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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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在今天的齐鲁首府、文化名城济南，有两位声名显赫的德州籍老诗人，一位是朱多锦先生，一位是桑恒昌先生。他们都出生在40年代的德州农村，都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历过40年的风雨历程，都曾担任过《山东文学》的诗歌编辑，也都成名于济南、都有自己足以传世的作品。
作为后学，我之所以要谈两位老诗人的诗歌，当然有很多现成的理由。自塞风、孔孚以降，朱多锦先生、桑恒昌先生渐成山东诗坛领军人物，尽管两位老诗人诗风不一，但除我之外，以后仍会有人把他们放在一起研究的。在还不认识两位前辈以前，案头就放着朱多锦先生的《沉思岁月》、《发现与批判》和写他的《泉林晤语》，桑恒昌先生的《桑恒昌怀亲诗集》、《桑恒昌诗歌欣赏》、《听听岁月》和写他的《桑恒昌论》。
一、思辨诗人与主观诗人
一首诗具有的诗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她给与读者的思辨性感觉，朱多锦先生就是一位典型的思辨诗人。诗中高蹈的智性和生动的可感性相互交融，以哲思和知性见长，这来自于他的人生体验和身世感悟。他的诗歌以理性的思考解读生活，含着思辩的哲理，富有思想的魅力，许多是对生活客观的再现和反刍，沉淀在诗行里的是对生活感悟的闪闪发光的感情晶体。
“诗歌写作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这是他的诗学观念。他的很多抒情诗体现了诗人“抒情的叙事性结构”和“抒情的思辨性审美”的诗艺探索。在他看来，感性的东西总是肤浅的，思辨的才是深沉的。他的作品处处可以见到冷静的思辨描述的诗行，特点是通过准确地扑捉生活细节而表现诗人的思辨，如他写的城市诗歌系列：“一条狗牵着一个人走来了/有时狗竟穿起时髦的狗装/‘是去参加狗类的什么比赛么?’/路上偶尔出现的一块骨头/已留不住潇洒的狗步/‘肉店在哪里?’狗能找到/飞驰的轿车中哪辆名贵?/狗也已认得明白/——狗呵 千万不要堕落成人”（《城市走狗》）；“早一刻结束斑马线/就早一刻完成/你行程中的伟大过渡/要不 上面一旦变了眼色/那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天下没有停在斑马线的人”（《斑马线》）；“在城市的角落/一些幸福的外壳散落着/风来拜访 随便张扬/在匆匆的日子里慢慢地腐臭/夏天的时候/便是苍蝇的福地/有贵妇或小姐路过/掩起鼻孔/让高跟儿鞋敲击路面的声响/在那里急速地划过一道弧线”（《城市幸福的外壳》）。他看重诗歌的再现，认为再现是一种还原，是主体。他的再现诗学跟美国当代的深度意象派诗学理论有共鸣，深度意象派把意象归于本源，不认为它是客体，而是自然万物“天何言哉”的本意，这和朱多锦先生的自在写作如出一辙。而我们平常总是把意象看作客体的，如桑恒昌先生诗歌中的意象，就多是主题思维反射的产物，他的《中秋月》把圆月比喻成一大滴泪，意象就是明显的客体。
面对五方杂处的城市生活，那些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环境的污染精神的失落、那些生活在底层生活在垃圾堆边的民众、那些甘心当有钱人消遣品的二奶、人更愿与更忠诚的狗相处的冷静的洞察，朱多锦先生都是以思辨的眼光去看的。他写的长诗《妻意》，更是细节写作的典范，通过生活细节，抒写了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淡淡的描述中再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丈夫和一个非知识分子妻子几十年温和凝重的情感生活。“我们都不敢在灯前相对坐下——//都怕发现对方那双疲惫的眼睛//都怕瞧见墙上那对沉重的身影//……为了那盏油灯//我们时刻担心夜风袭来//每每是灯头儿一抖//两颗心便跟着一跳//——那摇颤在凄风里的灯火//摇颤我们无声梦；//……”“一次，她在梦中恸哭起来//醒后，却又望着我直笑//原来她梦见我被人家活埋了//她给我说：“在外面，说话千万小心——//地上的陷阱，/都是掘给多嘴的人的。”——《妻意》
