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环》：当代军人的血性与人性

在当代军事文学作品中，恐怕没有哪部作品比得上当年《高山下的花环》对我们军队和民族心灵的冲击那样强烈。原济南军区作家李存葆的这部中篇小说，以感人至深的力量，使我们其时的军队和人民都深深地伤痛、泪湿而又坚强不仆。

《高山下的花环》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南方边境战争结束不久后创作的。小说以这场战争为背景，从一个连队参加卫国战争的过程及其其后的经历展开故事，表现了从我军高级将领到基层干部战士为了维护祖国尊严所进行的浴血奋斗和牺牲，讴歌了将士们及其亲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情怀，也抨击了某些思想退坡的“老革命”自私自利的卑劣行为，揭露了十年动乱给军队作战留下的隐痛。小说塑造的雷军长、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小北京”、金小柱等当代军人和梁大娘、韩玉秀等一干光辉群象，令人唏嘘不已、感奋不已、刻骨难忘。

当年，最深刻打动我的，是书中人物们的英雄壮举、浩然正气、崇高精神和生离死别。沉淀将近四十年，再读这部经典作品，让我无法释怀的，还有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极为强烈鲜明的血性和人性。

血性与人性的集中代表，当然首推小说的主角、连长梁三喜。他身先士卒，带领连队打穿插，一路勇猛挺进。在上级命令与战斗需要相背离时，梁三喜关键时刻毅然担当，不顾命令，率队出击，先攻无名高地，再打主峰阵地，夺取了战斗的胜利。最后为了掩护指导员赵蒙生，壮烈牺牲。梁三喜的身上，体现了我军指战员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血性；而他参战前的预先安排，留下的遗书遗物，更体现了他高尚美好的人性——

沂蒙山深处他的家庭遭受天灾人祸，为了弥补家庭经济，梁三喜省吃俭用，不戴手表，只抽旱叶烟，仅剩八撮毛的牙刷也舍不得扔，还借了战友们不少钱。作战前，他留下欠账单，致信母亲和妻子，若自己牺牲了，不要组织替他解决，一定要用自己的烈士抚恤金还债，“人死债不能死”。他遗书给年轻的妻子，要打破封建观念，重新组织家庭，不要耽误终身。他还留下唯一值钱的一件新军大衣，作为给妻子改嫁后男人的礼物。……每当读到这里（写到这里），我都潸然泪下：这位朴实无华的农家子弟，竟具备了这样崇高的情怀、宽广的胸襟、博大的人性！这是共产党人的人性，当代军人的人性，感天动地的人性！

在我军高级干部雷震军长身上，也充分体现了鲜明的血性与人性。在战争即将打响之时，来自后方、要求把儿子调离作战部队的电话使他怒火填膺，哪怕对方是高干背景，是当年从死人堆里把自己背出来的救命恩人，他也决不答应。“雷神爷”（雷军长外号）面对部队摔帽子，发狠话，不仅不帮打电话者把儿子调走，还要把她儿子第一个派去，炸碉堡！是非邪正不含糊，凛然一声山河动。为了正义与胜利，不觑权势，不溺情恩，嫉恶如仇，雷军长的血性，也是我们这支军队的血性，是我军一往无前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正气与底气。而战争结束了，雷军长真诚地向赵蒙生的母亲道歉：大姐，当时的情绪过于强烈了；你可以把儿子调走了。这是血性军人柔软的另一面，也是人之常情，是真性情。

雷军长的人性，在烈士墓地最强烈地表现出来。高山之下的墓地，军长抚摸着儿子崭新的墓碑悄悄哭泣，然后庄严敬礼。那个奋不顾身用八二无后坐力炮摧毁敌人地堡的小战士，很多人都还没记住他名字的“小北京”，是军长的独生儿子啊。军长是人，是普通的真正的人。雷军长以一位花甲之年父亲的名义为烈士儿子痛哭，给儿子敬礼，也是以一位老军人，一位高级首长，一支血性军队的名义，向刚刚在卫国战争中献身的英灵们哀痛和致敬。

