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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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天《发小》群都在议论老校区绿瓦房拆不拆的事。今天，哥哥在市博物馆工作的古立，给群里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古立发帖说：“重庆市政府已经下文，我们绿瓦房和市人民大会堂，已经列为重庆近代保留建筑了。“大家纷纷在群里为古立此帖点赞，也为重庆市政府的英明欢呼。绿瓦房，重庆工学院标志建筑，它曾陪伴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要说院里长大的孩子，我们这群发小朋友，也算是在学院一个院里长大的吧。我们父母工作的‘’重庆工业学院‘’前身，原是一个‘’机械制造工业学校‘’，始建于1940年，建国后纳入兵工系统所属一中等专科学校，六十年代初，改为‘’重庆工业学院‘’。
学院规模虽不大，但校区环境非常优美，樟树，桉树，松树，柏树，梧桐树......绿树成行，成荫，鸟语花香。一年四季，春有百花争艳，夏有映日荷花，秋有丹桂飘香，冬有蜡梅绽放。尤其这栋三层楼高的教学大楼，绿色琉璃瓦，翘角狮檐，黄色墻面，大红圆柱，庄重典雅，古色古香。即使如今校区整体搬迁扩，老校区全部卖给地产商，建了商品住宅楼，这栋绿瓦房作为标志性建筑，还是终于有幸被市政府与重庆巿绿瓦地坛式人民大会堂一起，列入重庆市近代史迹保留建筑了。
校园内，围荷塘有一圈水泥柱紫藤环廊，那是我们子弟小学体操队晨练的地方。每天清晨六点半学院广播起床号一吹，同学们就都准时来这里练功，练到七点半回家梳洗吃饭，八点半准时到校上课。体操队教练是学院实习工厂的一位年轻工人，他原是江苏省二级体操运动员，因伤退役分到我们学院来工作的。他自愿业余做了我们教练，教我们自由体操，吊环，单双杠，高低杠，平衡木，将自己体操生涯因伤退役未竞心愿全身心投入到我们身上，希望我们中有人能进入专业体操队。我们从七岁上学一直跟他练了两年多，十岁左右，“文革”爆发，体操队解散。虽然我们中没一个人进了专业体操队，但这两年多体操基本功的严格训练，却给我们体操队每个同学打下了良好的舞蹈基本功基础，以至于六十岁后的我们仍在自觉练功，每个人都擅长舞蹈，在大妈们坝坝舞的队伍里，无论是至今还能做“一字马”“下大腰”的燕子，还是卫丽，萍茹，个个都是姣姣者。我们体操队这群人，大都是练功一生，挺拔一生，即使六十岁，“婆婆”们也没有一个弯腰驼背的。
校园大操场也是我们儿时常去疯跑的地方。男生喜欢在大操场边的足球场踢足球；女生也喜欢在足球场草地上拽“官私草”，在草头上打个活结，双方的草穿进结里拉成死结，然后双方各用力拽自己手上的草，谁的草头断了，谁就输了，玩这种“打官私”游戏。
夏日的夜晚，星光下眼睛又大又亮的卫丽；随和，善解人意的李嘉；随父军转调院当领导从无锡来的苗波；随父也是军转任职院领导从北京来的燕军；还有一笑就露两颗虎牙的美玲；我们六个好朋友常常坐在大操场旁高高的爬梯上数星星，看月亮，和着夏虫的呢哝，苗波给我们炫无锡，燕军炫北京，大家各炫各的五彩缤纷的童年幻想。
校园虽不大，但五脏俱全，灯光球场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常常去那儿打篮球，当然所谓打篮球也只是拍拍球，投投篮而己。李嘉个儿最高，如果分两伙打个半场投篮玩，谁都愿跟她一伙，论抢球，投球，她都占着绝对优势。一次燕子，艾妮，李嘉我们四人一起投篮玩，疯够了，还不过瘾，大家居然抱着球，一直玩到西区公园，站在一根大树下的高台上，抱着篮球合了一张影，俨然我们都是篮球队员。其实吧四人中只有高个李嘉真正成了篮球队员。初中毕业，她家除大哥已由“老三届”知青招工进厂，其余三个子女“新三届”又面临下乡，她母亲是维吾尔族人，于是父母带着三个子女毅然举家回到新疆。在那里李嘉因个高优势特招入伍，到部队专业打球去了。
学院游泳池也是我们童年最好玩的地方。那是一个长五十米宽二十一米的八赛道标准泳池。在这个泳池里，我们无师自通，一个教一个都学会了游泳。学得好的仰泳，蛙泳，蝶泳，自由泳无所不能；小孩子胆大包天，从跳“冰棍”又学会了跳水，汪其顶替父亲进学院实习工厂工作后，还成了学院游泳队教练。就算学得最差只会个蛙泳的我，如今六十已过，在大海里也能抬头逍遥游。所以儿童时期孩子们想学什么都尽量支持他们学吧，就算只是玩玩多学点东西也是一种素质的提升。弹琴学会欣赏音乐，练功，游泳，打球......学会运动方法，对身体，对体型，对气质，都将受益一生。
