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成长

贾海

川北有一个叫西城沟的偏僻小山村，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了。据说官家曾想在这里建一座城，由于缺水，便搁浅下来。但这山村还是以此叫西城沟。

村里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把两岸的山自然分割开来。河水不是很深，里面鱼倒不少。村里和我同年出生的男孩有五个，常常在一起玩，一起下河摸鱼。往往，总是空手而归。于是，对着静静流去的河水，我们不停的吼叫和抱怨，然后悻悻回家，也因为打湿了衣裤而被大人骂个狗血喷头。平时在河里捞不着“高兴”，便在夏天涨水的时候相约摸鱼，或用虾耙接鱼，半个时辰往往就能弄半斤两斤鱼。河里的水，是小伙伴身体里流动的血液，给了我们快乐和成功的希望。

村里许多稻田，也是我捉鱼的好地方。记得一次，我在一个大田里扎个小小的塘子，想用盆子舀干水捉鱼。母亲背着柴草从旁边经过说：“你都捉得到鱼，除非是瞎眼睛鱼。”对于母亲的忠告，我置之不理。一会儿，塘子里水被我舀干了。嘿，一条巴掌大的鲫鱼。我一瞧，果真是眼瞎的。母亲看到鱼时，摸摸我的头，欣慰的笑了。

我的童年，有着深深的鱼情结，但有生以来我并不喜欢吃鱼。对我来说，捉鱼只是增添了我童年的乐趣。又是我最初记住的成长。

那个年代，小孩子爱去山里撬半夏然后卖给药铺以补贴家用。我和孩子们背个竹篓，拿把铁撬，漫山遍野找半夏苗。有时翻过一山又一山，累得腰酸背疼，满头大汗，也撬不到多少。对于收获的半夏，我们会在离家不远的地里挖一个大洞，把每次收获得或多或少的半夏放进去，然后盖好。这样一次一次积攒，等多了再拿去卖。一到半夏长成的季节，山上到处可见孩子们的身影，有时连大人们也加入其中。这是我最初明白的劳动、商品与钱。

我们山村盛产桃李。站在山头，一眼望见满村的桃树、李树。特别是春季，山上山下尽是花的海洋。夏天，李子熟了，每家每户都有，果子都不稀罕。我们小孩子便爬上树摘李子吃。肆无忌惮，往往吃得肚子发胀，走路都难受。小时候我经常闹牙痛，大人说是李子吃多了，尤其是有虫的李子。至今也没有去深究，更没有去思考贪念的后果。

那些年，村里没有一部电视，只是在有人结婚和生日的时候才在当天的晚上放电影或录像。放映机是从很远的乡上用竹篮挑回来的。一听说有电影或录像，我们小孩最高兴了。催大人早早煮好夜饭，精心做好火把，不顾路途遥远。有时消息不对，往往会跑空路，但仍未削减我们下次去的决心。有时放映中途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不知有多少次摔倒或滑下深沟。在看完武打功夫片后，一到家，我们便学着剧中人的样子，舞拳弄腿，口中还念念有词。兴奋，激动，连同希望和梦想都被唤醒。

村里盛产红苕，夏天栽种，秋天收获。我们小孩子也十分酷爱吃“烧红苕”。常把鲜嫩的红苕洗净，然后放入火灶里，用灰盖住，待煮饭时用火烧熟，几个小时后拿出来，拍去灰尘，拨开苕皮，既鲜艳又好吃，有时吃了又吃，直至吃饱。真甜！真香！烧红苕往往成为我们农家孩子充饥的粮食和营养补给。一根红苕包含着大人们几多深情！

大人们说，红苕生命力极强，用剪刀剪下茎之后，插入湿土中，不久就生根了，再不久就长出了大小不等的红苕。苕苗长出后，叶子可以喂猪，苕尖可以做菜，苕果成熟之后，用锄头挖开泥土取出，一批一批将鲜红苕挑担回家，用地窖存放在那里，便是粮食。等来年再吃，更是别有一番味道。记忆中，这是大人们最初传授的农田知识。

去山上，到地里捡拾遗落的红苕，也是小伙伴们最快乐的事情。收挖红苕季节，漫山遍野都是人影，我们往往这边山跑到那边山，累得汗流浃背，有时鞋都跑烂了。但我们在蹦跳中还是捡到了许多红苕，获得了大人们的夸奖。劳动是欢快的，也是鼓舞的。无意中还知晓了大人们的勤检。将红苕切成块，或用铡刀剁成粗粒，放在锅里和苕藤或其他绿草一起煮熟，用来做饲料喂家禽。猪鸡鸭鹅们，都吃得欢呼乱叫，一个个长的肥肥壮壮。

红苕的丰收，意味着收入大好。直到第二年夏天，红苕稀饭往往都是农家的主食。我们不嫌厌烦，都乐意吃，吃得爽爽又精神。有时，大人们还把剩余的红苕背到城里去卖，让城里人也享受红苕的魅力，感受绿色食品的味道。红苕成为商品换成钱的过程，使我亲历了劳动与商品与钱的转换，明白了艰辛与快乐与成功的相伴同行。

如今，我年已不惑。童年的时光已如水远去，但我想念山村想念童年，想念与我同龄的伙伴，想念生命展开之初，想念那些朴素无华的快乐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