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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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蔺行是早晚的事，我们当年初中毕业，从六八年国家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到我们七一年初中毕业时的“新三届”，尽管国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但成渝沿线农村均已被“老三届”下饺子似的塞滿，没了我们的地方。因此到轮到我们下乡时，除了少数一家有两个以上知青同时下乡，可得到一个照顾名额去资阳外，其余统统下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四川古蔺县，一个与贵州毕节，云南昭通接壤，鸡嗚三省的老少边穷山区农村。
发小群里有近半数人下乡去的是古蔺，所以版纳行一结束，古蔺行立即提上行程。
其实当年我们下乡去古蔺，因交通不便又是乘船，又是坐车的，觉得古蔺十分遥远。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高速路一通，到那里从重庆出发四百来公里，最多也不过五小时车程。所以遥远真不是距离，只要文明够发达，上天入地皆有可能，再遥远的星际都可抵达，与外星人握手也只是早迟而已。
我因是从滨海出发，颜明本在泸化厂工作，虽后来他任职的厂属硝化棉公司独立上市迁至成都，但泸州也仍留有他原来的一个窝。因此大家定在泸洲汇合，自驾去古蔺。我到泸州已是晚上，一路风尘，沐浴后便早早就寝，也好让主人家颜明夫妇早点休息。所以第二天我们都一大早就醒来，颜明爱人舒萍去买菜准备大家来时的午饭，颜明要去遛他家那只咖啡色贵宾犬可可，于是我与他一同去到江边，一边遛狗，一边沿途观赏江景。
走在江面宽阔的长江边，看着奔流不息的长江水，我的心绪也随着波澜起伏的江流，回到那个已经远去，但却难以忘怀的四十五年前。
那晚，夜已深，万物都在漆黑的深冬夜静静入睡。家里一片漆黑而又十分宁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声江轮夜泊骄傲的长鸣。
我睡在家里柔软舒适的床上，睁着圆圆大眼，翻来覆去，浮想联翩，怎么也睡不着。我想，明天就要走了，要离开重庆，离开父母，到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独立生活。那地方啥样呢？老师说是山区。山区一定有大山，有密林，还有野果和小鸟。老师还说，那里的核桃，板栗多得铺路呢！也有人说山区生活比较艰苦，艰苦我倒不怕，年轻人就是应该到艰苦地方去锻炼……
海阔天空我越想越远，睡意全无。“睡不着干脆起来写日记”，我这么想着，一骨碌翻身下床，打开写字台上的台灯，从已备好的行李中拎出草绿色军挎包，掏出临行前新买的，准备到乡下去用的印有“朝霞”字样的红色塑料壳日记本，在熟悉的白炽灯下，写下第一页日记：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 阴雨
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伟大号召，积极报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放弃组织对我俩姊妹同时下乡的照顾，主动把那个离家较近，又是平坝农村的照顾名额让给了大一岁的姐姐，挑选了艰苦，遥远的山区农村去插队落户。我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晒黑皮肤，练红思想，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风雨中经受任何严峻考验……
“三妹，这么晚了，还干啥？快睡了明天还要早起。”这时从里屋传来父亲温和的声音。我伸伸舌头，顺从地放下笔，将日记本匆匆塞进挎包，钻进还有些余温的被窝里。
＂叮呤呤…”一阵急促的闹铃响起，父亲匆匆起床，开始为将要远行的我忙碌。父亲为我下了一碗鸡蛋面，催促还在梳头的我“快吃，快趁热吃饱”。
