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一梦
“陈老师没了,周末出殡。”
接完同学的电话,我的心长久难以平静,像迎面扑来的疾风,有些不知所措,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八十年代后期,大伙的生活都已经好了,不再缺衣少穿,但我出生的村庄,却是贫困乡中的贫困村,一年有半年是连包谷饭都吃不上的。青黄不接的日子,唯有上富裕一点的亲戚家借粮,借不上的,老老少少就在播种前背上背篓,到几里、十几里甚至是几十里外的大村庄的空地里去挖柳生洋芋,囤积起来,以此渡过难关。
村里的孩子,三四岁就背上了特编的箩筐,跟在大人的身后穿梭在田间地头,俨然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因为这个原因,村中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晚,一般都是八九岁了,才在陈老师的发动下勉强到学校识文断字。
我六岁不到就上学了,陈老师最初是不想收我这个学生的,因为太小,这么多年来,还没有过五岁多就来上一年级的孩子,但抵不过母亲的再三恳求,陈老师终于答应让我留下来。
母亲忍痛割舍一个小劳动力,宁愿少挖几背篓柳生洋芋,让我早早地坐进学校,大概是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女,又是小幺,格外疼些吧。她说,跟着两个哥哥一起上学,在一个班,好让他们照顾我些,免得以后自己上学被人欺负。于是,我们兄妹三人同时坐进了一年级的教室,不同的是,我没有课本,坐在最后一排,跟班旁听。
一晃眼,已是第二年的九月份,要升二年级了。陈老师早早地站在讲台上,等到大家都到齐了,他就开始从一组走到四组逐个点着能升级的学生名字,快到我了,我的心跳得像要蹦出来一样,尽管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还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一刻的紧张。
我多么渴望能升级,虽然村中的大人们大都没上过学,但要是谁家的孩子留级了,他们可是绝对专业地一刀断了孩子的未来,认为这孩子是走不了书本路的,有的大人,干脆就把孩子带回去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别浪费光阴。我的母亲是不会把我们兄妹带回去的,但如果升不了级,就证明我是个笨孩子,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呢。
就在我紧张地满脸冒汗的时候,陈老师已经走到了四组,而我就坐在四组的最后一张桌子。我的二哥,在三组的时候,留下来了,我看见他用力地用袖子擦了一下鼻涕,应该还有眼泪吧。
我屏住了呼吸,但依然大胆地抬头看着走过来的陈老师,这一年来,我虽然没有课本,但期末试卷,我考了62分的语文,65分的数学,属于中上水平,我看到,比我成绩差的都已经上楼了。
“留下来的学生,你们接着上一个一年级,好好把基础打牢了,以后才能学好,别泄气啊。”陈老师站在讲台上,洪亮的嗓音一如往昔。或许是木楼板不隔音吧,平时,他在楼上给二年级、三年级上课的时候,我感觉就像现在给我们讲一样。很多时候,我都纳闷,陈老师哪来那么好的精力,一人一校,每天从一年级上到三年级,在一楼和二楼之间往返,常常看到他黑色的松紧带布鞋一双双穿的露出了大脚趾,但从来没听他说过累字。
要是在平时,我一定会笑呵呵地听着老师洪亮的声音在教室里回旋,很乖巧地按他的要求做好,但那一刻,我哭了。不敢哭出声,却很伤心。
“小不点,你跟我出来一下。”
就在我一脸鼻涕的时候,陈老师叫我了。因为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也因为我异常瘦小,他平时都是这样叫我的,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下课我们大家围着他宿舍里的大火塘烤火时,抑或是学校里的苹果红了分摊时,或是说起我父亲也是他的学生时,都这样叫,我估计他都快忘了我的名字了。
“小不点,你想升二年级吗?我是觉得你太小了,不忍心看你吃苦,再读个一年级,不是还有你二哥照顾你吗?当然,如果你想升的话,你的成绩是够的,而且,老师一定会给你发课本,当正式学生了。”
就这样,我升级了,坐进了二年级的教室。所幸,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在学业上给老师丢脸。
8年后,我以全乡名列前茅的成绩上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师范。九十年代后期,中专不再包分配了,师范成了穷人孩子跳出农门的天堂,有伙食补助,还包分配。陈老师得知我上了师范后,村中传出他的话:委屈了小姑娘,我记得她是想当医生的,要是家里条件好些,她一定会舍去师范上高中考大学的。
听到这样的话,我的泪一下子流下来了,就像现在一样,不同的是,现在是为了老师的逝去而伤心,而那时,是为了能遇上一个这么懂得学生的老师而感动。没想到,岁月都老了,陈老师却还记得我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里写过的梦想。
“去送送陈老师吧。”
当我们一行同学齐刷刷地跪在陈老师的柩前时,隔着镜框的玻璃,我又一次看到了他的笑,一如他的从教之路,给萧瑟的村庄燃起了一堆暗夜的篝火,明暖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