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很平凡的人,以至于我一直对他没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当我已进入晚年、成为一个“父亲”的过来人的时候,我常常暗忖和反思:我这个“父亲”当得怎么样?到底称不称职?由是时常自然而然地回忆起我的父亲,那些残存在我脑海里的模糊碎片,渐次凸显、清晰起来,使我多有顿悟,甚至为之震撼。
父亲对我从小就非常疼爱。
我小时候病特别多,经常发高烧,昏厥,脸色乌紫,牙关咬得死紧,不省人事。父亲总是背着我跟母亲一起紧急赶往附近的医生那里抢救,经常是深更半夜。我没死,都不知是托了谁的福。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因为谁家都穷困得没法过活,我饿得皮包骨头,一根颈子细得像石磨芯,两条腿像小柴棍儿,母亲说她经常夜里抱我把尿时,在煤油灯下看着我胸口的两排肋骨起伏蠕动而潸然泪下。看着我实在是快不行了,父亲就把我带到他工作的矿上去。我家离矿上有好几十里,那时交通极不发达、根本就没有公交车,一路上全是父亲背着我走的。走了很久很久,父亲背累了,就在一个镇上的店铺里停歇,一辆大卡车路过店铺门前,司机停下跟父亲打招呼、然后又说了些什么,父亲就抱起我爬上驾驶室。那卡车很高很大,车轮都高过了我的头,我害怕,就哇哇大哭、往外挣扎扑腾。父亲丝毫没有强迫我,一句话也没说就抱着我下了车,然后背着我继续徒步前行,走一段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再走一段,一直走到天黑了很久才到矿上……父亲在矿上被人叫做“王管理员”,经常在明晃晃的电灯光下对着四周黑压压的人群讲话,我就在父亲身边跟着大喊大叫。大伯在矿上的食堂里做饭,我一听到高音喇叭里滴-滴-的响声就拿着饭碗到大伯那里去,他就给我盛满白花花的大米饭和香喷喷的炒菜,不过经常我去时大伯还没有开始做饭或者饭还没有做好。在父亲矿上那段时间,是我吃得最饱、玩得最好的时光,我也因有那一段时间的将息,才活了下来。
在我一生中,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说教,也从未呵斥、从不轻易赞扬我一句。我读书时他从来没有管过我的学习,我走上社会他也从未教过我一句怎么为人怎么处世,我闯荡天涯与他每半月一个周期的来往通信里,他也从不过问我的工作情况、从没对我说过任何一句如何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如何干好事情管好嘴巴之类。
我从小特别怕狗,刚读书时,上学要路过一户养有狗的人家,父亲就给我砍了一根三四尺长的竹棍。我在路上常常边走边挥舞竹棍乱打,不管是路边的青菜还是胡豆麦苗,在学期结束的《学业通知书》的评语里老师就将这些写上去了,我回到家把《学业通知书》交给父亲时,父亲晃了一眼,就对着站在他面前的我,念道:“语文99,算术100,该生学习努力,认真听讲,遵守纪律,成绩优异,道德品质好,但有时在路上用竹棍乱打路旁的庄稼蔬菜,希改正……”然后父亲就把《学业通知书》还给我,什么话也不说,什么表情也没有。
我小时候脸皮子非常薄,在大庭广众之下连话都不敢说。“文革”初期,有次学校安排我在全校批判大会上坐主席台正中当大会执行主席。当轮到学校工宣队主席讲话时,他悄悄教我说:“你来宣布:‘下面请郑长贵主席讲话!’——你快说。”我的心立马狂跳得都要蹦出来似的,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堵得死死的、又干又渴得极其难受、根本发不出声来,感觉脑袋膨胀得无比的大、完全麻木了,脸胀得完全僵硬了、嘴巴根本张不开根本发不出声……我不知道那句话我最终是怎么从嘴里嘣出来的,也一点不知道我到底说没说全、说没说错、声音多大,因为我自己的耳朵里只有一片嗡嗡声,根本听不见一切、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那时真的什么场合都没见识过,我才不过十二三岁……放学后同学们跑到我家对我父亲说我当了大会执行主席,夸我厉害。父亲却像没听见似的无任何高兴赞许的表情,也没有只言片语。
让我最难忘记、又讳莫如深的,是在我读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
