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站台

在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曾拥有过许多的小站，它们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最多不会超过十公里。为了提高火车时速，新的贵昆铁路复线修通后，这些小站光荣下岗了。现在的小站，有的荒草蔓延，掩映着孤寂的站台，因为它们修建在半山腰上，与山脚的公路相距甚远而保留着它最原始的风貌；有的小站，因为便利的交通位置而被人们另作它用，改变了原貌，永远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当看到崇山峻岭中那半个多世纪前的铁路桥梁、隧道时，藏留在心底里的记忆如同找到了重启的钥匙，咕咚咕咚地冒了出来。

我出生在其中的一个小站旁，每天都在火车的鸣叫中醒来，又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入睡。突然有一天，再也听不到了火车的声音，看不到了火车的踪迹，我的心顿时空落落的，睡觉都觉得不安稳了。

踏着没有铁轨的石渣，站在石墩支撑着的高桥上，抚摸着隧道墙壁上凿得整整齐齐的花岗岩，一阵风从隧道口窜过，你听，那仿佛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呼唤——“快！隐蔽！”轰隆一声巨响，石头飞溅，随后纷纷滚落山脚。最后一个隧道的串通，贵昆铁路终于全线通车了。隧道口上，你现在都还能清晰的看到“通车时间一九六五年”。

站台上，和我同龄的柳翠提着篮子像大人一样，正围着一列会车的客车不停地吆喝“卖鸡蛋，卖鸡蛋……”,踮起脚尖才能把鸡蛋送到旅客手里的她动作是那么的熟练。看到同村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都卖自家的农产品赚钱，母亲也希望我把家里的洋芋煮熟去卖，而我怯怯地躲在了门后面。母亲没办法，只好自己一个人去。我就悄悄地坐在屋后的菜地边上，俯看着小站上的一切。看着母亲沿着一节节的车厢走过去，转回来，最后却卖不了几个洋芋，我心里真为她着急，盼望着客车能再停一会儿。当看到母亲从车厢底下钻到客车的另一面时，我心都快要掉出来了，万一火车突然动了怎么办呢？只有看到母亲在另一边冒出头来，紧张的情绪才有了着落。列车走了，围着列车叫卖的一群人也散开了。至于一天能卖五角、一元、二元，他们也总是满心喜悦，家屋所出，剩下的也无所谓，一路走一路相互赠送，大家相互品尝着，说笑着！每天要过几列客车，村里的人清楚地记着，哪一列客车什么东西好卖，村里的人也都在每次的客车开走后总结着。有的客车，甚至连不起眼的白开水都很畅销。而我，看着每一列过往的客车，都在想象着山外的世界。

村里很少有人戴得起手表，而时间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叼着烟斗的大爹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一个个烟圈悠悠地在他头上盘璇，母亲正好着背着一篮猪草从他家门前路过，大爹扫了母亲一眼，问道:“几点了？”母亲擦了一把汗，答道:“两点半的客车刚过。”二大妈吃着洋芋走过来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等小客车下，再去挖一篓洋芋，唉，今年的洋芋太小了。”“一个人，多了也吃不完啊。”大爹敲了敲烟斗，慢不经心地冒了一句。小客车下，大家都知道那是下午四点半。这列客车对于村里的人来说，特别的亲切，它是唯一一列可以把村里的人和农产品运到山外世界的绿皮火车。因为它每个小站都停，车厢数量少，速度也不快，大家都叫它小慢车。

从记事起，就从未见过二大妈的老伴，听大人说在遥远的昆明钢铁厂当工人，是有“铁饭碗”的人。二大妈不习惯城里的生活，独自留在了村里。每天忙完地里的活，二大妈必在村里窜门，东家长西家短的谈着，就连吃着饭也会端着碗出来闲逛。遇上哪家有事需要帮忙，她一定是第一个。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天刚亮，就背上背篓上山了，在这列小慢车到来之前她都会准时到来，为的就是等着看小慢车。谁从车上下来，谁家来了亲戚，谁又坐上了车，这是二大妈每天必报的信息。

