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山是接川黔公路的交通要道，从前我们公社不通公路时，都要在此坐车回渝。营山还是我们下乡时知青的聚集地，因为普占公社通往外界只有这两个出口，一个后山，一个营山。两地都有七天一场的集市，是我们赶场看热闹的好地方。而营山属于古蔺，后山属于叙永，我们公社那时划归古蔺，所以我们交公粮，取家信都要去营山，去赶营山场的时候就多一些。
营山场街上也是营山公社办公所在地，现虽已改为乡镇，但镇政府仍在此地。四十五年过去，如今这条街虽仍谈不上繁华，但街两旁也已是两层，甚至更高的砖房林立，那些山区特有的木板房已不见踪影。
我们专门去看营山小学，当年我们就是在那里被分到各个生产队。小学已经扩建，大门紧闭，学生们正在上课，站在大门外我们叫祥贵给我们集体合了张影。虽此行六人，只有李平和颜明是一个生产队的，但此地四十五前的那一天，我们六人都在此恭听公社知青办方主任，宣告我们与哪些人一拨去向哪个生产队。也算是我们插队落户命运的一个起始点。
走在营山街上，我们身边已无仼何一个围观看客，当年那些围在我们身边衣衫褴褛的小看客已无踪迹，我们也就是营山场上天天出现的任何一个衣着与当地人一样普通的路人。
我很想找到营山街边原先那两层木楼客栈，那时每年回家，我们都要住那里过路车。但是哪里去寻那种木板楼，那些老古董，在这样繁华的交通要道街上，早已实现水泥“现代化“了。
时过境迁。变了，都变了，营山场上一切都变了。我们一行，容颜也变了。唯一没变的，只有记忆，只有辗在心灵深处那道辙，没有变。
厂慰问团要到古蔺来的消息象龙卷风，一下子席卷了普占公社每个角落。知青们奔走相告，心急如焚地盼望着慰问团的到来。
头晚，郝榕就从公社打听到今天慰问团就要从区上到公社来。她父亲也是慰问团成员。她将明天公社几乎所有知青都要去营山接慰问团的事告诉了我们队上知青，于是大家决定都去营山接慰问团。一大早，天才蒙蒙亮，公社很多知青都到了我们小路沟，这儿是全公社上营山的必经之路。
这是一条横贯崇山峻岭的石板路，全程好几百里。它夹峙在群山丛叠的荒草野藤之间，高低起伏，崎岖曲折，若隐若现，有如一条回环曲折的飘带。这条幽深的古栈道，连当地人也说不清它始建于何时？只知它是过去还没修川滇、川黔公路时，出入云贵川的唯一通道。那青石板上一个个深深的圆窝，就是当年一个个背盐巴的人，在贩盐商的驱使下，用当作歇气用的树杈做的木拐扒跺出来的。
从小路沟出发，一出门在我们面前就竖着七百九十九级石阶。爬完这些石梯，然后再走二十几里盘山石板路，才能到达位于川黔公路上的营山场。
我们刚下乡时，是极不愿上一趟营山的，不为别的，就是惧怕爬这只差一级就是八百梯的，有其名“狗脑壳”的石梯坎。用知青的话说，赶趟营山场，光爬“狗脑壳”都要让人断气。可在这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普占公社呆的时间一长，知青们也顾不得这些了，总企盼在七天一场的赶场天，爬上“狗脑壳”去营山看看外面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会到很多同学和朋友。运气好的，还能在邮电所取到一封家信或是一个包裹。
今天，我们要去接慰问团，那“狗脑壳”自然不在话下。说声走，几十个知青男男女女一大帮，连小路沟知青房都没进，就急匆匆地向“狗脑壳”出发了。此时，月亮在天空中已将走尽它的旅程，正要淹没到西山中去。东方的天色已渐渐发白，一只公鸡叫了，所有的公鸡都随之应和。它们嘶哑的啼声穿过鸡舍的板壁，象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鸟儿叽叽的叫了，起初是怯生生地从树丛中传来，逐渐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汇成一片，响彻整个山间。早晨的空气清新凉爽，一股股清凉触鼻的新鲜草气和混入在湿润的泥土之中的芬芳，直沁心脾，令人感到格外身轻。
“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家在这清新的空气中，在这鸟儿的大合唱里，一个个脚下生风，有说有笑，“一百、两百……"我们数着台阶，几乎没歇几回就爬上了“狗脑壳”。太阳的先锋缕缕红霞已率先占领了“狗脑壳”的天空，大家个个头上的汗珠都在霞光的反照下闪着七色光彩；但谁也不愿说自己头上已出汗，否则就要被笑作“狗脑壳出汗。”
这一路要数郝榕的话最多，当然啰，她父亲要来，这于第一次离家近一年的十八岁的她来说，见到父亲不就跟见到全家人一样么？然而我们大家个个也都兴奋不已，虽慰问团里没自己家人，但他们是从家乡来的，是在家时自己所熟悉的叔叔、伯伯，嬢孃们。身在异乡，见到熟悉的家乡人，不就跟见到亲人一样么？上完“狗脑壳”二十几里山路就更不在我们话下了，几十个知青就象着了魔，太阳还未爬上营山，我们已到了营山场口。
“爸爸——”郝榕一声欢呼，噔噔向场上跑去。
场上一行五人正迎面向场口走来。他们正是仪表厂派来的慰问团。他们也正准备下普占公社去看望我们这些娃娃们。这慰问团的四男一女成员，知青全都认识，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是厂团委唐书记，我和他最熟悉。还在我读小学的时侯，就认识他了，那时仪表厂还是工学院。