因为我学习太轻松了,读书之外实在无事可干,便常常跟小伙伴们一起耍钱。有一学期去学校报名的路上,我被一伙混混拽着打牌赌钱直到黄昏才归家、耽误了买酒回家兑药给姐姐治大病。我是一大早就出门去学校的,我报名只需要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再在街上买瓶酒、回到家,顶多也就个把小时,然后父母用酒兑药给姐姐治病,姐姐的伤痛就会早些缓解;即使我贪玩,或者同学要邀约我耍我实在不好推脱,怎么也得赶在午饭前回家的。但是直到吃晚饭时我也没有回到家。不知道父亲在我往返学校的路边高处等候了我多久,直到天都快黑尽了,我才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他的视线里,等到我走近他,他什么也没说,静静地转身往家走,我胆怯怯地默不做声地跟在他的后面。到家以后,母亲,姐姐,弟弟妹妹,都没说话、都没任何表情。我觉得只要我回来了可能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了,也许父亲根本不会想到我会是去赌了一天的钱、会把钱输了个精光,至于酒没买回来,大家会认为是我忘记了……母亲把饭菜端上桌,我狼吞虎咽地几下就吃完了,然后就准备轻轻地、悄悄地溜开。但是,我完全错误地估判了形势,完全不了解父亲的脾气,完全没想到……——父亲突然站起来,挡在我的前面,拦住了我的去路;我迅疾一闪,想从父亲身边绕过去;父亲飞快地伸出他的巨臂,猛然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定在那里。我这才感到大事不妙了,浑身不禁哆嗦起来,腿脚发软,脑袋也无力地耷拉着。父亲见我老老实实的,也没发怒出声,只朝我的俩后腿弯踢一脚,我就站立不稳、双膝着地。父亲转身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一根荆条,不择部位、不顾我的头脸还是胸背手脚,铺天盖地朝我乱抽起来。那是初秋时节,我只穿了一件单衣,荆条下去直劈肌肤,抽一下立即冒起一条红的肿痕、重处甚至马上皮开肉绽。我开始忍着不吭声,但是越来越忍耐不住,禁不住痛叫失声,到后边竟然一片哀嚎。母亲没吱声,没劝阻拉打;姐姐躺在床上的,动弹不得,也不敢出声;弟弟妹妹们更是噤若寒蝉,只能眼睁睁的很害怕的待在一旁……等奶奶从她住的地方走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瘫软在地了……
父亲肯定是知道我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的(因为我已经没钱把酒买回家了),但是父亲除了暴打我之外,只字未提钱的事。如果父亲一追问我钱,我将无路可退;而一旦把我赌钱输光了的丑行暴露出来,我在奶奶面前的好孙子、在母亲面前的乖儿子、在姐姐面前的好弟弟、在弟弟妹妹们面前的好哥哥、在邻里众人面前的学习神童有大出息……的好形象,顷刻就会全然坍塌,我的人格品质,我的自尊心,我的名声,我的将来,我的前途,我的人生,我这辈子……父亲打了我之后,让我当场写了永远不再打牌的保证书。
我估计父亲之后也悄悄去学校打听过我报名的时候是没交报名费的。那四块多钱的报名费,是一家人省吃俭用了半年多才积攒起来的,等到开学的时候,家里根本再也拿不出来。也许父亲也冷静分析过我那天打牌完全是被那伙混混拉下水的:因为父亲了解那帮人,那帮人看见我路过那里是去学校报名、知道我身上揣有在当时来说数额不小的报名费,他们就设法将我缠着跟我赌钱;而我少不更事,毫不具备跟他们斗的能力。之后,让我深感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过了些日子,我又悄悄跟邻近的伙伴们赌起钱来——这不是我生性顽劣、不可救药,而是因为我实在是迫不得已,我必须要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再跟人打牌拼命争取把钱捞回来,除了这条路,我没有别的一丝一毫的办法,我不可能去偷、更不可能去抢,那时候谁都没钱、我根本就偷不到抢不到那么多的钱,而且我也没那能量没那胆量生不出那念头。于是,我还是没有践行我对父亲的保证诺言,管不住我的手管不住我的野心赌性,很快就又下水了——然而,父亲竟然没有察觉、毫不知晓!而且有一天,被父亲撞上了以后他居然没有阻止我、打骂我,竟然没有撵我离开,反倒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观看!我们五个人坐在地上,父亲就站在我的身后。有一盘我当庄,其他人摊牌后,全部都是高点,我必须是极品牌才能吃通,否则我就会输得很惨,因为那盘的赌注着实不小。我在边查验边收捡每个人的牌时,十分隐秘地、十分巧妙地偷换了牌,将我的牌换成了极品,成功通吃。对于目光非常敏锐、又高高站着的父亲来说,我想他肯定是看清了我做手脚的;但他丝毫未形于色……在正式开学之前,谢天谢地,我如愿攒齐了我的报名费、如期如数地交给了老师……