看车也好像成了村里人的习惯，就连吃着饭听到火车的鸣笛，也常端着碗出来一边吃一边看。眼睛忙碌着，嘴也忙碌着。“看，对门辉哥穿着油亮的皮鞋回来了。”“你们看，他的裤角边像个大喇叭。”“头发怎么像个大鸡窝？”……一阵轰笑。只要有人起头，准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围着一个焦点议论开来，这好像成了村里年轻人的最大乐趣。

我们的村子在山坡上，车站在坡脚，一棵大核桃树在村子边上，在这里刚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车站的全貌。这儿成了看火车的最佳位置，也成了村里人闲时集会的场所。看着辉哥那时髦的穿着，年轻人的心里充满了好奇与渴望。还不等辉哥走近，大家早已七嘴八舌地冲到了辉哥面前，摸摸他的衣服，看看他的头发，再顺便接过他手里大包小包的东西，好看看他带回了什么新鲜玩意儿。要是实在挤不进圈，就干脆先跑到他家去报信。

正午，村里显得安静多了。白胡子的姑爷爷提着牛尾巴做的蚊刷靠着核桃树，半闭着眼睛，驱赶着苍蝇。一群孩子围在树下用核桃“靠小窝”。大奶奶提了根小板登坐在家门口，挪了挪那双迷人的尖尖脚，瞇着眼睛，绣起了花围腰。一只母鸡领着一群不懂事的小鸡正准备游到她的身边，大奶奶连忙拿起一端被劈叉成许多条的长竹竿，一声吆喝，竹竿落地，噼噼啪啪的响声吓得小鸡们四散逃开，钻到篱笆边去了。

“火车来了！”不知是谁大叫了一声，村子立刻又热闹起来。青壮年带上杠子飞奔上站台，把事先捆好的大肥猪抬上开往六盘水的小慢车。一头头猪惊恐的叫声久久弥漫在站台的上空，在山谷里一遍遍回响，它们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朱家大婶也把一个个土鸡蛋送上火车。“卖鸡蛋，卖鸡蛋……”“你要买鸡蛋吗？一角钱一个。”她是这列小火车的常客，所有的列车员都能叫出她的名字。生意不好时她会帮着打扫车厢，都快成半个列车员了。

每个早晨，当小慢车从六盘水上来的时候，同时到来的还有各种小商贩。他们背着箩、提着筐，一下火车就往村子里钻。荞麦、红豆、猪毛、小半夏、狗地瓜，当然也少不了鸡和鸭。他们的到来让村里的人也跟着忙碌了起来，打荞麦、捡红豆、理猪毛，满山遍野地找半夏、挖狗地瓜。下午，小贩们收满了箩，装满了筐，又回到了站台，等待着从宣威车站返回的小慢车。当列车缓缓地进站，他们开始背起比自己身体大上两三倍的货筐，双手强有力地抓上车门两边的拉手，拼命般地挤进了车厢。山里的核桃、板栗，地里的红豆、包谷……只要是他们所需要的，都是村里最珍贵的。每个秋天，我都会在核桃、板栗树下一遍遍转悠，等着核桃脸上长皱纹，板栗裂开嘴笑。再等着来上一阵秋风，看着树上的果实从天而降，噼里啪啦，小口袋装满了。

太阳沉沉地落在山背后去了，村里却忙碌了起来。这个小站上住着许多的铁路工人，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就在这些铁路工人的小院里诞生，人们把这里叫“工区”。每当夜晚，工人们就把电视机搬到院里看，人们则早早地放下手里的活，等待着闪着“雪花”的黑白电视机的开启。一群小孩打个盘脚，在电视机面前就地而坐，无论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什么都看得津津有味。大人各自带根小板凳，羞涩地围坐在了铁路工人的周围，企盼着“正片”的到来。“正片”完了，各自带着孩子散去，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山外的世界，在人们的眼中慢慢地清晰起来，走出去的渴望却在我心里慢慢地膨胀了起来。

