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宏仇厚琴
建党百年之际,我回到故里,只为一事——景仰那棵百龄树。它屹立姑妈住过的那个村庄的入口处、老宅旁。斗转星移,光阴似箭,转眼几十年,再见这棵香樟树,它已经冠如圆顶广厦,杆似擎天巨柱,三抱那么粗,树皮褐色斑驳,叶子萋萋翠青,挺拔威武,壮若卫士,望而敬畏。
早年,爸爸怜悯我姑妈,嘱托妈妈常去看望关顾。我首次与妈同往是学龄前,姑妈坐在一条搁在一块青石板上,半高不长磨得锃亮的老凳上,有些蜷缩的身体倚在不起眼、还有些青涩的香樟树杆,掉进枯井般深深凹陷眼眶的双目,透射出
清澈的渴望,注视路的远方。
“姐,我来看你了”,妈叫了一声。姑妈把目光转向我们,慈祥地笑了笑,然后招手叫我过去。她挪动了一下身子,挺起腰,用手抚摸着我的头,端详了我一会说:“敦实也文静,大了一定像你姑父!”我默不作声,心却在想,我从未见过姑父呢。她两手撑着凳,身状如弓,右腿往后一蹬,双手推凳往前挪动一步,左脚曲缩的在地上拖动一下。哦,是个残疾人!回到房间,她熟练地凭借家具和墙壁的支撑,来回走动,在妈妈的帮助下,麻利地为我们做好了一桌饭菜。餐罢,她们开始聊天。
“我弟打听到消息吗?”妈摇了摇头。姑妈叹息一声说:
“听与他在一起做事的人回来说,他年纪轻轻就做了蛮大的官,不久就杳无音讯。传说不一,有的说他参加了‘AB’团,枪毙了;有的说他为保护他人,却牺牲了自己。”姑妈有些激动,满脸通红地接着说:“我们是同路人,相互了解,他是好人!”
告别倚在老宅门框欲哭无泪的姑妈,告别在风中瑟瑟颤栗的香樟树。回家的路上我问妈妈,姑父是个什么人?姑妈是怎么残废的?妈的回答是:长大了再告诉你。
小学二年级放暑假那天,在回家的路上,妈妈截住我说:“上姑妈家去”。
她风风火火的,我不知所云。
几年后的香樟树,挺拔青葱,像扛鼎大厦的顶梁柱。树下搭起个台子,并列摆放两张条桌,树杆上贴了两副标语:向革命烈士学习、向捐躯先烈致敬。我和妈妈安排在台下第一排就座,妈凑近我的耳朵说:“为姑父颁发烈士证书,邀请亲属参加,”我“哦”了一声,肃然起敬地说:“原来他是一位烈士!”
姑妈由两人搀扶走上台子,在正中位置坐下,接着地委和县委有关领导分宾列坐。会议开始,首先向姑妈颁发了烈士证书,并宣读了嘉奖她的表彰函。然后一个戴领章帽徽的人介绍了姑父的简历(与我后来在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看到的介绍一致)。他1907年生,清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受地下党组织的指派,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群众宣传发动工作。起义军撤出南昌后,潜回原藉峡江县,组建地方党组织,秘密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2月任本县游击队队长。1930年历任县委委员、红二十军营长。由于作战勇敢,拱挹指麾,屡立战功,1931年1月升任团长,2月初在吉安一处战斗中掩护部队转移英勇牺牲,时龄25岁。我叹息一声,他带着知识,走进军营,金色年华,为谋求光明,在起步路上就成为一块奠基石,而感到惋惜与赞叹!