学院校区就象是我们童年时期的后花园，我们童年的户外运动基本都在那里进行。校区连同家属区都围在一个院墻内，我们从幼儿园，子弟小学，都围在这个大院里一起长大。学校老师有师范毕业分来的，也有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的。“文革”开始，工学院停课，我们搬进了大学教室：毛玻璃黑板，一人一坐的斜面书桌，靠背椅，都让我们感到新鲜舒适。“靠边站”的大学老师，也来我们小学任课，有一个男老师还取代艾妮家庭成份不好的母亲，当了我们校长。后来“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我们小学那个男校长又回学院当老师，后来还当了院长。
那时的小学生课外都划分了学习小组，一来大家一起完成家庭作业，二来便于互学互助。我们这栋楼这道楼门三层楼共有四个同班同学，便以四人分为一个学习小组，古立，巴毛，蔡遥和我，他们三个都是男生，只我一个女生。那时的小学生是没什么男女界线的，大家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我们小组的学习地点在蔡遥家，蔡遥父母都不矮，不知他为啥长得又小又矮，也许是有些男孩长得迟吧。他只有个弟弟在幼儿园全托，他爸爸是学院教师，妈妈是市医院医生，白天父母都上班，所以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都到他家写作业。写完作业后就在他家拿他的玩具演木偶剧，弹小钢琴，听收音机里“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节目，我们最喜欢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反正他家里就蔡遥一人，随便我们折腾，他父母下班回来看到家里一片狼籍，也是笑呵呵的，从不曾有过半点责备，这就惯成了我们天天如此任性的在他家瞎折腾。
有一次，那也是一个春节。我们四人各自从自己一毛钱的压岁钱里，拿出两分钱，用八分钱买了一幅中间一个大红双喜字，两边还有一男一女两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画面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十分漂亮喜庆的年画。并在画的右下角写上：“送给亲爱的小王老师”，准备过年送给喜欢我们，我们也非常喜欢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这时我姐她们几个大一点的女孩子走过来看见了就“扑哧哧”地笑，她们是笑我们将一幅双喜画送给年仅十八，连对象都还未找的小王老师。我们哪懂这个呀，还美滋滋赶紧卷好画，用一根头绳系好，不让她们再看。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们四人就将画送到老师宿舍。 小王老师与同宿舍的别班彭老师正在煮汤圆。看了我们的画，两位老师也笑，但是那种由衷开心的笑。小王老师连声说：‘’谢谢，谢谢！大家都来吃汤圆。‘’
我们四人学习小组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但是突然有一天，公安局来人抓走了蔡遥的爸爸。据说他爸爸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他家那台收音机便是用来収听敌台的，这个身份连蔡遥妈妈都不知道。他家房门被封，厨房门敞开着，我们一帮小孩进那厨房烧废纸玩，有一张硬纸版，上面覆着一层象是毛毡一样的东西，一见火顿时卷起一层，下面纸板上赫然现出一幅青天白日背景下蒋介石光头像。蔡遥父亲被抓后，她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去了她工作的巿医院那边家，从此沓无音讯。不久“文革”爆发，我们幸福美好的童年也随着蔡遥远逝的背影匆匆结束了。”
虽然如今伴随我们告别童年的那幢绿瓦房还在，但那房前屋后的花园早已被钢筋水泥森林恐怖替代。也不知这历经文革“破四旧”；“武斗”；校改厂，教室中央打地脚镙钉，浇水泥安机床；及眼下市场经济金钱的诱惑；多灾多难的绿瓦房还能撑多久？对我们这些与绿瓦房为伴长大的发小朋友们来说，父母没了，家已没有了；绿瓦房再没了，我们的根也就没有了。新校区‘’重庆理工大学‘’再大再漂亮，毕竞与我们已无多大干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