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不是我们同班同学，但他也是我们一个学校下乡到我们公社的知青。他与我们班上另三个男生董诚，黄明，小帅分在一个生产队，所以跟我们公社我们工学院的男生们接触就多一些。他也出身教师之家，下乡三年后招生推荐去了重庆机械制造学校读书，后来留校教书，最终也是教授退休，也算是事业有成。
我们公社知青人员构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工学院子弟，占半数以上，另一类就是黄家码头，码头工人的子弟，其余还有一些就是街道商业或其它行业一小部分人员子女。我们那时在乡下，主要就是跟我们工学院知青来往，大家彼此熟悉。
古立他们要中午时分才能到来，上午贤惠的颜明夫人舒萍买完菜回，我们遛狗也返回家中。帮忙摘洗完菜，颜明亲自上灶，他们夫妇俩自己厨房忙着，我也插不上手，颜明说：＂你再各人去看看，上回我们去版纳照的照片你还可以选哪些，U盘在第一个抽屉。＂于是我便上书房去挑照片。
打开书桌放U盘的抽屉，忽然我诧讶地看到四十几前，颜明下乡时好几本记工分本。拿起工分本，打开看，x月x日X地，干x活，记x分，一目了然，整整齐齐。他居然还留着这个，真是文物啊，可以进知青愽物馆了!
拿着记分本，我去厨房问颜明：＂队里都有记分员，你为啥还留有这个?＂他切着新上市鲜嫩的竹笋笑荅：＂你不晓得，我们公社街上这个生产队的农民要精得多，回回给我们称粮食都要克扣我们知青的，一百斤包谷，最多给你称九十斤；工分也要少记，所以我自己就多了个心眼，每天自己都记上，年终结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少来糊弄我们。象你们那些队，逢年过节农民家还要请你们去吃饭，我们街上这些农民，根本就没有请吃这一说。＂
闻此言，我真有些吃惊地说：＂呀！我在乡下四年，我们队上的农民几乎家家都请吃过饭，不是我们对农民如何好，而真是农民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们是一月份去的农村，一个月后便是春节，每户农家轮流着请，吃遍整个生产队。＂
回到书房电脑桌前，我继续挑着照片，古蔺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脑海。
在一条木屋夹道的马路上，汽车“嘎兹”一声停了下来。
“到啦！大家下车，都下来！”带队的方师傅和王师傅跳下驾驶室，跑到卡车后面，冲着坐在蓬厢里的两车知青大声喊道。
“哦——到啦，普占公社到啦！”坐了一天一夜船，两天车的我们，早已盼望着这声喊了。男生们欢呼雀跃，争先恐后跳下车去，剩下胆小，且又怕弄脏衣服的女生们仍立在车上，等着司机把铁梯挂上。
洪琳还没等铁梯挂好，早已跳下车，无奈我还在车上，等别人先下，大有最后一个下车之势。
“你快下讪！”洪琳见大家都一哄而散看街去了，有些着急地冲我喊道。
“不行，我的脚冻麻了，好象不听使唤。”吃够了晕车苦头，一路翻江倒海似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的我，面色苍白地一边答道，一边小心翼翼地沿铁梯一梯梯移着脚，最后一个下了车。
先下车的知青指着前面拐弯处的一块路牌告诉我俩，这里是云山公社，车只能开到这儿了，我们要去的普占公社还没通公路，今后我们上街赶场的地方就是这儿。
＂街？这里居然也是街？”我愣愣地站在满是泥泞的马路中央，在心里追忆重庆的每一条街。在我十六岁的全部生活中，只知道有百货大楼，大饭馆，电影院，新华书店…，这些高楼大厦耸立在川流不息，往来奔驰着各式汽车的柏油马路两旁的地方，才称之为街。而眼前这——低矮、覆盖着厚厚一层雪，屋檐吊着的茅草已结成滚圆滚圆的冰棒的木板房，歪歪斜斜，无精打采地夹着泥泞、寂静，只能通两辆卡车的马路，居然也是街！
