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我的高考

1979年，恢复高考第三年，全国统一考试的第二年。在经过一年多紧张的学习、复习和相关准备工作后，在7月初的一天，我们五桥中学戴帽子高中的文、理两个毕业班近百名学生，挤满两辆大客车，开往堪称本县著名的历史名校——舒城中学，去参加高考。

具体考试时间是7月7日至9日。正值梅雨季节，时雨时晴，异常燠热。按照班主任要求，考试的那几天我真的做到了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特别是进了考场，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那种紧张，后来回想起来自己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几门主课都是提前半个多小时交卷的。英语成绩当年对一般专业只算参考分，所以挨过硬性规定的开考半个小时后，我就走出了考场——其实赖在考场，也是白费时间。但这让带队的班主任老师痛心疾首。好在其它几门课考完后，我都是咧着嘴笑呵呵走出来的，班主任对此颇为满意，对我又重拾起信心。

我自小就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一年高考一结束，我就主动来到父母身边，而且毫无怨言地帮着他们干起了农活。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几乎就把高考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好像这事从未发生过。我有时候也偷懒，但农活其实干得很不赖。大概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我外公从五桥赶了几十里的山路，来到我家。那时暑热未消，月亮挺大，我们一帮半大的孩子，还在生产队打谷场铺开的稻草上打滚玩耍。我妈喊我回家。她嗓门可能是故意提得很高，说大明子你考上大学了，狗东西还不快回来，明天学校带你们去体检。当时听起来就像是个笑话，不只是我自己，还有在场的众乡亲们，都在那里愣了好半天也没回过神来。

我父母所在的阙店，与五桥相距四十多里，中间横隔一座龙河水库。这水库后来更名为万佛湖，成为我们那里一处小有名气的景区。那时，每天从早到晚会有5班由柴油机提供动力的木船，摆渡乘客。可夜间没有。为了不耽搁时间，我父亲决定带着我和我快上初中的弟弟，星夜兼程，绕道赶往五桥。一路上行色匆匆，大家并不多说些什么，但我能感到每个人心里都有种莫名的激动。赶到五桥，小镇上已是炊烟四起。伴我们走过一夜的月亮，现在就像泊在西边天际的一张圆圆的薄冰，仿佛眨眼间就会消失在几缕纤云里。当时在供销商店供职的祖父，早已将店面的十多块门板挪开，站在门口引颈张望。老远我就看到那张满是邹纹的笑脸，这时灿烂得就像刚刚爬上东山顶上的那轮朝阳。

前面我说过我们上的是戴帽子高中，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有的。五桥中学地处大别山区，本来没有高中。1976年底我们初中毕业，第二年一开春两个班就直接升为高中。这也是五桥中学历史上唯一的一届高中。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还是那些老师，同学还是那么多同学。但那时我们真的相信一寸光阴一寸金，似乎大家都突然隐隐有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时不时地还冒出要为四化建设做贡献的念头。就这样，学习起来大家就肯玩命，能否考上大学倒是考虑得并不多。

刚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当时还叫公社的五桥地区一个大学生都没考上，但这一年却爆了个大冷门。文理两个班近百名学生，考上大学的8个，录取初、高中中专的26个。一个总分全县第二，一个语文全县第一。这在当时全国高考平均升学率只有4%左右的情况下，在我们那个县引起的轰动是不言而喻的。去县医院体检的那天，我们路过县城里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时，就听到那些在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们，一边噼噼啪啪地挥杵捣衣，一边就这个话题兴高采烈地说个喋喋不休——好像她们比我们还高兴。如今仔细想来，也不无道理，至少在我们身上，她们看到了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努力也是有机会改变自身命运的。

除了我和另一位同学上的是六安师专外，其他6位同学都上了本科。不过让我稍感心理平衡一点的是，那个语文弄个全县第一的就是在下。直到9月上旬，别的同学早已陆陆续续走进大学校园了，我们才在持续的忐忑不安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本想选择历史专业，但我高考时历史成绩勉强及格。最后上了六安师专中文专业，实在是一种令人纠结的、但也是最为保险的选择。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而这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