面条上盖满了一层煎得金黄的鸡蛋，面汤里浮着一层猪油，葱花。这是我平素最爱吃的食物，可这时，尽管这碗鸡蛋面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我吃着它却也淡淡无味了。不管父亲怎样婉言相劝，一碗面还是剩下大半碗，搁在饭桌上。
“弦文一一走啦！”楼下传来同学的叫声。
听到这个“走啦”，我激动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了。抬着沉甸甸的脚，我慢慢走进里屋，站在正躺在病床上默默垂泪的母亲床边，向母亲道别。
由于疾病与精神的双重煎熬，折磨，几天的时间，母亲显得憔悴，苍老了。虽然，母亲在我眼里一直都很美，白皙的皮肤，清秀的柳眉下一对黑而亮的美丽大眼。但此时，我只感到母亲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已被泪水搅得混沌，再也看不到儿时躺在妈妈怀里，听妈妈唱歌，讲故事时那眼里闪烁着的光彩了，我看到的只有母亲无限痛苦与悲哀的泪眼。
我竭力忍住往外涌的泪水，强作笑颜对母亲轻轻说道：“妈妈，我走了。”我不愿在母亲面前流泪，我知道，为了自己的这次远行，母亲背地里也不知偷偷流了多少泪了。然而尽管如此，母亲的眼泪，慈母心底的眼泪，还是泉水般涌了出来，流在年过四十已开始起皱纹的脸上。
我大一岁的姐姐已在一月前下乡去了资阳，她再也舍不得她心爱的刚滿十六岁的小女儿又离开她。她知道，小女那么爱读书，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女儿多想上学啊，没能上高中，她梦里哭醒过多少回。虽女儿从没怨过父母，但父母身为＂臭老九＂，建国二十年来一直教书为生，如今也算是桃李天下了。可自己的孩子那么想读书，生在书香之家，却连个中学都不能读。看看今天高考场外一个个父母翘首以盼，心急如焚的眼神，哪个做父母的不想倾其所有，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知识改变命运，学业奠基人生，一个人的学历将决定他一生将在哪个层次范围内发展，生活。可尽管我父母已将自己所学全部知识倾倒，奉献给社会，而自己的子女却连个中学都不能读。面对残酷的现实，父母也只能心如刀割，绝望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子女尚未成年就辍学！母亲带着颤抖的声音嘱咐我“到了就写信回来，不要挂欠家里。＂
此时此刻我如觉鱼鲠在喉，鼻腔发酸，眼泪直想往外涌。但最终我还是忍住泪水，转过身对要送我出行的父亲说：“爸爸，我们走吧。”
跨出家门，我不由自主地又回过头来，再次依依不舍地环顾了一下，那么熟悉，那么温暖，哺育了自己十六年的家。屋里一切依然，只有我和姐姐的床冷冷地空着了。
在破晓时朦胧的晨曦里，在通往建设厂货运码头谢家湾大街上，走着一支长长的“上山下乡”知青队伍。
我身穿一套新做的蓝卡其“战士服”，脚穿一双崭新的“解放鞋”，左胸前端端正正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块印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红布标牌，衣服扣上挂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右侧斜挎一个军绿色挎包，身后背一个打成长方形的被包，朝气蓬勃地行进在这只浩浩浩荡荡的队伍里。
上天曾赐与我一张天生好看的蛋形脸，母亲遗传给我的柳眉又细又长，一直隐没在发鬓之中。一对大眼睛，眼白呈淡淡的蓝色，就像荡漾着一汪清澈见底的湖水。它们是那样天真，纯洁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即使眼前有什么肮脏，危险的东西，它们统统看不见。挺而直的鼻梁使人觉得我是那样孤傲，清高。小而富有棱角的嘴唇只要微微一启，就会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两颊也会随之浮起一对深深的酒窝。我身高一米六二，一对齐臀长辫甩在身后左右摇摆，更显腿长身短苗条身材。
建设厂码头到了。阴沉沉的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江面雾气给码头罩上了一层迷茫的幻纱。码头上，杆杆红旗在清晨的料峭寒风中猎猎发响，喧天的锣鼓声在江边沙滩上震荡，回响。江岸上人声鼎沸，欢送的人群密集如云，汇集成了人的海洋。