知青们立在马路当中叽叽喳喳高声议论着，评价着这个陌生的地方。这满满两车人的喧哗，瞬时惊开了路旁木屋的房门。尽管雪风象根根钢针无情地在我们脸上划着十字叉，衣衫单薄的居民们，仍把头伸出了木门或撑起的格窗外。
孩子们趁大人不备，与狗一道窜出门外，不一会儿，我们周围就围上了一大群在刺骨的雪风中，穿一层褴褛布衫，双手插在夹窝下取暖，浑身上下哆哆嗦嗦的小看客。
两个带队的师傅领着我们们走到这条街最高的一座建筑物，一架大瓦房前。一排木门大大敞开，里面十几平米的房屋壁边，两边摆着两排方桌。桌的四周围着条凳，桌上放着竹筷筒，屋角燃着一盆窜着蓝色火苗的煤火。
这大概是饭店了，我们七嘴八舌猜测着，肚子也跟着叽叽咕咕。饭店的主顾，从大师傅，到服务员，男男女女总共也只有三、四个人。他们早已按区里的通知，为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知青备好了饭菜。
我们按城里人的习惯，八人一桌坐了下来，热汽腾腾的饭菜立时摆上桌来。一人一海碗：糙红的米饭上冒尖尖地垒着一些黑黢黢的不知啥菜？坐了大半天车，大家都饿了，谁也不拘理地从筷笼里抽出削得粗细不一的竹筷大吃起来。
我却端着斗大的土碗，慢吞吞地用筷子拨弄着碗尖上那些黑黢黢的，怀疑是否洗净的东西，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磨蹭好一会儿，我向一桌人问道：“这是啥子菜哟？”大家都停下筷，愣愣地看着自己的碗，谁也答不上来。
“干菌子。”这时晶铧从旁边男生桌上发声。
“菌子是啥子？”洪琳脱口问道。
“就是干蘑菇。”答完这话，他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他埋下头，再不言语，只管吃起自己的饭来。晶铧也是我们班的，他从小就喜欢跟女生一起跳绳，踢键，而且厉害得很，大家都喜欢与他一伙，他在哪一伙，哪伙准赢。因此得外号＂假姑娘＂。
洪琳回过身，朝自己一桌人噘了噘嘴，大家“扑哧哧”的悄声笑了。我夹起一个菌，想起儿时看过的那些小白兔采蘑菇一类好看的动画片，咬了一口，还挺鲜的，于是不再挑剔，开吃起来。
一人一海碗，少说光饭就有半斤，就是男生都吃不完。一直跟到饭馆来的小看客们，这下可不客气啦，端起男生们剩下的饭，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一群没抢到男生剩饭的小看客，把目光都巴巴地集中到女生碗中。我见一个小孩从地上捡起饭粒、菌子吃，真感到恶心，然而更多的却是震惊！我不明白，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个个都像乞丐？我停下筷，叫声“洪琳，别吃了。”匆匆走出饭馆，我那碗饭连尖都还未削平。
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在四壁透风的木板屋里摇曳。本来国家是给了每个知青点一千元专款建房，但我们生产队并未专门与我们建房，而是利用生产队一架百年老木板公房，作了我们知青房。
这架知青房座落在从营山下来的小路沟边。这架大瓦房原是小路沟王姓家族祠堂，中间是大堂，也是生产队开会集体活动聚集地，左边一排厢房两间屋，二十来个平方，就是我们知青住房，楼上有一半是是楼，楼上是生产队种子库房。右边厢房住着一个五保户。两边厢房还连着两排耳房，左边住着生产队一家社员，右边住着大队会计一家。
房前有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晒坝，从坝上下十几级石阶，就是从山后绕过来的冷水河。从河上小石桥过去，有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贯通营山公社川黔公路和普占公社的青石板小路。路两旁是平展、方正的大水田。房屋的左右两边都是一片苦竹林，屋后紧靠山，山上杉树成林，郁郁葱葱。