“文革”前一年，这个厂团委唐书记以学生的身份进了校，我父亲教他们《材料力学》。＂文革”刚兴起时，我常跟在他身后跑，要他把军挎包里的传单分点给我，我好和“红小兵”们一道上街去散发。那时的我们，虽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小学生，但都把散发传单看得很神圣，唐不放心小学生们去干，我又偏认为这是我们“红小兵”的“革命行动”非要得到表现不可！因此就常有我跟在唐屁股后跑的场景出现。虽如今我们都感到这段插曲有些好笑，但毕竟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因此唐书记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在农村还长得这么好”。是啊，在唐书记心目中，我是一个肤白，单薄，弱不禁风的小女孩。可眼前的我，皮肤黑了，黑里透红；虽不失苗条，但浑身上下给人的感觉不再是“春风杨柳”，而是实墩墩的肉疙瘩了。
慰问团的长辈们，见一大早厂里的知青就齐呼呼地来到营山，便打消了立刻去普占公社的念头，将自己同事的儿女们，领进他们住的旅店。
郝榕跟她父亲到一个小房间单独叙谈去了；其余的几十名知青来到一间有着十来张床位的大房间。我们脱鞋上床，见缝插针，挤了满满一屋。
我们等不及慰问团团长——仪表党委刘副书记，代表厂党委对知青们表示慰问的话讲完，都迫不及待地向慰问团的成员们打听起自家的情况来。
我下乡那天，眼见母亲正在病中，但家里的封封信都告诉我母亲已痊愈，不必挂念。话虽这么说，我能不挂欠吗？我想打听母亲的情况，但一来大家都围着唐书记问个不停，我似乎插不进嘴；二来我又怕打听，我怕听到不祥的消息。我默默地坐在床边，看着一屋人，想着自己的心事。
“弦文，我们临走时，你妈妈托付我到你们队上看看。”唐书记见我心事重重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趁大家问话的空隙，对我笑笑说。
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道：“我妈妈的病好了吗？”
唐书记道：“其实你妈妈的病也没啥，你不用担心，上半年她每天只上半天班，现在全天都上班了，精神也很好…”
我听到此，眼泪再也憋不住，一串串无声地掉下来。
此时，看着我长大的唐书记受了我的感染，眼圈也有些发红了。他明明知道，我母亲的病仍然很重，一天只能上半天班，但临走时我母亲特别嘱咐他不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可看到眼前泪流满面的我，他竟也鼻子发酸，不知所措。
满屋的喧哗戛然而止，几十双眼睛一齐集中在我那一串串，不停流淌的透明体上。女生们哭了，男生们哭了，慰问团的所有长辈也跟着哭了起来。
几十个知青各各想着自己的心事，越哭越响，哭声顿时汇集一片，二十几平米的房间已关不住这一片哭声了。
旅店服务员不知这间屋出了啥事，她推门探头往屋里直瞧。她的出现提醒了慰问团团长，这位仪表厂年过半百的老红军，党委刘副书记，他掏出手绢揉了揉湿润的眼睛说：＂大家都别哭了，这样哭影响不好。＂
是呵，是呵！慰问团是来慰问知青的，给知青们带来厂党委的关怀和慰问，带来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支持；带来鼓励知青安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这样哭算是什么？诉苦么？诉“上山下乡”的苦？慰问团的成员们当然一下子都领略了团长话里的含义，成员们个个都是党政工团的干部，都是受过良好的政治教育，经受过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的政工干部。他们立刻收回了自己的眼泪，并劝知青都别哭了。知青们也渐渐领会了这个意思，“上山下乡”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不能哭！
慰问团在普占公社呆了五天。在这五天里，仪表厂的知青们理所当然，毫无顾忌地不再出工，陪着慰问团到各知青点走访。
年轻的司机和团委唐书记他们也只好二十几岁，跟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知青混在一起，彼此间都感到知青生活虽苦，但年轻人在一起总能苦中寻乐，有时甚至其乐无穷。他们与我们一道同悲，同喜；同哭，同笑。知青们从他俩的哭声中得到了安慰，从他俩的笑声里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可五天的时间毕竟太短暂，太短暂了。慰问团团长刘书记留下“年底派厂里车来接你们回家过年”这句话，就带着他的成员离开普占公社了。
我们眼泪汪汪地站在营山场上这条街上，看着远去的吉普车，在心里从此巴望着金色的秋天快些过去，白茫茫的冬天快快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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