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鼻子贴在屏幕上,近到照片已经变成了一堆鲜艳的像素点。那栋老房子——比我想象中的更破旧凌乱。茅草顶已经飘飞了,横斜的瓦片歪歪扭扭,砖砌的墙面颓坍下去,在大门的位置露出一个令人难过的巨大缝隙。有阳光倾泻,这栋坚硬的房子荒凉地、无所谓地被浸染。我有点恍惚,但是清楚这便是尘埃落地。
这是中国北方,比平原更偏僻的大山深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张失了真的黑白照片,这座老房子可能会年轻起来:让我们在岁月的漩涡中看它,在晦涩的记忆力描述它……
这里,这片土地上曾经种植过玉米、小麦、谷子、高粱、地瓜,五个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家里太穷了。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壮男一天挣十工分,半劳力一天挣五公分。他们中的大姐这样和我回忆道:“我小,又干不上什么活,一天只算我三分五厘。十公分算四毛钱,我干三天,才算四毛钱。”因为成分好,家里是贫农,爷爷又是烈士,学校推荐大姐做了工农兵大学生,大姐做学生干部,积极表现,很快入了党。大哥验上了兵,去武汉做伞兵,担任空军地勤,因为表现得好,两年就入了党。但他只当了四年的兵,人家要提拔他,他却匆匆回了家。因为“我不回家,爹就一个人挣工分了”。二弟身体不好。是怎么个不好法,大姐带他查了许多次,总也说是关节炎。那个年代条件不好,他的类风湿活活拖成了脊柱强直。但他坚强,半夜疼的抱着被子,也一声不吭。二哥刻苦,学习成绩也好。他考大学那一年,考的在市里名列前茅。但去体检的时候,人家要求他蹲下起来,他却难做的来了。大姐托人找了关系,算作他体检合格,但他脸上的疤,却让他‘合格受限’。不能报师范,不能报干部学校。他报了商业学校。二姐中专毕业,在大姐家住了七八年。一边看自己的女儿,一边找份临时工作。后来,她又自学,升了大专。小妹妹呢,她上学的时候,家里的哥哥姐姐们都要不外地上学,要不离开家了。父母已年迈,她说:”没人告诉我怎么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学。”她听老师的,一遍遍抄着试卷。偶尔,不识字的母亲听别人的话把她的课外书扔了,她也不敢捡。躲起来偷偷哭半天。她没考上高中,上中专又需要一大笔钱。母亲去和大姐商量她读书的事儿,回来说:“不让你读了。”她说她装着去喂鸡,嘟囔着“谁稀罕上学”,眼泪却流下来。后来,母亲走过来对她说,怎么会不让你上呢?她却哭得更伤心了。
1929年,是个什么特别的年份?我细细地把百度百科的出生人物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平凡而又无比伟大的老人,在这一年才刚刚呱呱坠地。平凡在于,没大有人知道他。伟大在于,未来,他会为一个姑娘和五个孩子遮风避雨,锻造一个风雨不及的港湾。他木讷,木讷极了,只知道下苦力,蒙着头硬干。而那姑娘就必须得刚硬,得泼辣,挺住这家的门牌。穷啊,真是穷。生活的困苦化作风沙,化作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孩子,化作深深的皱纹,镌刻在他们的脸庞。十年,是多久?八十年,又是多久?不过是四季一次次轮回,田野里一次次种下玉米、小麦、谷子、高粱、地瓜。孩子长大,孩子飞出去了,孩子用自己的方式,丰盛这个家。
后来,你说后来啊。孩子给他们在城里买了房子,于是,这座老房子静止了,它停止了生长,在这片夜里仍有璀璨星辰的山林里等待着。老去是什么样呢?僵硬变形的手,层层叠叠下垂的皮肤,浑浊的双眼,喉间含糊不清的乡音,坐到尿盆上之前,洇湿的裤子……老去,不过是一瞬间。生机勃勃的婴孩,和枯萎了的生命,不过是一瞬间。
金元宝在火苗的挑逗下绽开、褪色,浮向永不消逝的远方。佛乐静静流淌,我看到,我看到,老房子又恢复了生长。
当我在看一张照片时,我看到了什么?是一段剪碎了的时光,是流转的枯涩,我试图,用瘠薄的文字描述我所深爱的人们,因为生命会逝去,但爱永恒般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