由晒坝进门就是一间大堂屋，左边靠墙角垒了一个土灶台那就是我们煮饭的地方，堂屋两侧各开一扇小门，分别通往两间十来平方米的长方形厢房。队上原本打算七个知青分两间耳房住，可我们七个胆子都小，愿意大家住一屋互相壮胆，于是我们用靠左那间屋放箱子等杂物，七人一齐挤进右边那间只放得下四张光床沿都有尺把宽的单人床。
我和洪琳总算如愿以偿分在一个生产队。除了我俩，同分到小路沟队的另五个女孩，一个叫郝榕，她不到一米六，却有一百二十斤体重，所以显得有点胖。七人中数她年龄最大，那年十八，在学校是一连的。她比我们大两岁，成人了，自然说话办事都显得比我们成熟，老练。
另一个叫胡云，她与我姐同学，三连的。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几，那时显得又瘦又小，由于脸廋就显得有些黑，单眼皮，眼小，鼻小，嘴唇很厚。她的脾气出奇的好，凡事都能忍让三分。
还有一个叫钟健，她眼睛大而亮，鼻梁挺而直，就是嘴按那时审美观显得有点大。她和弟弟都同在我们班，弟弟小她一岁，当时十五，因家庭成份不好，也没升上高中，下乡去了资阳。她干啥事都大大咧咧，慢慢吞吞的，从不着急发火，对啥事都好象漫不经心，唯有饭桌上老爱发些什么“包谷含热量多少千卡，胡萝卜含维A多少”诸如此类的高论。
再一个叫文辉。她与我们同班，因儿时得过脑膜炎，大脑有些受损，反应较一般人稍慢，所以下乡不到一年，父亲退休，尽管前面哥哥姐姐下乡多年，还是先将她顶替回去了。
再有一个叫袁渊，这是文中唯一虚拟人物。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六个女生同在一个屋檐下，磕磕绊绊总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一起在艰难困苦中共患难那么多年，最后大返城时呆在那里最后出来的共计六年时间，而且很多事情的发生，也是当时特定环境，特殊时代造成。所以我不想伤害仼何人，也包括我自已。
故事要如实述说，才会有血有肉，唱戏也得有红脸白脸才会有看头。所以我虚拟了这个袁渊，来替我们所有人的白脸言行背黑锅。她的言行，均为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所不应该的所为，但人无完人，那才是当时年幼无知真实的我们。
我是自然要和洪琳睡一床了，郝榕和胡云睡一床。文辉与钟健睡一床。钟健坚持要文辉与她各睡一头，她说这样俩人还可互相暖脚，再说，她认为俩人睡一头，面对面的呼吸极不卫生。我和洪琳可没这多讲究，我俩不仅要睡一头，还要合枕一个枕头。我是极愿和洪琳睡一头的，因为长这么大，在家我还常挤到母亲被窝里睡觉，各人睡，我总感到黑夜可怕。
见大家都睡好了，郝榕探身吹灭油灯，瞬时屋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房后，山上的杉树林被风吹得呜呜直响，就象有百只野狼在齐声嗥叫似的。风从门、窗、房瓦的缝隙中刮进屋来，分外尖削；门窗也在这疯狂的呼啸中猛烈摇晃，发出阵阵“咕吱咕吱”的声响，仿佛潜伏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危险。
我躺在床上，面对黑暗，听着这一切惊心动魄的啸声，兀自不禁心惊胆颤。我用被蒙住头，情不自禁地往洪琳怀里钻，连呼吸都急促起来。洪琳像大姐姐似的，一把抱住我的头说：“这么多人，怕啥子？”我躲在洪琳的怀里，脸凑到她那已发育成熟而富有弹性的胸前，分明听得见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很有规律地跳动着的‘声音。我仿佛感到这是躺在妈妈怀里，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我默默数着洪琳胸中“咚、咚、咚”心跳的节律，在几天旅途奔波的疲惫里，渐渐进入梦乡。
梦里我梦见了爸爸妈妈。爸妈正带着我家几个孩子在公园里划船。爸爸掌舵，妈妈，我和哥哥姐姐一人拿一只木浆划着小船。忽然，天下雨了，妈妈催促我们快靠岸，我们使劲摇着木浆，划呀，划呀，雨水淋湿了我的衣裙，有点冷了……