“红卫号”船这天打扮得格外漂亮，船顶四周插满五颜六色的三角小旗。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和《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歌曲。
开始上船了。我排在上船的队伍里，听着父亲最后的叮咛。我从父亲手里接过随身携带的一个印有白色“重庆”字样的黑色手提旅行包，一句话也没说，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随着拥挤不堪的队伍，奔向“红卫号”船。
“弦文——”随着一声清脆的嗓音，一只温暖，纤细的手伸了过来。
这是我们如今发小群里的苗波同学。她在小学，初中时曾一度是我的好朋友。那时我们班上六个爱好文体的女生结成一个小圈子，课余常在一起玩。她比我小几个月，划在升学线内，加之她出身军干家庭，顺利升了高中。她是专程来送她的好友兰草的，见到我，念起我们曾经的友谊，她依依不舍将手伸给我，噙着泪对我道了一声＂再见！”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好象行将到来的初春天气一样，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温暖。我心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说，可一句也说不出来。后面人流很快就将我俩冲散，我只好随着这股人流涌上了船。
“再见”，一声看似普通平常脱口而出的道别。见，本已是缘，再见，却是续缘。因此，人们在互道“再见”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期盼再次相见。可冥冥之中，此话一出，真不知何时才能再续前缘，再相见？无论同学还是朋友，与你相遇便是缘，遇时珍惜，别后见难。苗波与我的这声道别，一句“再见”，竟然相隔近半个世纪。人生无常，花开再见已飘零。
轮船上，知青们挥舞帽子，手绢和双手，向江岸上送行的亲人们告别。有人爬上船头，有人干脆站在栏杆上，喊呵，叫呵。人人眼里都闪着激动的泪花。在我眼里，此时也有晶莹的泪花在闪烁，但我始终坚持履行自己的诺言，我不哭！我默默站在同学身旁，向江岸凝视。我的视线从迎风招展的红旗慢慢移向似海洋的送行人群，在这个人海里要想找到父亲和张张熟悉的面孔，已不可能。可当我看到江岸上人们难分难舍的面容时，我在想，父亲此时也一定站在江淮上一个什么地方，怀着同样的心情，在向船上眺望。
“嘟——”船上汽笛响了。
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一声：“再见啦——”这一发自肺腑的高声喊叫，立刻激起所有即将踏上社会，走向农村知青们内心的共鸣。是的，家乡的一切都再见了。可不曾想这声＂再见＂，于我，于颜明，于此船上还有部分同行人，竟成永远。从此我们再也没能返航，回到重庆，回到父母身边，回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出生地！
告别父母，告别家乡，我昂首挺胸，随着“红卫号”船远行了。那时的我甚至还天真地以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我站在枇杷山，举目望四方，长江嘉陵江后浪推前浪，告别山城奔向远方。啊——美丽的山城，可爱的家乡，美丽的重庆，我可爱的家乡。” 当洪琳唱到这首风靡一时“知青歌”结尾时，她的眼里终于噙满了泪水。
她站在船头，扑闪着一对圆圆的大眼，久久地望着黑茫茫的长江江面。深冬的江面带着寒气的夜风吹散了她额前的“流海”，从报名下乡那天起，就跟我，她的邻居，好友，一道发誓不流一滴泪的她，外披棕色毛领蓝卡其棉短大衣，内着男式黄军衣的丰满胸脯，经过一阵剧烈起伏后，到底泪花的闪光，还是在船头茫茫夜雾中，显得昏暗的灯光反照下消失了。
她身边围着艾妮、燕子、兰草……一大群与她年纪相仿，十五、六岁，最大不过十八岁的女孩。随着她那圆润，然而又显得过分伤感的声调，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早晨上船时，与亲人告别还没流够的眼泪。我紧挨她身旁站着，她比我大一岁，是我姐姐的同学，我们两家邻居多年。咱俩在家时已约定，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分到一个生产队，并走时一定不哭。但此时的我，受她歌声的感染，却也终于守不住诺言，流下了一行热泪。
