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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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献给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鄂温克同胞，追念他们曾经的游猎生活的一部优秀作品，该书自出版以来即好评如潮。作家迟子建运用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童话、神话相交织的创作手法，以优美流畅的叙事技巧和诗情画意的文学语言，讲述了鄂温克同胞在原始状态下游猎生活的幸福、安谧、温情脉脉和走出森林进入城镇生活后的嘈杂、烦躁、无所适从。这部小说是记述原始部落变迁历史的一首苍凉的挽歌。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人公，是一位不想留下姓名的鄂温克九十高龄老妇人“我”。通过“我”讲述故事，回忆自家“乌力楞”（家族、部落）的历史演变，展示了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初鄂温克民族的百年沧桑。
全书分四个部分：
上部“清晨”。无边无际的森林，巍峨雄峻的雪山，纵横的河流，成群的驯鹿，“我”的乌力楞中，鄂温克群众在这广袤原始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狩猎，跳神，喝酒，歌舞，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段时间大约二三十年，用作者的形容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的时光。“我”住的是顶上能看到星星的希楞柱（帐篷），呼吸的是清新自然的山风，虽然穿兽皮鱼皮衣袜，有时吃生冷带血的兽肉，经常听父亲林克、母亲达玛拉夜半制造的欢爱“风声”，但跟随父亲狩猎，看尼都萨满跳神，与俄罗斯商人交换商品，骑着驯鹿搬迁，生活原始简朴而又无忧无虑。及至逐渐长大，“我”越发觉得驯鹿群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白桦树穿着亮堂还全身是宝，篝火那么欢快，歌舞那样美丽，神歌那样动人，爱情那样醉心。
中部“正午”。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强行垄断货物交易，驱赶青壮年男人下山受训，到苏联边境侦察，动不动就抓人打人。乌力楞中，有的人因惧怕日本人虐待而逃离；留下的群众因缺男劳力，在遭黄灾（沙尘暴）、白灾（雪灾）时无力救助，驯鹿群锐减；“我”的丈夫为了寻找走失的驯鹿而被冻死。这段时间不长，只十余年，但已经打碎了乌力楞的平静安宁。
下部“黄昏”。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九年起，人民政府在山下修建定居点，帮助鄂温克人走出森林。初入城镇的游猎民族不适应外部环境，不断返回山林。但大兴安岭的开发破坏了鄂温克人原有的生活环境，年轻人对外部文明世界又充满向往，迫使乌力楞群众投票决定去留。最后，只有“我”与她的弱智孙子安草儿愿意留在山中，包括“我”的后夫——氏族中最后一位酋长在内的其他人，都选择下山定居。而“我”则以雨水、篝火、狍皮袜子、花手帕、小酒壶、鹿骨项链、鹿铃、小圆镜子、桦皮花瓶、狍腿鼓槌、银簪子、紫菊花等为听众，讲故事忆旧。这段时间跨度最长，约四五十年，鄂温克游猎民族基本改变了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
最后还有一段短短的尾声“半个月亮”。故事即将讲完，半个月亮升起。“我”安详宁静地回味山上山下亲人们的生活状态,面对人世间翻天覆地的沧桑变迁，既无大喜，也无大忧,因为她“已分不清天上人间”。这个尾声，是鄂温克原始生活的“弥散着钟声的安魂曲”。
纵观《额尔古纳河右岸》全书，阅读迟子建附于书后的跋《从山岳到海洋》，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意图。她就是生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本土人士，自小就耳闻目睹了许多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原始生活中神秘美丽的故事，她也亲眼看见了搬迁下山的少数民族聚居点的败落。故乡已不是过去的故乡，下山后的鄂温克同胞并没有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相反还产生“一缕缕不和谐音”。这部作品借那位九十高龄的鄂温克老妇人之口，讲述了作家深刻的忧思与乡愁。那位九十高龄的鄂温克老妇人的躯体里，装着的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灵魂。
我注意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死亡的故事。大略统计了一下，不计乌力楞之外的，只是“我”的家族（部落）中，就有三十多次各种各样的死亡。这其中，包括了“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丈夫、儿子、女儿等至亲的死亡。死亡人员中，有病死的、冻死的、老死的、跳神救人而死的、产后出血身亡的，有雷电击中的、树上摔下而死的、洪水淹亡的、马蜂蜇死的、狼群吃掉的、黑熊害死的、打猎误杀的、被人打死的，还有吊死的、投河的、跳崖的、开枪自杀的、吃毒蘑菇殉情的、酗酒过量而死的，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在一部小说中，如此集中地大量地描写死亡，确实还很少见。而从死亡的时间上看，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各占一半；从死亡的原因上看，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也几乎各占一半。作家这样频繁多样地描述死亡，也许表达了她对原始自然环境中鄂温克民族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同时也对他们走出森林进入城镇但却未能较好地融入现代文明、似乎还在原始蒙昧与现代文明之间反复挣扎的深切忧虑。