“快起来，漏雨啦！”洪琳大声的喊叫惊醒了屋里所有的人。大家惊慌失措地看着各自床上从屋顶瓦缝中漏下的雨水，赶紧拿盆的拿盆，拿桶的拿桶，也不管屋里到处漏雨，本能地先接住自己床上漏雨的地方。
我和洪琳这张床漏得最厉害，我俩的被全湿了。我们用四个盆，一只桶，几乎覆盖了整张床，接着那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从天而降的“祸水”。 屋里到处都在漏雨，七个女孩各自顾着自己的床，将屋里所有可用来接雨的盆盆碗碗都用上，并不停地将接满雨水的盆碗中的水倒掉，又重新接上。
折腾了大半夜，屋外的雨总算小了，屋内的“雨”也渐渐滴答，但每张床都湿透了。
觉是睡不成了，但现在才半夜，困得不行呀。我们只好换下自己身上的湿衣，搬两条长凳，挑不漏雨的地方排排坐在两张条凳上，相互靠着迷迷糊糊又闭上了眼睛。
连绵细雨哩哩拉拉下了一个多星期，队里山上，田里的二道草都已薅完。因农闲，这星期歇雨工。
小路沟的女生们在家呆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有些呆腻了。我们也真有些奇怪，每天出工我们感到吃不消，腰酸，腿疼，手上的血泡破了一个，又起一个。这才歇一个星期，我们又觉呆得无聊了。
农闲时，我们每天都要睡到早上九点多钟才起床，吃过早饭出工，实际已是十点多了。别人农民一大早起来是去种自家自留地，虽我们也分有一人八丈共五十六丈自留地，但我们出队里的工已筋疲力尽，哪个还愿早早起来去打理自留地，看我们的地荒着，队里点包谷就顺带把我们的地也点上苞谷，还等不到成熟，嫩包谷早早的就被我们掰来吃光了。我们下乡的第一年尽管吃着国家保的，一月三十五斤的口粮，但也习惯当地人吃两顿饭的习俗了。
这个地方，因长期贫困，农民尽管干着比平坝农村要重好几倍的农活，但一天只吃两顿饭，一大早起来先去自留地忙活，然后回家吃早饭。早上吃一顿饭出工，晚上收工回才吃第二顿。用知青的话说，就是吃一顿管一天。刚下来时，我们简直吃不消，每天出工中途休息时，都偷偷跑回来加顿餐。不过几个月下来，入乡随俗，我们也习惯了吃两顿，只不过每顿的饭量已大大增至半斤八两之间。
吃过早饭，袁渊出去河边洗衣服去了。其余的人都各自躺在床上养神。大家都信了钟健的活命哲学，“饭后睡一睡，活到九十岁。”食饱神虚，饱肚睡个回笼觉。
而我，每当大家睡回笼觉时，总是默默拿出高中数理化来学习。没能读上高中，我感到无限遗憾，我做梦都想上大学，向往着总有一天自己还要重返校园。于是，自下乡来，从未放松自已学习。为此，我也常遭到同伴们的讥讽，嘲笑。就连洪琳也笑我太天真：“‘白卷英雄’张铁生都上了报，大学招生还会稀罕数理化？”可我似乎总有些执迷不悟，我中父亲的“毒”太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是科学，啥时候它都是科学，只有靠老老实实地学。
“弦文有件事我不晓得该不该给你说？”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的胡云有些心血来潮，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啥子事？说！”急性子的我心里可憋不住问号。我停下笔抬头看着胡云问道。
“说了你可别生气”。胡云有些后悔，欲言又止。
“快说嘛，我不生气。”我见胡云吞吞吐吐，更觉事大，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胡云到底要告诉自己啥事？胡云见已赖不过，只好讲了出来。
