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我顶替父亲去了石灰厂,当上了烧石灰的窑工,上班便是在烟薰火烤的窑子边上抡大锤砸石头,我那瘦弱可怜的身子骨整日里泡在臭哄哄的汗水里。
父亲在石灰窑上干了整三十年,深知窑工的艰苦,他自认为是老工人,我也是高中毕业,在石灰厂还是算有文化,甚至是知识份子,于是父亲便带我去厂长家套套近乎,想让厂长照顾我,看是不是可以让我不干厂里最艰苦的烧窑工。
那是一个晴好的天,我被父亲强拉着去了厂长家,厂长家正建当时比较稀罕的楼房,那时我家还是几间土砖房,墙壁都没用灰沙抹平而凹七凸八的。
胖胖的厂长正好在建着的房子前,父亲便上去和他打招呼,厂长将我父亲带到一个背阳的角落里。我却在父亲身后几米远的地方站着,很局促,也不安,我怕和领导打招呼,甚至看见领导就怯怯的。父亲和厂长在讲了几句话后,便看向我,见我站得远远的,陪着笑脸对厂长说:“这家伙这么大了,还不懂一点事。”然后又转过头来,生气地呵斥我:“你也过来跟厂长打个招呼,真是书从屁眼里读进去的。”
我红着脸,走上前去,结巴着违心地说:“厂长,以…以后工作…请请您多…多关照!”其实我压根儿不想来厂长这说好话,也认为自己决不会在这厂子干一辈子,没读什么书的父亲是不了解我的,因此我常生出燕鹊安知鸿鹄之志的感觉来。
厂长点了点头说:“小伙子,干好工作,会有前途的。”
我心里“哼”了一声,但脸上还是挂着感激的笑。
这时父亲从口袋里掏出点纸币来,递给厂长说:“一点小意思,您收下!”
我一看,父亲手上是一张十元的纸币,唉呀!仅一张!厂长决不会收的,父亲也太显寒碜了,连我看着都觉得拿不出手而难为情,即算是当时父亲的退休工资只有八十多元,但我还是难为情。
果真厂长阻挡着那十元的礼金,父亲却硬要塞给厂长,一来二去,几个回合下来,那纸币掉到了地上,父亲准备弯腰去捡,突然我的血往上涌,头皮一麻,蹬蹬几步窜上前去,抢在父亲前面从地上捞起那可怜的皱巴巴的纸币,快速地低头跑出了那个角落,向热烘烘的马路上跑去,也不管父亲尴尬及惊谔。
理所当然的此后在厂里的几年我一直烧窑,很苦累但我心安理得,也没羡慕同来的没文化但会拉关系的同事大都没当窑工了,我行我素努力干而年年得了“先进”。至于那十元钱,我用来报了文学创作函授班,一下班我便扎进书的海洋,让文字去洗涤我疲劳的躯体!
由于那唯一的一次送礼经历,也因为我的性格和书本,三者结合,让我变得清高且傲骨,也让我能直面生活中的一切艰难困苦,而始终高扬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