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严重失足,也是我最疯狂亡命的一次铤而走险。人,谁都可能犯错,别说少年,就是一些达官显贵精明老手,在江湖上职场里失手翻船的都大有人在。当我少小稚嫩尚嫌脆弱被人拐入歧途陷入极度困境的时刻,父亲在气急败坏之下采用空前的毒辣手段重惩使我对犯错教训刻骨铭心的同时,却不动声色地刻意给我留出一丝突围的缝隙,让我尽可能有一线自救的生机,而没把我逼上绝路,这是未必所有人都能具有的冷静与智谋。在后来的岁月里,在我的周围,我就听到过不少高官巨贾款星名流的儿女在成长过程中因家教失当失误而抑郁、自杀、身心残废或违法犯罪的事,相比之下,我觉得我的父亲真的很不一般。
父亲从不对我们当子女的进行说教,但是,在我们家过年大宴宾客时,父亲会在饭后也有我们旁听的时候,当着曾经跟他一起奋斗打拼患难与共的同事朋友,敞开话题、津津乐道地讲他在社会上在工作中如何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尖锐激烈的矛盾问题的经典故事,常常听得我心惊胆战直冒冷汗、又如释重负长吁短叹。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辈子在社会上都有着极高的威望和良好的口碑,也很善于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跟任何人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市民亦或地痞流氓,都没有一个对他是不尊重的,也没有谁是他抑制对付不了的。他一生没有死对头,却有无数肝胆相照永不相负的真朋挚友。他奉行的为人处世原则,大多是《增广贤文》等典籍上的诸如“整人之心不可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处世要厚道”、“做人要干净”、“办事要公正”,等等。这些话,我们从小就烂熟于心耳濡目染,对我们的思想与灵魂起着潜移默化的滋润和熏陶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为了我们的行为准则、左右着我们的人生,使我们一家人一向乐善好施行善积德,而没有一个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
我的父亲虽然令人敬畏,但是我的弟弟妹妹们却总是说他脾气怪、而且并不怕他。
弟弟妹妹们对父亲数落最多的,一是父亲在我三妹的个人问题上十分武断,对别人介绍的、我三妹并不喜欢的恋爱对象,父亲非要逼迫三妹欢喜,而且到了将三妹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步。但是三妹不屈服。我那时在长春市某集团军政治部服役。三妹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三妹就叫弟弟代她写信给我,她说、弟弟如实记录,写了32开的作业本纸的半页,没提父亲打她的事,主要是表明她生死不愿意。我回信对父亲说:“三妹的个人问题完全由三妹自己做主。悔约后,涉及礼节应酬的经济往来,结算结果不管多少钱,都全部我负责出。”二是父亲对我弟弟高中毕业后参加升学考试的态度让弟弟不能接受。弟弟一心要直接报考大学,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弟弟一共只读了九年的九年制中小学义务教育,年龄才十五岁,而且他读书远远不及我的学习成绩好,考大学胜算不大,有把握考上个中专、毕业后能不当普通工人稳稳当当地坐办公室就相当不错了。但是弟弟跟三妹一样的叛逆、一样的不听父亲的话;弟弟跟三妹一样的给我写信告状。我在回信时对父亲表态说:“弟弟想考大学就考。考不上,再复读再考就是了,直到他考上为止。他复读的所有费用由我出。”弟弟就高高兴兴地报考了大学而且一考即中。这直接关乎着弟弟的人生命运。弟弟本科毕业时才19岁,你说现在19岁的娃娃像个什么样子呢?