原来，那还是在学校上初中的时候，我一直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那时宣传队都是学跳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我跳过群众，也跳过＂白毛女”，＂吴清华”。有一次，总政文工团来学校招兵，选上了我，可是一政审被刷了下来。这次我被刷的原因就在于，因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我同班的袁渊的父亲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上面说他女儿曾亲眼见过我父亲身穿国民党军服的照片。为了这次政审，学校军代表和工宣队队长找到袁渊，那天，正好胡云与袁渊一起，于是听袁渊跟他们讲，“我确实亲眼看到过她父亲那张照片。”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下乡的命运，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本来也许可能成为一个舞蹈家，然而就这一句话，葬送了我的艺术生命，也葬送了我的前程。
可当时的我，并不知有这段插曲，我只恨自己没出生在工人家庭，而是出生在一个“臭老九”家庭，以至自己在多次部队及地方文艺团体的招收中，都因政审落选。不过我并不怨自己父母，确切的说我甚至中父亲“唯有读书高”的“毒”还很深。虽说穿绿军装在七十年代初中生中是特别时髦的事情，但我更想读书上大学。因此没当上文艺兵在当时的我看来，并不是太可悲的事。
然而眼下，在我不但因家庭政历不清什么都去不了，并下到这个偏僻，苦寒的山区农村，而且听到胡云讲了上述隐情后，得知自己不能参军，竟是为了一张照片时，我确确实实感到了极大的悲哀。
此时此刻，我眼里反而没了眼泪，我的心象被刀戳了般的疼痛难忍。我禁不住冲口而出大声喊道：“我爸爸解放前夕一直在念书，直到五零年才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为啥子不去调查呢？为啥子就凭一个与我家有仇的十来岁学生的话，就这样残酷地决定了我的命运呢？”
“仇？啥子仇？袁渊家与你家有啥子仇？”洪琳愤愤不平地问道，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之势。
我道：“她爸爸跟我妈都在图书馆工作，有一次大扫除，我妈亲眼看见她爸爸扫地时胳膊撞倒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摔在地上碎了。工宣队一追查，他就赖在我妈身上。我妈当然不能承认了，这是现形反革命。于是就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她爸挨了斗。”
“他活该，这样的人真不要脸！”洪琳抱不平地说。
“你们可不要骂袁渊。我好心好意地跟你们说了，你们骂她，不把我也卷进去了吗？”胡云后悔不已地说。
“算了，你们骂她也没多大的意思。再吵弦文还是当不了兵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算了，算了，如今大家都在一个生产队，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和为贵。”凡事都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钟健不紧不慢，显得很有见地的劝说道。
大家也劝我算了，别跟那样的小人一般见识。话虽这么说，毕竟我的心理从此还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不知这“政历不清”的黑锅自己要背到何年何月？我如今算是深深尝到这个“政历不清”棱模两可，无踪无影，“莫须有”罪名历害了。
书，我是无论如何也看不进去了。我想哭，想喊，想对全世界发泄自己心中的哀怨。然而我不能，我没有在人前掉泪的弱点。我只是默默走出寝室门，站在堂屋大门坎上，在心里对苍天诉说自己的悲哀与不平！