桑恒昌先生的诗歌注重体验，以感悟见长，是感觉诗，体验诗，视觉向内掘进，直视自己脏腑，我想这应该是纯诗艺的写作，是本色的诗学。他在谈己诗之酝酿时曾说：“实际的具体的东西我不让它直接进到诗里去，先要把它虚化，然后再转换成具体的意象。”这当然是娴熟的技巧写作，应该说桑恒昌先生是一个主观诗人，别人享用一碟美食，也许侍者端来即用，桑恒昌先生不，他得先研究出几种吃法，再来举箸。他的诗歌主题单一、思想锐利，又多有机巧，济南四才子之一、著名诗人孙静轩先生曾对其早期诗作有过这样的评价：“桑恒昌写诗有些年了，不客气的说，流于小技巧小俏皮小机智。”他后期的诗歌采用虚则实之的诗歌表现手法，“物态化”的抒情发挥到极致，意象博大，影响深远。
“一掌//把蚊子/浮雕在墙上//正法之后/用我的血/写它的罪恶”
----《打蚊子》
联想的世界里，“蚊子”便是“文字”，“血”便是“写”。
“尽管所有的蜡烛/都点燃了心/并且发愿要为我/从这头一直燃烧到那一头/我还是刚刚点燃/就把他们吹灭了//在祝福的歌声中/心圆泪圆的我/操刀在手/一下一下切割着自己//……/生命中需要蜡烛的时候/常常没有烛光相拌/生活中不会缺少蜡烛了/总有一天我将不再点燃//我真的好怕/怕给后人/留下一堆/时间的骨灰 ——《生日》
《生日》这首诗，把“蛋糕”视为道具，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通过“蛋糕”加大了联想的时间和空间，可谓桑恒昌先生的又一经典之作。
二、学者诗人与怀亲诗人
朱多锦先生写诗之外，在诗歌理论建设上成就斐然，提出并探讨了关于诗歌的“审美张力场”问题、中国现代诗的“被西方化问题”、中国现代史的“本体结构”问题、以及现代诗的“思辨性审美”、“诗歌形式”等重要理论问题，引起了诗歌界的关注，并出版了《发现与批判》理论专著，被诗歌界冠以“学者型人”。他在一篇《写照自我》的文章中说：“我一方面致力于文学理想的追求，一方面潜心于思辨的学术思考。‘学者型的诗人乎’？ ‘诗人型的学者’乎？……这样，我一方面是事业选择的心态两难，一方面是两种思维的相通、相激和互进。”他是最早在“文革”期间研究文革的人，可谓中国“‘文革’研究”第一人，著述有30多万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本质》一书。——60岁的年龄，他告诉我们这还是创作的黄金年龄，自励说应该更勤奋些，在诗歌理论建设上有更大建树。
真正给桑恒昌先生带来声誉、名声大噪的是他的怀亲诗，直到今天，一说到桑恒昌的名字，人们还说他是“怀亲诗人”， “如果母亲是鱼/母亲会剥下/所有带血的鳞片/为儿女/做衣裳”（《除夕之忆》）；“倚坟侧卧/于母亲怀里/偎成一丛/沧桑的白头”（《梦寻》）；“望着先长满叶子后/长满蝉鸣的树/牵绊着这个日子//母亲总是隐在/视线的尽头/和我保持着/日出和日落的距离” （《牵牵绊绊的日子》）；生命的灵核，/大片大片剥蚀殆尽。/频临死亡，/感到的是/母亲生我时的战栗。/还身于土地的母亲，/夜夜迸几粒磷火，/怯怯地/望着乡村（《不是假设》）；“在生长齐国和鲁国的地方，/在生长汉朝和唐朝的地方，/在生长始皇帝和大总统的地方，/生长了您——我的父亲。/额上的风雨装订成册，/阳光迷的您老泪纵横，/双手把犁杖磨成拐杖，/鼾声长满老人斑。/这就是您吗？父亲！”（《致父亲》）……
“自母亲别我永去，/我便不再看它一眼，/深怕那一大滴泪水，
落
下
来
湿了人间。”
——《中秋月》
这些情真意切的带着追忆色彩的诗句，拓展了诗歌情绪的张力，成为国内怀亲诗中的绝唱。诗人通过个人身世感悟自己，以个人生命的真切体验，去融合审美世界。其实诗人在怀亲诗外的诗歌成就更高一些，尤其是他后来的作品，他的诗风也是一直在求变的。
三、细节捕捉与意象打磨
