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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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一个美丽，神秘，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我们初中毕业时班上有八名同学去那儿支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五营九连。
那会儿下乡还是支边，全班同学都面临人生第一次选择，所以版纳情结一直萦怀。发小群里巴毛，萍茹，程碧都曾支边，颜明当年也想支边，但因与姐同选支边，而按规定一家只能去一个，在临行头三天被刷下。我们好些下乡的同学也想去他们支边那地方看看，于是版纳行，在群里热议起来。
前后闹腾一个多月时间，三月十六日我们终于得以成行，一行共十人外加孙辈俩小孩。他们十一人从重庆直飞版纳，而我这边无直飞航班，只好从滨海经昆明飞版纳与他们会合。他们是下午十七点的航班，十九点左右抵版纳，为能与他们在相近的时间会合，我选择了上午从滨海出发航班。
中午十二点半，我已达昆明长水机场，离下午三点四十飞版纳的航班还有三个小时。长水机场是昆明新建机场，周边设施都还未建，去巿里时间不够，只好老老实实呆在机场，于是我拿出iPaid，开始写《发小》第四章。
人们大概都还记得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女孩，因为那双大眼，因为那个记者，因为那张照片，贫穷而面临辍学的她，就此得到社会关注，资助，幸运地从贫穷的农村飞进安徽大学那片蓝天。
在我们发小群里，四十五年前的燕子和我也有那样一双圆圆的，亮晶晶的，饱含热泪，充满渴望与悲伤的大眼。
我要读书！我要上学！而燕子虽十一月才满十六岁，但因为父亲是走资派，我因六月一日满过十六，而升学日限七月三十一日，超龄，我们都成了那个大眼睛女孩。
九月一日学校如期开学，未满十六岁，且成份好的同学如愿升了高中，兴高釆烈地背着书包去上学。
与燕子同住九栋的华华升了高中，原本从小学到初中，每天都是住楼上的华华下楼叫上住楼下的燕子，俩人一道去上学的。可从这天起，华华每天照例背着书包下楼，走过燕子家门再也不会喊她，取而代之的是住十栋与华华同升高中的郑玉，站在十栋房前高坎上，一声声高喊：＂华华，走啦，上学去啦!＂
喊者无意，听者生悲。住楼下的燕子听着郑玉一声声呼喊，眼泪一串串从她那对渴学的大眼晴里滾落下来。她的生日与华华一样都在十一月，且自己还比华华小几天，只因爸爸是走资派，她被学校拒之门外。她不能升学，只能下乡。她倒不是惧怕下乡，因为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她，此时对乡下还没什么概念，只是她太想上学了，喜欢学文化，喜欢学校各种体育运动，尤其酷爱打乒乓球。
华华与郑玉会合，俩人背着书包说说笑笑，走过十栋，从十栋房子背后，翻过小山坡，小山那边就是我们所有发小同学都曾就读过的重庆巿二十中，也就是如今重庆巿重点育才中学。
这天虽然我也知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能去学校上学了，但还是早早起了床，从七点钟起就守在我家后窗，眼泪汪汪地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看着一个个曾经的同学斜挎着书包走过小山坡去上学。我也多么想去上学啊，老师那么喜欢我，语文老师常拿我的作文在班上读，数学老师常用我的作业荅案改作业，有一次我的荅案计算错误，老师将计算正确同学荅案打了叉，在班上还引起不小的争论。
十六岁，大脑神经腱最发达，繁茂，强壮，正是上学读书的最佳年龄。而燕子和我，还有我们想上学而不能升学的发小同学们，都被残酷无情地剝夺了上学的权利，同成了那个大眼睛女孩。唯一不同的是：那个大眼睛女孩为的是经济，而我们却是因为政治。她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而我们却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初中毕业时，母亲开完家长会回来与我说，你们班主任毛老师说：“弦文学习成绩优秀，但超龄了不能升学，只有下乡。到农村去，她也会是大有作为的。”如今母亲转述的毛老师最后这番话还不时在我耳边迴荡，每荡一次，隐隐心痛。
