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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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转小雨，10--24度。＂晓歌拿着手机，天天都要给我们报天气预报。他那个天气预报我们戏称“天气乱报”，因为山里的天气俗话说：“十里不同天。"虽说今日有雨，但我们还是得上山，因为山区的天气就是这样，时晴时雨，不好掌握，我们行程时间有限，不能坐等。
一早我们便向我们公社，现在已划归叙永的震东镇出发。祥贵坚持一定要陪我们同行，他说：“我路熟，给你们带路。” 站在屋基地往山下望去，虽然古立生产队在公社最高点，但山上土地宽阔肥沃，梯田层层，流水淙淙。古立说：＂要是晴天，晴空万里，一眼望去，可以看到我们班上昊霜，晶铧，谭娜，包文，京荣他们大树生产队，王素她们永和一队，直至公社李平，颜民他们街上。＂
我们从叙永出来，不管过去走老路还是新路都是上山。海拔一千多米，最高一千八的乌蒙山延绵云黔，因此地与云黔接壤，故同属乌蒙山系。所不同的是老路沿赤水河河谷往上走，山势显要，红军长征途经此地，领袖曾留有诗句“乌蒙磅礴走泥丸”。而新路是开山架桥修路，路本身已修在山腰而不再是沟谷，所以上山的路虽仍崎岖，但已不再峥狞，沿途已看不到悬崖峭壁。一百多里山路，虽越往山去，雨雾越大，四周的山都笼罩在白茫茫的云雨雾中。但慢慢开与那时悬崖峭壁比，还是不觉有什么危险，只是盘山路弯道多，得多多呜笛，警示对面来车。
从叙永出来一个多小时我们便抵达震东，我们原普占公社已划归叙永震东镇。我们原订从公社步行去古立他们队向阳坡，因为从公社街上"锅底'爬上向阳坡，基本穿行半个公社范围，要经过好些生产队，基本我们一起来古蔺的同学大部分生产队都可经过。但天不作美，步行只好放弃，决定还是按原计划行程，只是改步行为车驶，直驱向阳坡。
农村现已基本实现村村通，原先的一个生产队，现在就是一个村，车可到达每个生产队。村村通公路虽不像国道那样宽阔，但也是水泥路，可行来回两辆车。这样的路，山里人过去真是想都不敢想，国家真是花了大投资，下了大力气。
去向阳坡途经和平他们生产队，于是车拐进岩头上先去他们队。
岩头生产队全是苗族，无水田，且喀斯特地貌的山地贫瘠，乱石堆里刨出来的土，种上的包谷，红苕，洋芋产量也不高。因此岩头生产队在全公社都算是穷的队。队上分去四个男知青，除和平不是我们单位的，其余三个都是我们同班同学。小帅，董诚去那里不久，一年后家里都托关系陆续将他们转队去了离家较近一点的农村，三年后和平也推荐招生回渝读书。黄明也五年后参军离开那里。
和平带我们去寻知青房，而知青房已早不知所踪。和平只好又去找寻他们去岩头上挑水吃的那口井，他说：“站在岩头井旁看地下水向岩下倾泻还是非常壮观的一景。”但队里家家早已通上自来水，那条通往岩头挑水的小路也早已荒芜，天又下着小雨，和平试着用脚探了一下长满杂草己无路可寻的路，只好作罢，于是带我们去了旁边原队长家。
队长家修建了一幢山中“别墅”，进得大门，家中只有儿媳在家。她说：“公公（队长）前几年已去世，丈夫在广州那边打工。＂说着说着婆婆回来了，婆婆已八十来岁，身体健朗，思维清晰，她虽已不认得当年十六岁孩子般模样，如今也跟她一样满头白发的和平，但一说和平这个名字，仍记忆犹新。和平与婆婆叙着过去，我独自上楼上去参观如今的农居。
从进大门看大堂就一烤火烧茶的火炉，旁边便是厨房，厕所，看不出农房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是一上楼，哇，我真是大大吃了一惊！宽敞的大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上摆着电视，两旁还放置两个大音箱，家庭影院一应俱全。三间卧室衣柜，席梦思大床，床头柜，台灯。两个卫生间抽水马桶，电热洗澡器，梳妆台，跟城里装修，装饰已无两样。我兴奋地招呼楼下所有人都上来一观，大家都感叹不已，于是一行人同坐客厅，拍下这见证历史的一景。
