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裁缝

（1）

白裁缝叫白生，在塘上很有名，大家都叫他白师傅。

塘上有三百多户人家，只有他一个裁缝，家家户户穿的衣裳，都是请他缝制的。他的手艺不错，而且还节约布料，不管是裤子还是袄子，衣服都缝得贴身。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白生是塘上的白领。

裁缝是个好职业，哪家要做衣服了，就把他请到家里，好酒好菜招待，还按“点工”收费，日不晒、雨不淋，不用肩挑背扛，与那些烈日下的社员相比，无疑滋润多了。

白生是个瘸子，很爱面子，从没穿过补巴衣服。每次出门，必把衣服熨得皱褶分明，嘴唇上涂一层油亮的猪油，就像女人出门前，把嘴唇涂得红红的一样。

塘上的人都知道，他把猪皮当口红，只是大家碍于面子，嘴里不说罢了。

“白师傅，你嘴油光光的，又吃肉啦？”

在那贫穷的年月，吃肉是很奢侈的事情。

在白生看来，面子比肚子重要得多。虽然吃不上肉，但面子还是讲的。嘴唇上摸点油，邻居以为你吃了肉，这就足够了。

塘上是一个狭长地带，绵延十多公里，居住着近百户人家。这里曾经有一个大水塘，所以又称“塘冲”。

白生的家在“塘街”上，也就是塘上最热闹的地方。

塘上的人计时只看太阳，祖祖辈辈靠的是日影投射、太阳升落的“日晷”旧法：

太阳竹子高了。

影子爬阶沿上了。

太阳掉到林子里去了。

祖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没“现在几点钟了”的概念，而是靠墙上的“木匣子”有线广播，只要早上《东方红》、晚上《国际歌》一响，就知道该起床了，该睡觉了，比鸡公准得多。

白生最近买了个小闹钟，让塘上的人大开眼界。

闹钟“嘀嗒”转动，邻居就围了上来：

“白师傅，你提的什么啊？”

“闹钟。”

有的想摸一下，白生说：

“只能看不能摸，怕摸坏哒。”

白生提着闹钟，在塘上四处遛达。围观的人多了，他就拧紧发条，让闹钟“叮当”响起，把大家吓一跳，并神秘地说：

“这是洋货，今后看就不用看太阳、听广播了。”

邻居们起床后，就过来问：

“白师傅，几点了？”

他看了看，高声说：

“三点八十三。”

邻居们很疑惑，早饭还没吃，太阳还没出呢，这是个什么时间？

白生也看不懂，因为他只会拧发条，把闹钟弄得“滴哒”响，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2）

鄂西物资中转站在塘上设有一个分拣点，主要职责是储存供销物资，分发到各乡（村）供销社。附近的村民把这个点称为“中转组”。

中转组的负责人叫郝银。附近的人叫他郝组长。找他不用“凭票”，还可买到紧俏货，价格比供销社便宜。所以塘上的人喜欢找他开后门。

白生带着老婆玉兰，找到了郝银。

“我想买几丈布。”

郝银一看是附近的白裁缝，就爽快答应了，不仅布票没要，而且还每尺便宜了一角钱。

郝银说：

“久闻白师傅手艺，我要缝套衣服。”

“好，我不要工钱。”

白生说完掏出随身带的尺子，要给郝银量尺寸。

郝银又说：

“我们现在要招个做饭的，包吃住八块钱一月，介绍一个行不？”

玉兰一直坐在旁边，听老公和郝组长说话，就低着头没吭声。当她听说要招个做饭的，而且工资很高时，就赶紧站了起来。

“我行不？”

郝银盯着玉兰看了一会，说：

“会做饭不？”

“嗯。”

玉兰原在矿上做饭，白生在井下挖煤。后来矿上出了事，就随白生回到了塘上。

两人在一起几年了，只是没办结婚手续。

白生和玉兰是矿上认识的。

那天白生乘罐笼出井后，把一个女的撞倒了，还把她脑壳磕出了血。

这个女人叫玉兰，随丈夫从贵州来到矿上，一直在食堂里做零工。

玉兰比白生大两岁。两人就这样“撞倒”了一起。

出事的那天，白生刚下井不久，就发现煤壁渗出暗红色水锈，井内出现“挂汗”，煤巷里发出“嘶嘶”叫声。

“透水了，快跑。”

玉兰的丈夫是个老矿工，一看要出大事，拉起白生飞身往洞口跑。

还没跑出多远，就听“轰”的一声，白生感觉被猛地推了一把。等他回过头时，才发现玉兰丈夫不见了。

这次事故使玉兰失去了丈夫，他也成了“瘸子”。

       （3）

白生从小学得一手好艺。父亲去世后，他不想子承父业，觉得当裁缝没出息。听塘上的人说，到河南挖煤一天能挣十块钱，挖一年够吃一辈子。

他犹豫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出去闯，挣了大钱再风光回来。

但令白生没想到的是，大钱没挣到，还瘸了一条腿，只好带着玉兰，还有她的女儿税税，黯然回到了塘上，操起了裁缝的旧营生。

白裁缝不同意玉兰到中转组上班，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劲。

玉兰说：

“工资这么高，做饭也轻松，比做裁缝挣得多。”

玉兰又说；

“我不上班可以，你每月给我钱。”

这话呛到了白生痛处，噎得他半天说不出话。

当裁缝的确挣不了多少钱，只是个糊口的营生。白生拗不过，只好同意玉兰到中转组去上班。

玉兰下班后，偶尔带些芝麻饼回来，说这是郝银给女儿税税的。有时兜里还揣一小块肉，回家做给白生吃。

玉兰说：

“这是她做饭时私藏的，郝银不知道。”