算起来我们真正完整学历只有小学文化。虽上过初中，但那两年的学工，学农，学军......占去了一半时间，剩下一半，也只有语文，数学，时事政治，工业基础（杠杆原理，电工基础），农业基础（种红苕）及几句政治英语。虽后来工作后我又上了个厂“电大”，拿了大专文凭，但所学知识与真正的大学生还是相差甚远。电视老师授课只是教授知识点，学生也只是按这些知识点去应对考试，而真正课堂授课却是与老师面对面，老师按纵向知识点四面八方扩散教授，从一个知识点学生就可以获取多少知识啊，且学生还可以提问，纵横驰骋，无限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爱读书，想上学，在自己该上学的年龄，却有学不能上，十六岁，说你超龄了，虽然这话是老师说的，但他也是迫不得已啊，要不然为何末了还要补上一句，“到农村去她也会大有作为”。他可惜我们，但无能为力！虽然我与老师们只有小学，初中的缘份，但我还是对老师们存着深深的愧疚，感激与爱戴。老师爱我惜我，我却一事无成！
在我下乡后有一年春节探家回渝，已调往外地工作的小学班主任小王老师也恰逢回学院与同事聚会，专程来我家看我。那天我正好有事出门，回家看到坐在外屋等候多时小王老师的背影，及听到小王老师熟悉的声音，我竞然立即转身，逃跑似的跑下楼去，自卑的我当时只感到无地自容，无颜见师。
若干年后，我已进厂工作，邻居后已留学博士定居美国的小妹，我下乡时她还在上小学的玉华也考进育才中学。一次我回渝探父母，玉华给我说起她高中语文赵老师得知她也来自工学院子弟校，向她打听我的情况。当时我很感动，我离校己近十年了，可是教过无数学生的老师居然还记得我。虽然那时正值“文革”，学生造反，老师都是“臭老九”，我们全班同学甚至都没叫过他赵老师，一直称他＂赵老头＂。其实他当时才不到四十岁，只是稍有点秃顶而已。
想到这些曾经教过我，并珍惜我的老师，我的心里就很难过，难过的是我那么爱上学读书，可连上个高中的起码权利都没有。
在机场候机两个多小时里，我几次流泪写下以上文字，还好，旅客来去匆匆无人注意到我，真是不好意思。我想，我的眼泪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群，我们班，乃至我们这一代人，在该上学的年龄想上学而被剝夺，被扼杀，被毁灭而叹泣!
近日古立在群里转发一访谈录，受访者刘小萌对此问题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同为下乡知青的《中国知青史》作者之一，中科院研究员刘小萌在接受访谈时说：“（上山下乡）将城巿中最有希望代表未来的一部分青年强制性送到农村去，这不仅跟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悖离，且有违个人生存的价值，因为对每个人来说，他的人生追求都包括希望一生幸福，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但我们那时候却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我们的选择权被剝夺了，我们只能去农村。教育权是与生俱来的，而我们的教育权也被剝夺了。”
在我内心深处，对老师一直存着愧疚。恢复高考时，我已进厂工作，白天上班，晚上自学高中课程到凌晨三点，三个月时间天天如此，尽管这样，那年高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录取分一百九，我只考了一百七，没考上。第二年又加了英语，英语自学更是没门，加之那时我也已年满二十五，按当时社会风气，女孩满过二十五就是不好嫁的老姑娘，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剩女了，父母催嫁，我也放弃再考，嫁人了。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愧对惜我的老师，直到这次六十同学生日聚，读了小学同样惜我们这些曾经学生的刘校长的信，终于打开我几十年的心结。老师之惜我们，不仅仅是惜我们今天如何辉煌，而是惜我们走过艰难人生漫漫路，还能看到我们这些曾经的学生们脸上的阳光。曾经为师，由衷希望每个学生，无论在校成绩好，还是差一些，只要学生们没被生活击垮，仍然充满阳光，老师的教育就成功了，就滿足了。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达到老师要求了，我们努力过，奋斗过，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在社会的夹缝艰难求生，大家都从石缝中挣扎出来见了阳光，阳光的我们就应该骄傲。老师希望的是看着我们每个学生脸上阳光，老师，我们一定永远牢记你们的教诲，无论各自生活水准如何，都要让生活充满阳光！只要我们阳光，老师就开心，我们也就对得起老师了。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中，十九点四十分，在景洪机场，我与重庆飞来的同学们会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