离开岩头队我们冒雨继续向全公社最高点，芧家山的向阳坡行驶。去向阳坡虽也实现村村通，但目前的路还未达标，还在继续修。所以到古立他们队有节路还是泥泞，车不太好开，颜明车大，底盘高还好点，和平的福克斯底盘低，他就一路耽心怕陷在山上，求救援，拖车都上来不的。还好，一路小心，总算抵达目的地。
队长家原址也修了一幢两层楼房，房前水泥晒坝也大，百十多平方吧。站在门前晒坝古立朝房里喊，无人应，于是晓歌去摇房前一排大门，不料有一扇门竞是虚掩，于是推开，大家进去，仍是无人。古立说：＂即然没锁门，人肯定在附近，没走远，一会儿便会回来。”于是我们便又自作主張上楼去参观，这次看到的仍是与岩头那家一样的装潢。就是说，普占农民只要有劳力在外地打工，回乡都按城里标准建了房，只有少数家里因病或无劳力外出打工家庭，还没修新房，未能脱贫。
古立带我们去看他们知青房，如今也已拆去，屋基地已成了一块庄稼地。站在屋基地上，古立说：＂颜明给我来一張留个影。＂虽只是一块空地，但这里毕竟是他十六到二十一，生活了五年的地方。
古立家一女三子，古立是老幺，“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因是老幺，哥哥姐姐都自然让着他点，父母的宠爱不管怎样想一碗水端平，较老幺总是多关注一些，因为在全家人心中，他永远最小。
古立的父亲原是工学院老师，课讲得非常好，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机械制造》课。就在我进厂后，我们车间从原工学院毕业来的技术员，还在夸他父亲的课讲得特别好。五七年“大鸣大放”，国家号召全民提意见，运动中也许他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总之，被错划“右派”。
古立母亲也在工学院教务处工作，写一手漂亮仿宋体字，学校讲义，考卷多出自她的手刻印。
古立母亲是我一生所见女性中最优雅贤慧的女性。那时学院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他母亲饰演剧中女主角林媛媛的母亲——四十年代大上海阔太太，高贵，优雅，演得惟妙惟肖。生活中的她毌亲，除去阔太的身份，装束，气质原本就如此端庄，高雅。
爱人被打成“右派”，她对丈夫的情却始终不渝，将家里四个孩子教育得格外团结和睦，彬彬有礼。她知道丈夫的冤屈，但与丈夫一样无力与社会抗争，唯一只能陪伴丈夫身边，让孩子们与自己一道，使家充满温馨。
古立儿时圆圆的小脸蛋上，总是洋溢着一双笑眯眯的大眼睛及一对小酒窝。一身穿戴永远干净整齐，从不光脚丫穿鞋，即便炎热的夏季，穿凉鞋，也会套一双雪白的袜子。
古立学习成绩很好，品学兼优，老师很喜欢。上小学时他画画得很好，有一次画了一匹马，老师还说要拿去市少年宫展览。
那时全国学雷锋，我们小学生也学。星期天咱俩还去教室“学雷锋，做好事“去修钉教室晃动了腿的桌椅。
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古立被分到全公社最远，最高的这个芧家山向阳坡生产队。
一次古立家给他寄来一个包裏，因颜明他们队在公社办公楼旁，一般知青取信及包裹单，或赶场来回都要从他们队路过，他们队也成了公社知青聚集中心。那天古立从二十几里地场上邮电所取回包裏，正好我和艾妮也在那儿，打开包裏，里面却奇迹般出现一包糖，大概一斤左右。古立毫不犹豫打开它全部倒在桌上对大家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糖大家吃！＂
糖！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穷乡僻壤，祖祖辈辈山民见都不曾见到过裏着花花绿绿糖纸的水果糖，而且即便城里那时也是一人一月一两凭票供应，昌立父母也不知从牙缝里省了多久才攒了一斤糖，四个下乡孩子轮流着寄，多么稀罕的糖啊!