肉是很贵重的东西，有钱也买不到。

裁缝铺没布了，白生说：

“买两丈布回来，带绒的那种。”

玉兰晚上回到家里，把布递给白生：

“这是处理品，这布没要钱。”

白生再没话说了。

女儿税税放学后，喜欢跑到中转组玩，那里不仅有肉吃，还有香香的芝麻饼。最近玉兰下班很晚，母女俩留在中转组过夜，几天几夜没回过家。

一晃到了腊月。

白生忙了起来，赶制新衣服的多了，接他上门的排队。穿新衣服过年，图个喜庆和吉利，这是塘上人一直以来的习惯。

做一件衣服，一般五角一块不等。偶有脚尖的婆婆找上门，怀里揣着几个鸡蛋，怯怯地问：

“攒了五个鸡蛋，能做件褂子么？”

“能。”

白生心里清楚，鸡蛋五分一个，一件褂子工钱八角，这明摆是个亏账。

他接过鸡蛋和布料，拿出尺子，在小本子逐一记下身长、肩宽、袖长、腰围的尺寸，把布料上下抖动几番，然后平整放到布台上。

“婆婆，那我动剪子了啊。”

白生说完，就动手用粉笔在布上划线。

塘上的人说：

“白裁缝眼睛真厉害，不用尺子就裁得准，只要他眼睛一‘捣’，衣服就蛮合身。”

白生一条瘸腿把缝纫机踩得飞快，纫针像鸡啄米似的，排料、剪裁、锁边、配零料、烫粘、合衬、合缝，然后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锁裤边。一只烧炭的熨斗，滋滋地冒出白烟。

这是白生最快乐的时候。

新衣做好后，白生把裁下的零碎布屑，捧到婆婆手里叮嘱道：

“这些您留好，等几年打补巴用。”

塘上的陆大爷做了条新裤子，由于凑不出一块的工钱，一直在这儿挂着。每次他拄根棍子，佝偻着背，在裁缝铺徘徊半天，把新裤子摸了又摸，嘴里叨唠着：

“这是我的裤子......”

来的次数多了，白生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取下来说：

“裤子您拿走，工钱免了。”

陆大爷很吃惊，不知所措站了一会，才缓慢挪动双脚，抹着眼说：

“白师傅是个好人，等明年挖了药材，就把工钱送来。”

塘上的人说，陆大爷一辈子没穿过新衣服，这次好不容易在山上挖了点药材，卖的钱却只够换布钱。

陆大爷身体不好，也许知道时日不多了，就缝了这条新裤子，打算“在生”穿几年，死后就当寿衣。

陆大爷穿上新衣服没多久，就悄然去世了。一块钱圆了陆大爷的梦，遂了他一生的心愿。白生觉得这是他做裁缝以来，做得最心安的一件事。

       （4）

玉兰最近带着女儿税税，常常夜不归宿。

白生感觉到，最近邻居看他眼神有些异样，晚上来串门的人也多了，进门就问：

“媳妇回来了么？”

他总感觉哪地方不对劲。

昨天他缝衣时走了神，把布料裁错了，还把烧红的烙铁放在布上，“嗞”地把刚做好的新衣服烫糊了一大块。

这是白生做裁缝以来，第一次“失手”。

玉兰晚上回到家里，“哐当”一声关上门，趴在床上捶胸顿足，嚎嚎大哭起来。

白生懵了。

原来玉兰发现女儿怀了孕，就质问郝银：

“是不是你干的？”

玉兰见郝银不吱声，抄起菜刀就砍了过去。

刀砍偏了，郝银吓得不轻，夺门而逃。

塘上的人愤愤不平：

“这个姓郝的该杀，砍了竹子扳笋子，把两母女俩都睡了。”

“白生不仅瘸腿，还缺心眼。”

玉兰发疯到处寻找，可就是不见郝银的影子。

郝银失踪了。

白生血喷脑门，骂道：

“我杀了这个畜牲。”

鄂西物资中转站总部在汉口。他把刀往兜里一装，坐上了到汉口的班车，发誓亲手宰了姓郝的，提头回来见玉兰。

白生提着刀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保卫科的人一拥而上，把他绑了。

第二天，玉兰被传唤到派出所做笔录，税税也被送到医院做检查去。

一周后，白生被释放，回到塘上“等结果”。

两个月后，白生得到消息，郝银因为盗窃和流氓罪，公审后被从重从快，拉到刑场枪毙了。

玉兰没见到郝银的人头，头就往墙上撞，还把煤油往头上淋，就像疯了一样。

自此以后，塘上的人再也没见过白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5）

前不久我回到塘上，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一个婆婆正眯着眼，瞪大眼睛穿着针线。阳光暖暖洒在她身上，皱纹像波浪一样，在她脸上荡漾。

听说婆婆姓白，是贵州白家湾人，我突然想起白生，就问道：

“四十年前，塘上有个姓白的裁缝，您认识么？”

婆婆摇了摇头，一脸茫然的表情。

“裁缝聊如此，熨贴那堪知”，一切都恍如隔世。

裁缝这个古老职业，从“女奴，晓裁缝者”，到“成衣裁剪缝缀之事”；从作坊里“缝人”，到位尊薪优的私人订制；从“一手落”到生产线，时光像无情的裁缝，剪去了你曾经的记忆，缝合了所有的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