“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哈哈哈——”“啪啪啪——”随着一阵笑声和巴掌声，站在船廊两边的男知青们开始起哄了。本来嘛，好男有泪不轻弹，谁象这些没出息的小女生，动不动就哭鼻子。
然而，他们这时的起哄，倒不单单是嘲笑女生们好哭，他们是要用“男子汉”粗犷的笑声，以及他们那厚厚的巴掌的撞击声来压倒洪琳，让船头上的女生们摄服。你——洪琳，一个区区女生，你们——船头上那一帮女生也未免太放肆了，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出这样的风头，占我们男生的上风！
女孩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全哑巴了。我们眼里的泪花，也由这突如其来的一惊，给吓得全收回去了。但这洪琳可不是好惹的，在学校，在三千多师生面前，她都敢往台上那么一站——独唱，难道还怕你这眼前几十个男生不成！
“唱一个又啷个嘛，高兴唱我就要唱，哪个管得到！”她不甘示弱地把胸前的一根长辫往身后使劲一甩，用高八度的嗓门大声喊道。
洪琳这一声激怒的叫喊，使得那些起哄的男孩们为之一震：嗨！看不出来，这个长着一张白净蛋脸，小鼻子，大眼睛，有棱有角的薄唇只一启齿，就勾起两颊一对深而圆大的酒窝，模样与样板戏里阿庆嫂酷似的女孩，竟还有阿庆嫂开茶馆斗刁德一的那份胆量！
但这心里的嘀咕也不过一、两分钟的事情，其实，这样泼辣的女孩，男生们也早已司空见惯。在船廊左边，一个坐在船栏杆上，脚并不瘸，但外号“楚掰掰”（掰掰：重庆方言，瘸的意思）的男生，被洪琳那藐视一切的目光和声调激怒了，他象只好斗的公鸡，伸着长脖，发着鸭青般沙哑的嗓音冲洪琳吼道；“呸！不要脸的X货！”
“哈，哈，哈……‘’男子汉们扬眉吐气了。刺耳的口哨声，讥笑声，及那“劈劈啪啪”的巴掌声混为一体，肆无忌惮地灌入红玲的耳膜。此时，她心中的怒火燃烧到了极点，烧红了她那白净的脸蛋和圆圆的大眼。她浑身颤栗着，她想回骂一句，可一时竟没有了词(儿)。
就在一场骂战即将爆发之际，两个带队干部，也是我们一行知青的家长，一个五十多岁的方师傅，及一个也是五十来岁王师傅，听到知青们的吵闹声赶来了。他们拉住惹事生非的“楚掰掰”叫知青们都快散了，各自回舱睡觉。
方师傅和王师傅将“楚掰掰”劝到他们乘坐的客舱里去了，一伙女生拥着洪琳也回到她们自己的舱房。所谓“舱房”，也就是这只“红卫号”船带的拖驳，我们这个公社的一百多名知青，大部分都是我们工学院‘’臭老九‘’的子女，所以都“理所当然”地分配住在这个运猪，运牛，运杂货，不见天日的拖驳货舱下。
回到舱里，洪琳的眼泪终于止不住串串掉了下来，她抽抽呜呜地哭出了声。紧挨她身边的我，也觉似乎受了大委屈，陪着洪琳一道呜咽。一时间，舱里的女生们竟都各各想着自己的心事，跟着抽泣起来。
这下，可把舱里的男生们乐坏了。他们一个个用一只手捏着鼻子，另一只手伸出一只食指在鼻子底下来回划动，从鼻腔里发出一通类似什么乱七八糟二胡的伴奏声来。
其实，这舱里的男女生们，有一半都是我们一个班的同学，也包括如今我们此行重返古蔺发小群里的颜明，李平，古立等所有去古蔺的同学。我们从幼儿园就同班，一直同学到初中毕业。过去我们直到小学一年级还没分男女厕所，直到小学毕业，课外大家都是一道做作业，一起跳绳，踢毽子。可自“文革”后进了初中，在我们的课桌上男女生就有了刀刻的“三八”线，虽在同一个班里，彼此就象陌路人，从不多说一句话。在我们懵懂的心目中，谁超越了这个界线，跟异性讲了话，那么不是作风不正派，起码也是心术不正。因此，人人都严守着这条界线，没人敢越雷池一步。
此时，舱左女生们哭哭啼啼地和衣盖上了被盖；舱右，男生们拉着“二胡”也衣东倒西歪地躺在各自的背包上，他们连被包都懒得打开，睡一觉起来又得重新打上，多麻烦。我们这些将要去古蔺普占公社插队落户的一百多名知青，就在这“喜、怒、哀、乐”中进入了迷糊的梦乡。
船在江中抛锚停泊一夜，第二天清晨，大家还未睁眼，带队干部就进舱来催促我们下船了。此时船已停靠泸州南田坝码头，就是此地，就是此江，作为我们下乡时的第一个中转站，我第一次知道从重庆沿长江坐船上行，江边还有一个江城叫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