天阴沉沉的，铅块状的乌云同山尖连在一起，象铁笼般把整个白岩沟囿囚住。一缕缕灰白色的轻雾，缓缓地从屋顶上浮过，阵阵阴冷的风把晒坝两边已枯萎的竹叶从竹丛中吹到晒坝上来。竹林在寒风中发出萧萧飒飒的响声，象是在为我鸣冤叫屈！
天气渐热，我们下乡的第一个端午节到了，这天队里放假一天。天气晴好，我和洪琳一早起床就去房旁小河边洗完衣，提着装衣水桶回房前晒坝晾晒。
“弦哒哒，（方言，孃嬢）我妈叫你去我家。”我和洪琳正在晒坝上晾刚从小河边洗回来的衣服，一声脆脆的呼唤使我俩同时抬起头来。
是小平儿。他是队上王会计的独子，只因他那红扑扑，胖呼呼的小脸蛋上长着一对亮晶晶，水灵灵的大眼睛，看上去十分可爱，我和洪琳一来这里就特别喜欢这个小平儿。有啥好吃的，都给他留点，有啥好玩的，从也忘不了带他一道去。他今年八岁，上面有两个姐姐，他是家里的独根，父母都特别宠他。既然小平儿得到了我们的厚爱，平儿的父母自然也对我倆也格外殷勤。
如是刚下来不久就是春节，除了队上每家每户请我们七个知青去做客外，我倆几乎都泡在小平儿家里。再则新豌豆角下来，平儿家煮了豆角稀饭，也要让平儿来叫我俩去尝新。总之，山里的农民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将真心待他，他就会将整颗心剖与你。
今天是端阳，按照当地习俗，家家都打了糍粑，磨了黄豆面，拿出攒了不知多久的白糖。知青们也从山民口中得知，今天是一年一回吃糯米糍粑蘸白糖拌黄豆面的节日。可现在平儿只喊我一人上他家去，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他家随便吃点啥好东西，也要叫上我和洪琳两个人。我俩顿时都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头几天，平儿在山上割猪草，正好我俩和一些农民在山上薅二道包谷草，由于洪琳心直口快，泼辣大方，队上农民就给她取了个绰号“洪喳啦”。洪琳对这个绰号极为反感，但她是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农民们取的绰号毫无办法。几个青年农民见平儿在山上割猪草，又不时的叫着“弦哒哒”“洪哒哒”就恶作剧似的教平儿喊“洪喳啦＂。
平儿到底是孩子，大家叫他这样喊，他果然就这样喊了。这下可把洪琳气坏了，小伙子们嬉皮笑脸喊几声“洪喳啦＂她也只有无可奈何容忍了，连自己平时最喜欢的小平儿也这么喊，她可受不了啦。
她冲上坡去，给了平儿一记耳光。打得倒是不重，可小平儿的父母却从此与洪琳翻了脸。尽管事后我陪洪琳去平儿家向王会计夫妇道了多次歉，说了许多好话，但毕竟今天平儿奉父母之命只喊了我一人去过节，那就是等于向洪琳宣告，小平儿家从此再也不欢迎她去了。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在此地更有一种说法，男人的脸若是挨了别人的耳光，特别是女人的耳光，那么这个人就会从此倒霉运，倒一辈子霉！洪琳哪知这个耳光的历害，但打出去的手，也如泼出去的水，是再也收不回来了。
此时，我感到为难极了。看着洪琳，倔强的她此时分明是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弦哒哒，你快跟我走哇！”不懂事的平儿在坝边一声接一声地高声喊着。“你去吧，”洪琳强忍泪水，稍稍抬了一下头，继续拧着盆里还剩下的一件衣服，声音有些发颤的说。
平儿还在那边喊叫，我要是再不走，洪琳恐怕眼泪真的要流出来了。我理解洪琳此时的心情，我只得跟平儿一块儿走了。
洪琳晒完衣端盆跨进知青房，屋里已空无一人。她知道，其余的人肯定也是上各自的“家门”家过节去了。按说洪琳姓洪，原该与队上姓洪的人家结“家门”，但因下乡半年来，她一直是和我上王会计家过节，她真的“家门”姓洪的人家就再也没叫她去了，她被人们遗忘了。
