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针线匾

那天给父亲买了一套睡衣，鲐背之年的父亲接过睡衣后，戴上老花镜，端出针线匾，阳光下，佝偻的父亲娴熟地将睡衣的纽扣一一进行再加工。母亲去世十多年，只有父亲理解母亲，将这个曾陪伴母亲几十年岁月的针线匾，一直保存至今，时不时地还端出做些什么，仿佛在与母亲对话。睹物思人，我凝视着这个老物件，许多温馨的画面清晰浮现在脑海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农活基本是靠肩扛手搬，衣肩、袖口容易磨损，只有披上护肩、戴上护袖，衣服才不易磨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护肩、护袖都是母亲连夜赶制的，我甚至记得那年，父亲接到带队前往斗龙港水利工地通知时，已是深夜时分。母亲急忙起床，找出两件护肩，发现其中一件护肩破损得厉害。于是，立即端出针线匾，翻出旧绒衣，铺衬、穿针、顶针、拔针、缝边、编带……窗外的鸡打鸣了，新护肩的最后一根带子也缝好了，母亲张着嘴，打着哈欠，她望着手中的护肩，缝满了对父亲的祈盼。缝缝补补的针脚丈量着农家期盼的日子，一针一线的手艺展现着母亲的灵巧。

民以食为天。父亲当队长那阵子，带领全队村民大干三年，生生将十年九荒的北滩子改造成一等良田。为此，他不知和村民干了多少次架，被不理解的妇女扯破五件上衣。每次，听到父亲又在为改造北滩子的事宜与村民发生争执时，母亲总是怯懦地将我们拖回家中，掩上门，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经常惹得村民们嘲笑：一群妇女正在围攻父亲，她也不去帮忙。待到村巷的嘈杂声如潮水般退去时，母亲这才推开门，来到父亲身边，看到他被扯破的衣裳，很淡定地说：“人没受伤就好，衣服破了，我会缝补。”说完赶紧跑回家，端来针线匾，在众人面前，叹着气，眼中蓄满心疼。只见她手在父亲衣服扯破处里面，贴了块颜色相当的布，左手捏着毛边处，右手用针一点点往里塞，顺平，针起针落，细密的针脚，板板正正地延伸着。父亲随着母亲飞动的针线，躁动的心也逐渐平缓许多。

乡谚说：男难扬两手锨，女难换两头肩。母亲的针线匾是小柳藤编成的圆形状，装着剪刀、针、顶针、线等缝纫用品，像母亲的百宝箱。记得我十岁那年夏天，母亲看着我的个子噌噌地长，她趁晒伏时机，翻出我去年穿的棉袄，拆出棉花和新收的棉花一起交给弹花匠。然后，她让我站在她面前，张开手指，在我身上丈量起来……到了“秋分无生田，处暑动刀镰”的时节，我的新棉袄已叠放在针线匾旁，被河水浸泡了一夏的我，已感觉到暖冬的滋味。

有一年，村庄有人从东北穿着“东北式”扎带的大棉鞋回乡，引得村里许多人的羡慕。原先村里人穿的棉鞋式样是河蚌式，母亲也跟在村民们后面看，叽叽喳喳中，她一言没发。做鞋要有鞋样。乡谚说：船小好掉头。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根据我的脚的大小，在报纸上剪出大概的样子，再一点点修剪，直到满意为止。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开始无师自通地为我制作这新式棉鞋……那年春节，我是村庄里第一个穿上“东北式”棉鞋的，欢喜得在村巷里到处拜年，显摆。而母亲则是嘱咐：当心弄湿了。那双棉鞋里里外外、一针一线都有着母亲那皴裂的双手留下的温度。

记得那时候，邻居经常到我家借鞋样，母亲总是热情地拿出“宝藏”——一本夹满了全家人鞋样的书，让邻居一一挑选，或是根据邻居的需要重新修剪好鞋样，送与来人，母亲此举常赢得邻居赞许的目光，这目光是对母亲最高的奖赏。

我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个针线匾，默默抚摸着边框，由于常年被汗渍浸透，边框颜色早已变成棕色，在我的抚摸下，感觉母亲就站在我的身旁，慈祥地注视着我！这次回家下车时，匆忙中被车门拽了下，上衣第五个纽扣有些松垮，我想如果母亲还在的话，她一定会说：把衣服脱下来，妈帮你把纽扣再加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