第一次真正的离开大山，那是在我九六年考取宣威师范的时候。开学的那一天，母亲送我踏上了开往宣威的小慢车，列车徐徐地驶出站台，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窗外，听说这样可以不晕车。火车一会儿出洞，一会儿又进洞，不久又是一个小站。我清清楚楚地数着，从我家门前的那个小站到宣威县城一共有七个站。

一下火车，马车夫赶着敞篷小马车早就守在了宣威车站外，五角钱的车费，它就把我送到了离学校不远的交通门。来到学校，当同学们说起怎么来学校的，我说自己是坐火车来的，从没见过火车的同学马上投来羡慕的眼神，我别提有多自豪。

三年师范学习之后，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小站，在它旁边的小学里任教，我们的宿舍和部分教室还是铁道兵留下的红砖红瓦房。没有围墙的学校、公路和火车站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紧紧的挨在一起。要是不注意，篮球也会跑到站台上去“玩耍”。课间十分钟，孩子们常常看着北京、上海、南京过往的快车，天空海阔的谈论着他们从电视上看到的北京、上海、南京，好像他们去过一般。

村里的小伙伴也陆续乘上火车离开了。我天天一抬头，就能看到二大妈依然还守在村口，看着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的小慢车发呆。柳翠是二大妈最小的女儿，她的哥哥姐姐有的在昆明，有的在四川。柳翠跟着一个修铁路的工人走了，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在那通信不发达的年月，谁也不能准确的知道她究竟在哪儿。

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里，车站上的那列绿皮小慢车是人们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还记得那飘雪的寒冬腊月，住在山背后的阿都人翻过高高的大水塘，从山顶下来时，头发上、眉毛上都结着冰花，双脚踩满了黄泥，泥浆爬满了裤腿，偶尔你还能看到摔过跤的痕迹。我的心中顿时因为自己就出生在车站边而充满了喜悦。可是没过几年，因为工作变动，我离开了小站，也变成了那匆匆忙忙来赶坐火车的人。这时我才知道，离开车站远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在新的学校，离我最近的火车站就是荷马岭，其次是背开柱，最远的一个车站就是我家门前的木戛站。他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超两公里，但铁路顺着山势面对面的绕过来绕过去，最后再转个大弯就爬上了木戛站。山里人曾因为没在荷马岭赶上小慢车而抄近道去木戛追上了它。远方的旅客在车上随着山势转糊涂了，都以为自己在面对面的山里看到了三条铁路。其实就是同一条铁路，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这样就解决了火车爬坡和下坡的问题。

早几年，因为交通不便，步行到荷马岭坐火车。现在想想都还在觉得后背发凉，它在半山腰，走路，爬坡，还要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小时候奶奶的鬼怪故事听多了，再加上偶尔传来的隧道抢人事件，黑漆漆的隧道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手电筒的光亮也射不出多远，种种恐怖的联想浮上心头，汗毛就不由自主地倒竖起来了。

乡村公路整改后，坐火车就轻松多了。早上八九点从双河乘车出发，到木戛车站等待着火车的到来，经常等上个把小时，也是常有的事儿。不过，在这个小站上所有的等待都是我最幸福的事。每次，我都会先回家。在家里，母亲早就为我准备好了饭菜，吃着饭，聊着天，不知不觉车已进站了，一个健步冲出家门，跳上火车，离发车时间还早呢。全乡镇的人都几乎或乘车或骑摩托到这个火车站集合，等待火车的到来。车站上小吃也多了起来，蛋炒饭、煮米线、烤洋芋、烧玉米，吃着东西、聊着天，小站的早晨热闹非凡。

