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年集

赶年集

于世涛

赶年集，顾名思义，即为过年购置年货而赶大集。

小时候常听妈妈说，穷汉子赶集，越晚越好。为什么？因为离过年的两三天之内，年货价格开始下跌，否则一旦过了年，年货就卖不上价钱了。

还有一种说法，距离大年三十越近，可以使年货滞留的时间就越长。要不过完年的一个正月里，来人去客没有抓挠（方言：吃喝用品）的可咋办？

腊月底，我曾和妈妈一起去公社赶大集。人山人海的，我紧紧拉住妈妈的衣襟，生怕被挤丢了。

时至今日，老家彰武农村仍然有赶大集的习惯。即每逢农历的初五初十，或者逢阳历的三、六、九号，人们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自家的土特产或者手工制品等拿到农贸市场出售，再买回自家需要的产品，这就是农村的集市贸易，俗称赶大集。

赶年集多以买年货为主，但卖东西的人也不少。有卖猪肉、牛羊肉和白条鸡的，有卖冻豆腐、干豆腐、粉条和红干椒的，有卖土篮子、白条筐、炕席和茓子的，也有卖苹果、白梨、山楂、冻梨和山里红的，还有卖童装、童鞋、小鞭儿、“二踢脚”和“十响一咕咚”（鞭炮的一种）的。

我和妈妈赶年集的目的非常明确，棚糊完了，猪杀完了，年货都准备齐全了，就缺一领新炕席，这是妈妈此行的目的——买一领新编的炕席。

可我的目光老跑偏，总往鞭炮、童装和水果摊上瞄，到这些摊位前我就迈不动步。妈妈扯着我的手，忙着去找卖炕席的摊位。在集市的西北角上，孤零零的一领炕席戳在那，旁边有个人低着头，不像其他商贩那样高声叫卖，只顾自己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旱烟。

妈妈左顾右盼撒目了一圈，发现满市场只有这一领炕席，就高声喊着问，卖炕席的，这领炕席卖多少钱？

老半天没人回应。

妈妈连着喊了好几声，仍然没人吱声。我在旁边着急了，上前扒拉一下蹲在地上“吧嗒”烟的那个人说，嗨，问你话呢！

那人一抬头，把我和妈妈都惊呆了，原来是同村的街坊“杨罗锅儿”。

“杨罗锅儿”因为身体有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在生产队里只能干些轻巧活儿，常年挣不到满工分，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家庭生活非常困难。起早贪黑在家里编筐窝篓到集市上卖点儿零花钱，换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就连孩子的1.80元学杂费都是免交的。

我和妈妈的惊讶，同样换来“杨罗锅儿”的尴尬，因为他不好意思和妈妈讨价还价，更不好意思把炕席卖给我家。因为他家特困户的救济款都是在公社上班的父亲帮忙给要来的，免除他家四个孩子的学杂费也是父亲和王校长打招呼的结果。况且，在我家杀年猪的宴席上，他大包承揽地宣称，说咋忙也得给我家编一领新炕席。现在这场面，能不尴尬？

还是妈妈的脑瓜转的快，赶忙说，大兄弟啊，我家是两二炕（方言：两间房的火炕），你要给我家的炕席不够大，还得再买一领，你这领炕席就卖给我吧。大过年的，你也不容易，开个价吧？有价不算讹人。

妈妈的宽厚，换来了“杨罗锅儿”的豪爽。他说，大嫂你是爽快人，看着给吧！

妈妈道，听说上个集上的炕席2元钱一领，我给你5元钱，你把炕席给我送到家，你看咋样？说着，妈妈把5元钱塞到“杨罗锅儿”的手里。要知道，那时的猪肉才8角钱一斤啊！

我心里明白，妈妈是不想占“杨罗锅儿”的便宜，把他答应给我家的那领炕席也一并付款了。当时我清楚地看到“杨罗锅儿”接钱的手有些微微颤抖，眼角上滚出几滴浑浊的泪珠。

我知道，妈妈当时只带了5元钱，原本想花2元钱买一领炕席，剩下的钱答应给我买一双新袜子，再给我买点糖果什么的。没成想遇上了本村的“杨罗锅儿”，一向“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妈妈却变得大方起来。

这次赶年集，我觉得很委屈，因为没钱了妈妈啥也没给我买。但妈妈乐善好施，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