姑妈听后将烈士证书紧抱胸口,为他英年早逝,捐躯沙场而嚎啕大哭。一阵风吹来,穿过密密层层的树叶发出呜呜声,像陪伴姑妈哭泣。全场肃穆,为之动容。
颁发烈士证书不久,传来一个不愿听到的消息:姑妈病重。
当我们出现在她老宅时,她伏在床头,双手扳着窗棂,两道痴呆的眼神盯着窗外的香樟树喃喃地说:
“你等着哈,我很快就会来陪伴你啦……我们不是讲好了,携手到老,怎么一个人先走了呢?”她把香樟当作姑父,常常与它叨念诉说。
自从姑父那次离家出逃,多少年来姑妈长夜苦熬,空房独守,音讯全无的她,思之心切,念之心憔,总会来到树下,抱住树干放声哭泣,大声喊道:你在何处?一切都安好吗?树叶发出沙沙声,这就是对她的回答。
姑妈对香樟树情有独钟。那是1921年寒假,在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读书的同乡学友廖子清告诉他俩,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了,并掏出一个函件交给他们说:“这是密件,今晚你们阅读,明早我来取回。”说完匆匆离去。当他们得知一大召开的秘密,高兴得又蹦又跳。兴奋之余,他们在思考一个问题:该做点什么,纪念这个伟大的时刻。
“栽棵树!”姑父提议,“栽树何意?”姑妈迟疑了一下,接着击掌说:“我知其意,树象征我们向往的党,生机勃勃,顶天立地!”主意成为共识,他们移来香樟苗,植于老宅旁,屹立入村口。
夜幕降临,掌灯开始。他们打开函件,《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跃然眼帘,心怦然而跳,嘴张而无语,展卷立马浏览。俩人分别阅读了数遍,心里点亮了一盏灯,说出了自己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他们多想留下一份,细细品读,深刻理解,可是明天就要取走。姑妈心生一计:照抄一份,我们不就有了摹本吗?俩人合计,一人抄写,一人挑灯研墨。晓月西沉,初阳东升,大功告成。
1927年从南昌秘密返乡的姑父,身份暴露。地下党组织指示:保护文件,隐蔽自己。当夜他们在香樟树下,掘出地窖,找来上铀瓦罐,把一大文件与本县地下党组织名单及两人的党徽、党员证等,先用牛皮纸包,再用棕衣裹,放入瓦罐,然后用糯米饭加蛋清掺和石灰搅拌的腻子,密封罐盖,埋入地窖,装上机关,盖上青石板。
几天后事情发生了,姑父回家取衣物,被蹲守人员发现,姑父逾墙而逃,姑妈紧抱追赶人员的腿,生死不肯放手,姑父得逃,姑妈却被他们打残。
姑父出逃,音信全无,生死未知。姑妈耳边只萦回一句话:保护党的机密。20多年来她拖着残腿,一面打听姑父下落,一面组织妇女学习,宣传党的主张,为红军捐款筹物。爸爸要接她与我们同住,她无论如何不同意,也不肯说明原因。白天他端条凳子坐在青石板上,晚上静听动情,香樟树下稍有声响,立即从窗口射出手电筒的亮光,无人敢在香樟树下作歹。
姑妈述说上事后,微微闭目,许久,指着门后的一根钢钎,告诉我和妈妈撬左下角,倒钩可脱,石板可启,取出瓦罐。我们照做,将瓦罐端到她身边,她说:“我还未来得及向党组织报到就……”她哽咽着,用尽最后力气,将瓦罐摔碎,叫妈将棕包递给她,不让别人看,更不让别人打开。她紧紧握着,留给世上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将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亲手交给党组织。
姑妈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追求光明的老党员,她一生只为一句话:保护党的秘密。几十年如一日蹲守老宅,看守地窖,危难时刻,舍身救战友。中国共产党这棵参天大树能苍劲挺拔,顶天立地,就是有一大批像姑妈一样舍生取义普通人的呵护。
几十年后我再回故里,了却魂牵梦萦心愿:拜谒百龄树。我绕树三遭,恭恭敬敬地向香樟躬身一拜。这一拜是对姑父姑妈的告慰,也是对一百年来党的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