庞德曾言“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尽管普遍大我几岁的后现代诗人举起过反艺术、反意象的大旗，但我还是认为诗歌需要艺术，需要有好的意象，后现代诗歌以图解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为准则，这种表现文化哲学的追求本身就与诗歌的艺术本性发生矛盾。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不管从事什么，你把握的纯熟，一样成为师傅、成为大师。
朱多锦先生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再把捕捉到的细节创造为诗歌意象。他的诗摒弃外在的浮华与夸饰，善于把意象和口语结合起来，如“风/颠着狼的脚步/从黄昏那边袭来”（《关于风》），“春风里/奶奶的脸//干燥成一颗核桃……”(《寻岁》）“奶奶的夏夜/总像奶奶那样温和”（《夏夜悠悠》），“土地龟裂的叹息/总悄悄地爬到我的前额”(《我这个人》），“人间所有睁开的眼睛/都是我的熟落了的星星”（《播种星星》），“夜里：人被贮进叫做楼的一方方格子/白天：醒来的魂灵在市场上你拥我挤/所有的道路都变得很硬很硬——/硬得从此再也留不下任何心迹” （《我是黄河的儿子》）；“看人的老人看着纷纷行人/面对纷纷蹚过目光的脚步/老人都看得分明”（《看人的老人》）。这些诗中的意象没有主题内在的变异，却在意象的氛围中形成了很大的美感感应张力场，明澈、感人。
桑恒昌先生的诗歌语言鲜活，想象精妙，意象峭拔冷峻，省内诗人比肩者不多，是名副其实的意象大师，颇受“诗魔”洛夫的欣赏。他诗中的许多意象，是经过分解、焊接和变异经验记忆而创造出的全新意象形态，如“我是你前世的夫君/你是我来世的娘子//今世嘛 互射三百箭/放下屠刀一起成佛”（《我和你》）；“闯过狂风恶浪/勇破层层丝网/一心想跳过龙门的你/咋就这样/挂在钓钩上/示众江湖（《垂钓》）。按照桑恒昌先生自己的说法，单一意象应“通透自然，寸铁杀人”，只要情真，想象越假就越有艺术性。他的诗中超验的思维，抽象词和具象词的巧妙搭配，是诗歌“肉身化”有了鲜活的生命。桑恒昌先生的诗歌创作正是得益于此。如“时间/陪我坐下来/把分分秒秒 坐成/从源头到入海的长河//空间/陪我坐下来/把尺寸之地 坐成/辉煌的宫殿//世界/陪我坐下来/把纷纷扰扰 坐成/完完整整的自己”（《夤夜深深》）；“我来得太迟，误了花期。/丛绿中风韵着一朵，/拼命坚持着全部热情。/仿佛不见我一面，/就决不去凋残。/呵，我分明看见，/已有的藕，/将有的蓬，/一孔一孔都是心事”（《赏荷》）。从现实中发现超现实的诗情，这是桑恒昌先生诗歌艺术的一大特色，诗中许多鲜活的意象，令人叫绝，厚重、空灵的互补，让诗人在探索诗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四、生活感悟的共同与不同
诗风不同不易放在一起，理论界以前多是这么认定，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个人独立思考的怀疑精神。朱多锦先生、桑恒昌先生有很多的共同共通之处，他们的童年都是在鲁西农村度过，对家乡都怀着深深的眷恋；他们都强调诗歌的自性，就是强调诗要写得像诗，分行的不一定是诗，但诗必须要分行；在诗学上都注重新鲜的审美发现与新鲜的审美表现，注重深层的生命的体验，都深信诗歌没有震撼，就没有流传。
朱多锦先生写有汪洋恣肆的抒情长诗《我是黄河的儿子》，诗人的理想太光辉，却又在社会的旋涡里早早破灭，依照诗人的气质，绝望就太深，无法忘掉历经的痛苦，更无法忘掉使他苦上加苦的思想。他的诗是把许多回忆裹在身上的，既有对充满创伤的过去的不满，也有对当下社会流弊的抨击，诗风沉稳，境界深远。桑恒昌先生也时有新作出现，他的诗风清俊硬朗，就是不懂诗的人，一眼看了也会说：“这就是诗！”诗人魏东建先生曾评价说：“倘若想学诗，跟桑老师两个月就能学到些东西，跟朱老师三年也学不出来。”诗坛上40岁的诗人创作力是强些，但说了算的还是那些60岁以上的老诗人，桑恒昌先生就把现代诗人分为三个群落：归来者（有责任意识，无生命意识），朦胧者（有生命意识，无责任意识），新来者（有生命意识，有责任意识），并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黄河、长江同源，但因为流向不同，风格面貌也就不同。