只有待岗，或者下岗到外面世界自谋生路。
好在六月菊丈夫这个经理辛是辛苦，也没白当，挣到点钱，给儿子买了个车，开出租。那会儿出租车行业刚刚兴起，考个驾照，去管理部门安上顶就可以开了。
男人当着经理，女人还有奖金，大儿子开了出租，小儿子上着大学，六月菊这个在改革开放后其实只算平常，普通的家庭，但在这个遍布下岗，待岗工人的厂子里却是够得上羡慕嫉妒恨了。
也不知为什么，在这么贫困的厂里，工人即使上班干了活，工厂仍长期拖欠着工人们的工资的厂里，父母都在为儿女考上大学没钱去读，而改为上技校的厂里，竟然还有一群子弟在吸毒。也不知他们是先吸毒，还是先贩毒，总之，这些吸毒者往往都是边吸边贩，以贩供吸。
他们盯上了买得起车的六月菊的儿子。“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当六月菊知道儿子染上毒瘾，已经是在拘留所里。
隔着铁窗，六月菊泪已成河，两次戒毒均己失败告终，儿子己被毒品摄走魂灵。任凭母亲泪流成河，儿子早已麻木的眼里，只有毒品。
六月菊死了，喝了“毒鼠强”。她下乡十年，吃糠咽野莱树根，还要披星戴月低头弯腰背起超自己体重一倍的重负，没喝“毒鼠强”；在下乡十年眼见一个个有“办法”的知青返城，自己却遥遥无期时没喝“毒鼠强”；可这次，丈夫在外云里雾里，儿子吸毒无可救药时，一个小时前还在办公室的她，竟在自己家里独自一人喝下招待所灭耗子用的“毒鼠强”！为什么?为什么？当她仰脖喝药别离人世时没再看一眼窗外的天空，那时正是傍晚六点，天还没完全黑啊，你还有一个上“复旦”的儿子呀！
六月菊是出纳，死后单位清帐。打开保险柜，一摞帐本整整齐齐摆在柜里，帐本上记着她死前一小时记上的最后那笔帐。柜里的钱和本里的帐，与她一生做人的原则一样，工工整整分毫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