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乡到古蔺的这群发小朋友，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家对十六岁的我们来说，春节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家探父母，是我们那时在农村对家的唯一企盼。
除了下乡后第一个春节，厂里派车来接过我们回家，此后，再也没来接过我们。每年十月一过，我们就将攒了一年父母寄的零用钱拿去赶场，換回核桃，板栗，红枣，葵瓜子山货，等到十二月大雪封山前启程回渝返家。
下乡第二年的春节，我们相邻两队十个女知青约好，一起回渝探家。我们一人背一背兜山货，爬二十几里山路来到川黔公路营山路边等过路车。可一连等了两天，过路的长途汽车连个影儿也没有。
晚上我们宿在营山旅店里，好心的老板娘偷偷告诉我们：“那边火炉旁烤火的那个中年男人是个货车司机。”
于是我们就一齐去求那司机：“叔叔带上我们吧，我们要回家”。
看着可怜兮兮的我们，司机荅应了：“好吧，可我的车只到泸洲，只能带你们到泸洲。”
虽泸洲离我们要去乘火车的隆昌还有近百公里，但毕竟泸洲是个市，只要出了古蔺山，到那里坐公共长途车就容易多了。
第二天司机践诺，让我们十人都上了他的货车后厢。车厢有个帆布篷，谢天谢地，虽然十二月山里的气候已只有几度了，寒风刺骨，但一百多公里，雾雨茫茫的山路颠簸，没使我们颠成“落汤鸡”。
到了泸洲，已是傍晚，司机回车队交车，我们赶去长途汽车站。当日已无去隆昌的车，于是买了第二天的票。
可问题来了，在泸洲我们必须住宿一晚。泸洲是个巿，城市的旅馆住一晚要一元多钱，除去车票钱，我们哪还有这么多的钱呐！想来想去，郝榕想起同她在家住一幢房的王孃孃在泸洲医专上班，是个医生，于是我们一起去找她。
唉！现在想来我们那时也真是少不谙事的孩子。王孃孃家在重庆，她就一个人只身在泸洲工作，我们十个人去麻烦人家，叫人家如何是好?
尽管如此，王孃孃还是热情招待我们吃过晚饭，将我们安排在一个有十来个床位的空病房里，住了一晩。于她这是违反医院的规定，于我们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其实王孃孃除了在重庆与郝榕同住七幢认识，与我们其余九人并不认识，她所关照的仅仅是与她爱人父母同在工学院工作同事的孩子们。这便是她的善良，她的母性，也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最单纯，简单的互助关系。
不想十多年后，王孃孃竟做了古立的丈母娘！那时我们十六，如今我们也都六十了，不知王孃孃是否还健在?
古立呀，也不知你岳母是否与你提及过此事，如果她还健在，一定请你转告她，虽然我们从未当面向她致过谢，但在我们内心，几十年一直存着感激，在心里记着她当年给与年幼的我们的关爱，帮助。
人世间，很多人，很多事，看似不经意间一晃而过，其实你对别人爱心的付出，即使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也永远存在别人心间，并温暖和引领着他们去回报这个世界。
第二天我们如愿到了隆昌，只要一踏上火车，八小时后，我们就可以到家了。买票很顺利，慢车四元钱，隆昌至重庆，检完票，我们一群人背着背兜挤在站台上候车。
不一会儿，一辆火车“轰隆隆”开进站来，第一次坐火车的我们迫不及待地背着背兜，一个拉一个全部挤上车。
车上坐位已是坐得满满的，我们只好在车厢过道上放下背兜各自坐在自己的背兜上，反正那些核桃板栗也不怕压。
车开了好一会儿了，列车员来了，见我们十个人连同背兜占了半截车厢通道，问我们：“你们到哪里？”
我们说：“到重庆。”
列车员顿时说：“坐反了，这个车到成都。”
我们一听吓坏了，年龄最小，下乡时因家庭成份不好没能升高中，才十五岁的兰草顿时哭了起来。
列车员又说：“下个站内江，一会儿车停了，你们都下车，不出站，等下一趟往那一头开去重庆的车。看好方向，不要再搞错了。”
车到内江，我们下车重坐，还好无论车上列车员还是车站工作人员都没为难我们，若是叫我们补票，此时我们已身无分文。
所以，如今已从政法学院图书馆研究员退休的艾妮，在圈里发言，谈及我们下乡那段经历说：“仿佛一下子跌入深渊。”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我们那时还是孩子。”
虽然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现在想想，十六岁还真是孩子呀，连个火车都不会坐!
也正因为我们是孩子，所以刚下乡时才对什么都害怕：上山挖地，手打起泡，出血了；下田栽秧，蚂蝗钻进腿里，鲜血淋淋，只有大哭大叫；晚上点个煤油灯，墻上到处都有影子在晃；睡觉又怕有人掀开房上茅草，或是挖个墻洞钻进来；地板缝底下长年与我们同住着一条红黑相间的大蛇......
现在想想，若是那司机将根本不辨方向的我们，拉向紧邻我们的贵州毕节更远的大山深处，卖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呀!
所幸，那个时候的人，虽然贫穷，心地却还良善。起码我们在那涉世之初幼稚无知，含苞欲放的年龄，常常独行于十几里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还未曾遭遇过邪恶。这也是年幼的我们一一女知青们，不幸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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