我和艾妮当时哪里想得到这些，见到糖，多馋呀，毫不客气一颗接一颗开起”荤“来。满满一屋男知青，在一旁说笑，似乎他们都不在乎桌上的糖，竟然看着我俩一颗一颗地一口气将桌上的一堆糖吃个精光！古立，颜明，李平，晓歌......我们如今这些发小朋友啊，就这样咽着口水，忍着饥饿，假装若无其事的谈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和艾妮一颗又一颗地吃着，嚼着，香香甜甜，却一颗也没给他们留下。
颜明道：＂他们生产队不缺粮，古立来我们生产队耍，还给我们背米来。＂
＂这就奇了怪了，全公社都那么穷，长期饿饭，你们队为啥不缺粮呢?＂我大惑不解。
古立笑笑：＂那阵看似成份不好的我分到全公社最高，最远的生产队，没想到是因祸得福。我们生产队，天高皇帝远，生产队的田土拉得又远，从山脚到山顶，所以队上就把田土分到各家各户包种，包完成公粮指标，剩下的全归自已。我们知青的口粮也包到各户，家家都拿谷子给我们，所以下乡六年，我们知青没吃包谷饭，都是吃大米。反正田土都包给各户了，我们也不用出那么多工，生产队只留了少数一点地集体种，只要我们知青别去公社告状就行了。＂
＂那你们包产到户，比全国典型小岗村还早，公社不知道呀?＂我问。
＂其实公社干部还是晓得，他们有些家里无粮时还经常来我们队借粮吃，只是队上地扯得太远，他们也没得法，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古立道。
＂唉，原来你比我们都强，少吃好多苦，那回我写《棋如人生》你那章时，还以为你比我们遭罪。我们都先出去了，留下你独零零的留在全公社最高最远的茅家山上。”我感叹道。
＂李平参军走了，你们又招工走了，好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而本来公社那回是推荐我们三个的，你和颜明走成了，我一个人被刷下来。那阵我真的是如掉进深渊，觉得前途一片黑暗。返回生产队，从此我再也不去公社街上，几乎都没咋再下过茅家山。好在上帝关上一扇门，又给我打开另一扇窗。队里那阵又叫我去大队代课，当了小学代课老师。一天记十个工分，一个月公社给十元钱。后来天天代课，与学生们在一起，也就没那么孤独了。一年后，我妈退休，我就顶替回去了。等于只比你们只多呆了一年，你们四年，我五年。＂
队长果然是去队上与人办理合作医疗事宜去了。现在队已改为村，他不是现任村长，只是一原退休队干部，因那时公社只有少数大队村支书买过社保，所以也只有少数几个老支书退休拿到退休金，一月千多块钱。他协助村里做一些工作，一月只有几百块补贴。
四十多年未见，双方都已黑发染霜。古立激动地与老队长拥抱，想当年，住在队长家，队长一家曾给予年幼的自己多少关照，多少爱啊!
队长说这幢新房是弟弟在老屋基上修的，他的家在旁边另一边。队长带我们进了他家，他家还未修新房，说已在筹建中。他家老房也是古立他们返城后才修的，所以也不是太旧，只是不是现在的砖房，而是老式木板房。
队长一边招呼家人备饭，一边与我们围火炉边喝茶，聊天。队长向我们介绍说：＂古立是他队四个知青中最乖的一个，对人恭恭敬敬，从不像队上其他知青那样外出打架，给队里惹事。喜欢看书，写字，画画，画啥像啥。每年春节给家家户户写对联，给我们队上小学代课，耐心得很，队上社员，孩子们都喜欢他。＂
我们相信队长的话，古立从小就乖，虽是男孩，但文文静静的，无论幼儿园，还是小学，初中，老师们都喜欢他。
在队长家吃过午饭，我们与队长告别，临别古立除拿了一大包重庆带来的糖果点心，另悄悄将一千元钱给了队长。于古立，于队长，这一千元也许都不算多，但礼轻人意重，这是古立对队长一家，也是对队里所有社员的一份心意。感谢他们曾经给与自己，给与知青的一份照顾与温暖，给从下去时年幼的知青，到返城时已成人知青们一段成长的关怀。
从向阳坡下来，车行至我们小路沟，雨居然停了，太阳也出来了。回望茅家山，阳光下它是那么苍翠清晰。要是早知如此，我们真该下午再上向阳坡，不就可以徒步上山，那一路的美景，一路的话题岂不收获更丰。但前途不可预测，错过也就错过，人生大抵也是如此。
小路沟是我们生产队，七个女知青一天几台戏，最是热闹的一个知青点。