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我并不认同弟弟妹妹们关于父亲脾气怪的说法。我觉得父亲的处理方式和最终态度,证明父亲不仅开明、不专制,而且不失非凡与卓越。父亲作为在社会上没人不服的一个可以一言九鼎的人来说,他在家里竟然说了不算,这于他是不堪忍受的;但是父亲却有他完美的品格素养与父亲风范——三妹和弟弟写给我的告状信,不是他们偷偷写、偷偷寄给我的,而是当着父亲的面就在家里那张吃饭用的方桌上写的;信写好寄给我的时候,是跟父亲写给我的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的,而且信历来都是由父亲亲自去邮寄的;我在回三妹和弟弟的信时也没单独回、而是在回父亲的信中说的那些话——父亲既没有将三妹弟弟给我写的信掐掉、在寄信时不寄给我,也没有故意将我回信时讲的那些话压下、不念给三妹弟弟听、以封锁我的态度。父亲这样做,就是在以他的实际行为向三妹和弟弟、向我、向家里家外、向所有的人表明:在一个家庭中,伦理关系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家风孝道也是基本传统、必须遵循;但是,在人格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得讲道理、都要使大家心服口服,每件事情都要办得符合大家的意见和愿望、使大家满意高兴,这样家人才能心通气顺,家庭才能充满阳光。要是谁感到连在家里都没有道理可讲、都没有公道可言、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都有苦没处诉有冤没处申,那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向往、还有什么人可指望呢?他对生活还会抱什么希望、对人生还会有什么信心?因此,父亲才不仅允许三妹和弟弟当着他的面边说边给我写信、平静地亲眼看着他们对我诉苦、告状,而且还要让弟弟妹妹切身感受到他们也是有尊严的、可自主的,他们的尊严也是不可随意辱没、他们的自主权利也是不可任由剥夺的,他们有资格挺起腰杆做人、有权利理直气壮讲话,只要他们说的话不是错误的、采取的手段是光明正大的,他们就没什么可怕的,而且他们也是有人可依靠的;至于最终到底谁说了算,不能以谁的身份高低、地位轻重为由为据决定,而必须看谁说的做的正确。之后父亲又确保把弟弟妹妹们写的信寄给了我、并把我怎么回复的原原本本地转达他们,以此透彻透明地证明:他是把他们给我写的信原样寄到了我手里的;我对这些事情是有明确意见的,他是把我的意见如实转达到了的;他经过思考审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完全尊重我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就按照我的意见来办:他同意三妹悔约退亲,同意弟弟报考大学……人都是要长大的,也都是早晚要成家、为人父母的,怎样为人父为人母,为人父母该怎样抚养教育儿女,父亲他今天在关系儿女切身利益的终身大事和人生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是对儿女最直接、最生动、最令人敬佩的现身示范。倡导什么样的家风?实行什么样的家教?培养什么样的子女?还用得着一口一句地教吗?这一切、这其中的道理,也许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懂得,但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有多少人完全做到了呢?父亲如此,如此父亲,我觉得不仅他的脾气一点都不怪,而且很值得我们做儿女的学习和效仿。只可惜在我为人父时,没有去想过父亲当初的所作所为及其良苦用心,做得比父亲差多了差远了。
家风家教是人生的人性襁褓,是人无法逾越和脱离的先期精神摇篮和终生成长环境。只有有好的家风家教,才能造就好的人格和教养,才能出好人。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坎坷磨难和血火淬砺,只有在好的家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根深苗壮的正人君子,才经得起风吹雨打而不易夭折。父亲的家风家教告诉我,一个人只有心性善良,活得干净,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才能在你走到尽头的时候,回首无憾,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