1945年夏，朱多锦先生出生在齐河县赵官镇紧依黄河的程官庄村，他的父亲是去过欧洲的华工，47岁才有这个儿子。朱多锦一来到世上，善“阴阳五行”的爷爷便推算其命中缺金，起名为“多金”，也就是笔名“多锦”的由来。1965年他从齐河县第三中学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他于1967年春开始否定“文革”的“‘文革’研究”，结果1在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当时（1970年春）在一次宣布处决“反革命”的大会上曾被拉去“陪听”后来山师中文65级学生毕业分配，他被留校“劳动改造”，1972年被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1973年9月始，先后到禹城八中、禹城二中、禹城一中和齐河师范执教，1993年3月他到省作协创联部执事，1995年4月到山东文学社担任《山东文学》的诗栏主持至今。他在《自画像》中说“凡夫于世，食无鱼，行无车，不烟，不酒，只品茶，只读书，偶与贵人坐，只能落偏位。躬耕于笔砚，无以糊口；执著于前行，不知老之已至。如是，愚者也，拙者也！身无一技之长，却梦想补天；人从不曾仕，却痴怀国是；囊常空如洗，却将金以土视之”。当犹大和爱一起终止，饱受文革之痛的朱多锦先生，心底释化的压抑、屈辱，都化成了笔下的诗行，生活的磨练也使他的骨头变得更硬。
桑恒昌先生1941年冬出生于武城县滕庄乡桑庄村，年少丧母。其父桑荫峰熟读古代诗文，对年幼的桑恒昌影响很大。桑恒昌1961年平原县一中毕业后被直接保送军校，武汉空军雷达学院毕业后去拉萨空军服役。因患白塞氏综合症，养病于济南，后因病两次返藏两次回返，1972年退役分配至济南瓷用花纸厂工作，1975年调山东文艺（今山东文学）担任诗歌编辑，1985年协助孔林先生创办《黄河诗报》，后担任《黄河诗报》主编。他们两个，一个从大学先去了“劳改农场”（当时叫“五七干校”），然后是教学岗位，一个从军事学院走向西藏边陲。不同的生活道路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也会引向不同的生活道路，而生活环境也左右着诗人和诗人的作品。几十年来，两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一直是各竞风流，我们期待老诗人还有更多的新作品问世。
看一个诗人，要看他的个人身世、创作分期及有关他的论述。理论界有一个为期30年的短时段的“黄金分割线”。很多过去典范的作品，今天已不被认可，是因为诗人身后的30年，同时代就连季羡林等这样长寿的人也已辞世，下一辈的人却不买帐，不认可；这当然是时代使然，也有当时的读者群太窄的缘故。
我们对作品的研究，缺少拉开距离的冷静的思考，西方提出过中时段的70年周期论，如果我们几年想玩人家上百年，那是很危险的事，无论是“朦胧诗”，还是“第三代诗”，都是在没有相应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语境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一种历史的“大跃进”，只求跟上西方诗歌发展的逻辑步数，所以都很快式微，孙绍振先生就曾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八九十年代的后新潮诗歌，必然受到历史的嘲笑。”今天把年轻诗人分成60后、70后、80后、90后，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时间再长一些，就没有了这种提法。鲁迅的杂文、周作人的美文，一直到今天也没人提出异议，这才是有了定论的。
世纪之初，朱多锦先生、桑恒昌先生的诗歌已经是耸立在齐鲁文坛的标杆，我们晚一辈的人需要多听些老诗人的话，潜心做点学问。诗歌界求名求利，当下挺火，争地盘，对着炒，对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非常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