那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秋天。地里的庄稼熟了，秋收的喜悦挂上了历经几多饥荒农民的眉梢。可我们这些来自城里，吃着国家口粮的知青却是不以为喜，反以为愁了。秋收是一个大忙季节，如果说农民一年到头含辛茹苦，披星戴月的话，那在秋收这个季节便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一大早，妇女们就上山收包谷，黄豆；男人们去田里摆上四方拌桶，割下熟透了的稻谷往拌桶里打下谷粒，然后一挑挑将湿谷往仓库里送。从早到晚，人们只能吃到一顿饭，直到天黑尽才能收工。说是收工，无非是把山上，田里的粮食收回了队里的仓库，当天妇女们从山上收回来的包谷还得借着月光剥去壳，分到各家各户。收一天的包谷，全队男女老少全部出动，也要剥到大半夜才能剥完，分完。轮到回家做饭吃，月亮都斜到西天去了。秋收时节天天如此，人人如此，就是知青也不能例外。谁要是躲在家里想逃一天工，那绝对办不到！队长会亲自上门“请”你出工。因为地里的庄稼必须抓紧分分秒秒往回收，否则一遇下雨，成熟的庄稼就会在田里，地里发霉，生芽，这是农民们一年的心血，谁也不能容忍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窝工。
我们几个知青被分别编到几个妇女作业组，跟着妇女们上山收包谷。胡云收了几天的包谷就喊受不了啦，她说她半边肩膀发麻，实在背不动近百斤重一背篓的包谷回仓库来交。她哭着恳求队长把她留在仓库里帮老“监收员”称称，记帐，打杂，没想她这招还真灵，队长竟一口答应了。
这回她可“享福”了，虽说在仓库里一早一晚出工的时间比下田，上山的人时间都要干得长，但毕竟中午太阳当顶时，她就不用再在火辣辣的烈日下“背太阳”了。几个知青都嫉妒她得了这么个“美差”，私下里攻击的目标从我＂假积极＂一下子就转移到她的身上。
人心总是趋向平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眼下，大家都在受着秋收烈日，劳累的煎熬，而你胡云却猫在仓库掌称，记帐。谁不会干这个，谁不想干这个？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你胡云在干如此轻巧活？谁不累，每天几十斤，上百斤重一背的包谷，从几里路外的高高山上背回仓库，来回要跑十几趟。谁受得了，谁在被窝里没哭过？只不过，谁也没你胡云那份胆量，去队长面前去哭罢了。于是这份美差就轮到了你胡云，谁不嫉妒，谁不恨得牙痒痒？
九月的太阳虽已进入秋季，可比夏天的太阳更毒辣。“秋老虎”，吃人的秋老虎张着血盆大口，虎视眈眈地俯视着大地，从它嘴里吐出的烈焰煎栲着大地。
我和袁渊各自背着冒尖尖的一大背包谷在“狗腰杆＂上碰面了。我们两个组今天分别负责收从小路沟到“狗腰杆”左右两座山上的包谷，既然碰了面，自.然是结伴而行了。“你们组今天收了好多斤？”袁渊问。“好象有三千多斤了。”要是这个问题在农民间问，那各组间绝对保密。因为人人都想自己组收得多，工分比别组高，好像在未收工之前报了实数，别组就会超过自己组似的。我对袁渊当然就不用隐瞒了，再说这可怜的小生产意识还未渗透到我们知青的骨髓中去。
“你今天背几趟了？”“五趟。你呢？”我艰难地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擦擦流进眼睛里的汗水气喘嘘嘘地说。
“我们走快点，到‘狗腰杆’歇一气就可以一下到底了。”袁渊加快脚步走到我前边说。
“其实下坡倒是不累，就是要进仓库那段平路，背起真重，真酸腿肚子。”
＂我也是，每次一进到仓库大门，一看见胡云坐在高高的称架上那副得意像，我都想朝她呸一下口水！”袁渊愤愤不平道。
说话间我和袁渊已进了仓库大晒坝。
象是有意的会集，几个知青连同好些农妇都先后来到此。
我将沉甸甸的背篼一放上称架，浑身上下如卸下一座山。我用衣袖擦擦满脸的汗水，只听胡云坐在称架上方的木梯上报出：“一百一十二斤。”这个数立即引起极大的反响，从好几里路外的高高山上背来的一百多斤包谷！
一个农妇帮袁渊也将背篓抬上称架：“一百一。＂
“天呀天！”妇女们喳喳直喊天。这些大城市来的知青真是一个个都快赛过队上好些妇女了。
“老监收”跟袁渊开着玩笑说：“你们的肩膀痛不痛？”
袁渊白了一眼正坐在梯上往本上记数的胡云，扁一下嘴说：“上帝啷个不给我的肩膀来两颗花椒，倒赏给我一把辣椒面！”
几个知青都会意地大笑起来，袁渊的声音特响，笑声中还夹杂着说不出的颤音。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起哄，讥讽，即使不能与胡云平起平坐，至少也可以出出心中的怨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