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弘
网站用户
苏东坡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在文中写到贾谊才华横溢，年青得志，官居高位，直谏献策，众忌遭贬，三十三岁忧郁而死，怀才不遇，司马迁同病相怜，哀叹贾谊“同生死，轻去就”，与屈原堪比，东坡扼腕之下，深叹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评价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实在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高人读书，力透纸背，听言外之音，悟字外之意，逻辑分析，一再推敲，自有主见，读有心得。
司马迁深受腐刑之辱，穷其一生编著《史记》，乃成“一家之言”，文人皆以为盖过官家之正史，鲁迅读后，高度评价一番：“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则高矣，美则溢矣，《史记》所言究竟属于文学传记还是历史纪实？历来有褒有贬，争议不休。
司马迁对孔门一直心存敬畏，游孔庙，赞叹孔子，“想见其为人”，他曾经说过，学者评价孔门七十得意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此言诚哉！但《史记》中有一段史事记载有些蹊跷，经不起推敲，原文如下：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
王安石读后不以为然，他向来特立独行，推敲再三，从不人云亦云，性倔犟，好争辩，人称拗相公。王安石读《史记》有质疑，首先从《孟尝君列传》开炮，认为孟尝君乃鸡鸣狗盗之雄，出入门庭者无不是鸡鸣狗盗之辈，不足以称士，不足以称贤，更不足以列传。王安石读此子贡之事，观其言，迹其事，认为果真如此，子贡与张仪、苏秦、陈轸、苏代之流，全靠三寸不烂之舌没什么两样。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警句也，孔门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王安石指责作传者之妄一也。于正史考证之，当是时，孔子、子贡穷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王安石指责作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为谋之义哉？假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王安石指责作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亦官亦商，能言善辩，虽不能尽当于义，然孔子之贤弟子也，行事有道，不可能诡计多端，无仁无信。孔子之贤弟子之所为固不宜至于此，孔子之所为更固不宜至于此。
《论语》有一章节记载，子贡有得于孔子之心传。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说：“君子质朴，注重内在仁德就够了，何必注重文采，讲究外在修养？”子贡说：“遗憾啊，您竟然这样谈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君子质朴与文采相统一，外在修养可以体现出内在仁德，内在仁德也会表现于外在修养。若去掉外面的被毛，虎豹之皮就会像犬羊之皮一样难以区分。”子贡说得好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贡，想见其为人，两个字：儒雅！四个字：文质彬彬！
儒家信奉“仁义礼智信”。儒者在其位，谋其政，忧君之忧，患民之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独善其身，修身养性，自乐其乐。然时过境迁，当今之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智则谋，有知则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含有辩证法，读书须心知其意，不泥于书，不被牵着鼻子走，推敲推敲，敢于否定，敢于扬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读书不迷信于书，如是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