为了表现这种忧虑，《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了许多鄂温克人下山生活后的窘况，诸如酒后的马粪包愤恨于运送木材出山的载重卡车，举枪击爆卡车轮胎，被愤怒的司机助手一拳打死；沙合力爱喝酒，“酒后不是砸商店的橱窗，就是破坏学校的桌椅，要不就是把乡政府的汽车的轮胎扎破”，直至纠合刑满释放人员偷伐受国家保护的天然林，卖黑材赚钱，被判三年徒刑。其中最典型的，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一位独特的女性形象——伊莲娜。伊莲娜是“我”的外孙女，父母虽都是鄂温克人，但她从小在人民政府为鄂温克同胞修建的山下定居点上学。伊莲娜经常在假期中到山上外祖母处居住，外祖母教她用红泥土画棒在岩石上画画。伊莲娜喜欢在岩石上画画，说是比在纸上画画有意思多了。后来她考上北京一所美术学院，成为“这支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部落所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伊莲娜到呼和浩特一家报社做美术编辑，嫁了一个工人，一年后离婚，又与一个记者同居。他们经常吵架，吵架过后，伊莲娜就把自己用酒灌醉。伊莲娜每年都回山上看望外婆。她喜欢与驯鹿待在一起，“她的画中总少不了驯鹿、篝火、河流和覆盖着白雪的山峦”。在山上住不上两个月，她就会心烦意乱，嫌山里太寂寞，下山打电话，或背起画板返回城市。过不多久她又要返回山林，嫌城里车多人多灰尘大。她说“回到山上真好，能和驯鹿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能看见星星，听到风声，满眼看到的是山峦溪流、花朵飞鸟，实在是太清新了。”然而不到一个月，伊莲娜又嫌山上没有酒馆、电话、电影院、书店，她就酗酒，把画扔进火塘。最终，她彻底厌倦了工作、城市与男人，回到山上，做皮毛镶嵌画，引起轰动。一九九八年大兴安岭特大山火过后，伊莲娜决心画一幅鄂温克人百年风雨历程的大画。她嫌皮毛画轻佻，改回油画，一画两年，在进入新世纪的春天画作完成。然而就在当晚，伊莲娜说去河边洗画笔，一去不归。次日，在河的下游发现了她的尸体。
伊莲娜的生活原型，应该就是迟子建在书跋中讲到的那位鄂温克画家柳芭。柳芭就是“带着绚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伊莲娜这个鄂温克部落第一个大学生，不停在森林与城市之间往返着，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矛盾与痛苦，最终在挣扎无解中轻生。伊莲娜的典型遭遇，最深刻地展示了走出森林、走进城镇的鄂温克同胞的困惑，也深刻揭示了作家迟子建的忡忡忧心。
时代总要进步，社会总要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急速向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迈进，连世代身居城镇的人们都深感变化太快，常有落伍之忧，更何况祖祖辈辈在森林世界的原始社会中生活的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笔者曾在云南省红河州边境地区生活十多年，也曾经亲眼看见，当地人民政府在山下修建新居，动员世居山头上的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下山定居，可是也同鄂温克群众一样，瑶族、苗族同胞在山下住不惯，又闹着搬回山上。这些都是正常的。他们在森林中、大山上居住几百年上千年，下山来才多久？要想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就完全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适应改天换地一般的新环境、新生活，谈何容易。但是必须肯定，人民政府给予东北边境地区的鄂温克、鄂伦春，西南边境地区的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苦聪人、他留人、克木人等少数民族同胞的爱心帮助绝对是真诚的！引导他们走出森林、大山，放弃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也是这些少数民族进步发展的必由之路！也许在引导鄂温克同胞走出森林的过程中，节奏、步伐太快了，太急于求成了。也许大兴安岭的开发确实过快过急地改变了鄂温克等世居森林少数民族的生态环境。但是，就请谅解那个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时代吧，谅解那些原本是满怀豪情、含辛茹苦的建设者们吧。也请再给已经走出森林的鄂温克同胞们更多一点时间，给他们更多一些具体的、细致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引领吧。
作家将鄂温克同胞的原始状态生活看做这个民族发展的浪漫“清晨”，将日本人侵略虐待时期看做这个民族发展的雄浑“正午”，将人民政府帮助他们走出森林、融入现代社会看做这个民族发展的日落“黄昏”。爱之很深、痛之很切，这也可以理解。但挽歌你莫唱，风物长宜放眼望。鄂温克同胞走出森林就是民族进步的第一步。日月交替，昼夜转换，黄昏与黑夜之后，必定是一个新的黎明、新的清晨。不会像美国人残酷虐杀印第安人、澳洲政府简单对待土著人那样，人民政府“决不让一个民族掉队”。告别原始蒙昧的过去，走向现代文明的未来，鄂温克民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