时间慢慢地流淌，村里最先外出的辉哥已在城里安家落户，后来外出打工的也都先后在村里盖起了新房，村口看火车的二大妈早被儿子接到了昆明。今天在朋友圈里，我还看到她跳着广场舞，张着没牙的大嘴哈哈哈地笑。

贵昆铁路复线修通后，由于学校的扩建，木戛车站的站台变成了学生的宿舍楼，铁路变成了柏油路，私家车你来我往，从不间断。车站原来的面貌彻底消失不见，但是对面山上因为修这条铁路而一同修建的公路还依稀可辨；云贵交界处的天生桥下，铁道兵废弃的院落黄叶翩然；村子背后的烈士陵园里，修筑铁路牺牲的英雄墓碑前鲜花耀眼；村村寨寨，铁道兵的精神正在流传。

红旗渠，盘山公路，你看，那一条条连接千家万户的水泥路上，欢声笑语不断！

听广播通知说，今天乡扶贫办的工作人员正在老站台旁边的村委会门前分发小猪，每个贫困户都能领到两头。黑狗叔叼着烟袋乐呵呵地朝村委会走去。冯大婶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从坡上下来，也急急忙忙朝村委会赶，她心里盘算着：两头小猪，养一头过年，再留一头做母猪，猪价这么高，明年带一窝小猪，这贫困的“帽子”就可以摘掉了。哎，要不是这腿让自己出不了门和乡亲们到兰州打菜包，谁愿当这贫困户......不想了，不想了，既然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猪圈都帮忙盖起来，就是用爬也要把小猪养好了。

“朱三”

“在呢，在呢......”朱三弓着背，把手举得高高的，生怕工作人员看不见。他领到了两头金毛猪，他老婆马上抱一头在怀里，左看右看。黑狗叔看见了，一脸坏笑地说：“带着你的儿快点做饭去吧！”朱三扭过头白了他一眼。

恰在这时，工作人员高声喊道：“刘黑狗”

朱三老婆一看他分到了两头黑猪，马上高声说道：“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

在场的人差点儿笑岔了气，黑狗叔马上把猪放在箩里背走了。

这天吃过午饭，村民小组长正每家每户的通知。为保证在雨季到来之前村民们能喝上最优质的水，水务所已经为村民们提供了所有的物资，每户只需再出一个劳动力，把牛耳箐的山泉引过来就可以了。去牛耳箐必经过蜜蜂岩，而蜜蜂岩的路又极窄，一般人根本不敢过。这可是个大难题，大家都一筹莫展，可黑狗叔却叉着腰说：“这有什么难，找根绳子系着我的腰，用锤子凿我也要凿出一条路来。”

哗哗哗的自来水淌着，刚放学回来的小燕秋正在用爸爸妈妈给爷爷奶奶买回来的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服。老师家访来了，问她：“爸爸妈妈不在家，你是怎么完成作业的？”奶奶听说老师来了，连忙倒了杯茶水给老师，插嘴说：“老师啊，你可不知道，她爸爸妈妈在广东打工，这孩子可懂事了，自从有了这洗衣机，我们的衣服全都是她洗的。要是我和他爷爷有时腿脚不方便，还多亏有了这孩子。作业呀，就更不用人操心了......”老师看着语文不太好的小燕秋，根本没想到她在家这么能干。老师辅导了她一会儿要走了，可她奶奶怎么也不愿意，非要留老师在家里吃饭。

“妈，你准备准备，我一会儿来接你。”哥哥挂断电话，一看手机，又接了个订单，连忙吩咐大嫂：“昆明有人定五箱土鸡蛋，你赶快装箱，我们发了快递回来就去小娥家吃饭。”

进了我家的门，母亲都还一个劲儿地抱怨：“要是还能坐火车就好了，这还是什么“大众”，气都不顺畅，把老娘都快晕死了。”

我们扶着母亲，又说起了家门前的小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