屋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洪琳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捂住被，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能否吃到端阳农家的糯米糍粑倒是小事，人是多么需要家庭的温暖，需要有人理解，有人爱啊！
胡云和袁渊从各自的“家门”家过完端阳，在天黑之际，首先回到知青房。一进屋，她倆见洪琳独自和衣躺在床上，心里已明白八、九。平儿那天挨打，她们也在场，事后队上社员们的议论，她们当然也知道。
“哎！洪琳，天都黑了，你啷个也不点个灯？”胡云顺口说着，点燃了桌上的煤油灯。
＂啷个就你一个人在家，弦文呢？”袁渊明知故问道。本来袁渊见我和洪琳平常就象是穿连档裤，心里就很妒嫉，这回可是找到了闲话说。“弦文也是，过端阳就让你一个人在家！”
洪琳听了这话，本来已感到凄楚的心里更增添一层悲凉。她坐起身来，拢拢睡得乱蓬蓬的头发说：“是小平儿来叫她去的。”
“要是我就不去。既便去了，也应付一下就回来。”袁渊说了这话见洪琳并无反应，接着又说：“哼！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她那个人呐，虚伪得很，你看那回在山上点包谷，我们背五十斤灰肥上山，她却偏背六十斤；等我们背得起六十斤了，她又背上到七十斤，处处显示她比谁都能。就说你们两个，刚下乡时，队里对你的印象比她好多了。可现在呢，还不到一年，人家团也入了，你倒是不如她了。”
“她比我们都能吃苦。”洪琳有些心烦地回道。
“算了吧，比我们的野心都大吧。不踩着别人，能显示出她？”袁渊不依不饶地说。＂
生存就是竟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有能耐谁先上。”胡云往被上一躺，悠闲自在地说。
“你们等着瞧吧，将来我们队上的七个知青，肯定她先回城去。人家是团员，一个月三十一天都泡在田里，谁比得过她！来了月经也下田，命都豁出去了，等到招工、招生的时候，当然是灾荒年生各顾各了。”袁渊还是有点不甘心地说道。
洪琳深知袁渊那张嘴的历害，说点什么总要夸大其词。不过来了月经也下田，这倒是事实。那次队上栽秧，弦文泡/在田里，背着秧头各处送，以至月经一连来了半个多月才干净。可这又哪是人家弦文的错呢？她好强，什么事都不愿落别人后面，况且她又是团员，要起带头作用。可真到了招工、招生的时候，唉！全公社那么多知青，一个队能分到一个名额都难，到那时，咱倆也许就象袁渊说的那样，果真要各顾各了。洪琳虽心里这么想，嘴上却不再说什么。
“洪琳，给。”我拿着用手帕包着的一个糍粑，一进门就喊着递给洪琳。洪琳苦涩地望一眼我递来的糍粑道：“我已经吃过饭了，放起来吧。”我把糍粑重新用手绢包好，放在桌上，默默无言地走到床边，与洪琳并排坐下。
袁渊见我回来，自然闭上了嘴，也怏怏地上了自己的床。
几百張照片浏览一遍挑完，取下U盘，放回抽屉，我又看见颜明那几本静静躺在此已四十多年的工分本。
原先我一直以为山民淳朴，古蔺农民待人都是这样耿直。却原来看似分得最好，地处公社中心的街上生产队的颜明，李平他们，即便过年也是那么冷淸，可怜。
看来人各不同，即便同处一地，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每个知青遭遇不同，感受也就不同，什么青春无悔，或是不堪回首，各抒己见，没啥可争的。我们对仼何人，仼何事都不应该主观地去下结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视觉，去知道，洞察别人的喜怒哀乐，真正体会到人家的酸甜苦辣。每个人心胸不同，处境不同，很难了解别人的感受。谁都只能是自已的主角，而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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