在看似大大咧咧的“牢骚大王”、炮排长靳开来身上，我也看到了血性与人性。也许是我的性格禀性与其很相似吧，我对靳开来含有更大的惺惺相惜的敬佩与同情。他不怕天，不怕地，不拘条文，一切凭自己的忠诚、正直与胆识行事。指导员赵蒙生战前谋求调离连队，事情暴露后，他忍无可忍，破口痛斥；而当赵蒙生挺过来了，跟着连队上了战场，他又给予赵蒙生以真诚的关心。战场上缺水，热带地区非常人能忍受的干渴威胁战士们的身体，威胁着胜利，他主动去砍甘蔗为连队“增加战斗力”。他不让连长、指导员去干这“犯错误的事”（甘蔗是敌对国家的老百姓的），最终踏雷牺牲。牺牲前最后一个动作，是再看一眼与妻子和儿子的合影照。牺牲了，连一个三等功都没立上，因为“违反群众纪律”。靳开来的牺牲，是对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人性的呼唤；他牺牲后的遭遇，是对形而上学、僵化教条的假马克思主义的非人性的嘲讽与控诉。

血性与人性也体现在几乎成为反面人物的赵蒙生身上。这个原先的“二混子”，从军机关的干事下到连队任指导员，本想曲线调动回城，不料战争袭来，刚拿到调令却停止调动；母亲向“雷神爷”求情不成，反受军长当众辱骂。痛不欲生的羞辱，梁三喜的严正劝导，正义战争的召唤，终于唤醒了他军人之后和当代军人的良知与尊严，他嚎啕，他嗥叫，最后跟上队伍，扑进战火勇敢战斗。为了给战友梁三喜报仇，他抱着集束手榴弹冲进山洞，将顽敌全部歼灭。泪水与热血重铸了他的血性，战后赵蒙生选择留守边关，还把妻子也调来边防。当来队的烈士家属一个个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亲人用生命换来的军功章，而靳开来的妻子却空着双手时，赵蒙生把自己的一等功军功章送到靳开来妻子无助也无解的手中。赵蒙生还几年来坚持不懈给梁三喜的母亲邮寄生活费，哪怕梁大娘将汇款最后全部退回来。

我还看到，血性与人性，体现在梁三喜的母亲梁大娘和妻子韩玉秀身上，她们宁肯啃干粮、不坐汽车，都不多花一分钱，好替梁三喜还清欠债；体现在梁三喜的战友们身上，听说梁大娘和韩玉秀如此含辛茹苦就为了还欠款，他们纷纷掏出手表、相机、现金，要替连长还债；也许还体现在赵蒙生母亲身上，当她认出梁大娘就是当年沂蒙山战地为自己奶大儿子的恩人时，她羞愧难当，要对失去儿子的梁大娘无偿救助……

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我看到无数打动人心的血性与人性。要在之前，我们的军事题材作品敢这样表现吗？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军人血性，那倒是有过很多表现的；然而军长为牺牲的儿子哭泣，高级干部为儿子曲线调动当逃兵，烈士不留闪光遗言却留欠账单，用抚恤金还债……这些或温软、或下作、或尖锐如刺酸冷如冰的人性故事，有谁敢写？有谁敢于斗胆“诋毁人民军队”？

因此，透过这部充满了钢铁、鲜血与热泪的作品，我更清晰地看到了本书作者李存葆身上漾动的血性与人性。他本是济南军区作家，与其他许多参加战地采访的军地作家、记者一道，在采访正义战争和英雄壮举的同时，了解到了许多的另一类故事：文革时期生产的劣质弹药影响作战；靳开来似的烈士因“违反群众纪律”有功无奖；有的高级干部为亲属开后门调离基层；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欠债，用抚恤金还债，一名烈士的抚恤金竟抵不上撞死老百姓一头牛的赔偿金额……。李存葆完全可以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为了自身安全，不因“揭露矛盾”而惹火烧身，写上几篇堂堂皇皇的报告文学交差了事。但他没有，他的良知，他军人的血性与人性使他寝食难安，他必须要把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写出来，那才是对烈士负责，对军队负责。为此他几度构思、创作，到处向编辑部的编辑们倾诉，终于在编辑们的鼓励下，有传说还在叶剑英元帅亲自批准为李存葆的创作提供资料的帮助下，《高山下的花环》在《十月》杂志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刊载出来。这一发表就震惊天下，成为当时军事文学（何止军事文学）的扛鼎之作、标杆之作，济南军区政治部翻印，总政文化部通知全军阅读，改编电影、电视、话剧、舞剧、广播剧、连环画、各种地方戏，全国人民、全军将士都在阅读该书所受到的震撼与激奋中情不能已、泪雨纷纷。据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独臂将军余秋里读过《高山下的花环》后，用独臂拍着桌子喊：“不提高基层官兵的待遇，天理难容。”……

李存葆以他高尚而宝贵的血性与人性，冒着极大风险创作并发表的《高山下的花环》，至今仍没有一部军事题材（何止军事题材）作品能够超越它，像它那样震撼人们的心灵，刻画最真实、最透彻、最动人的当代军人的血性与人性。

回想我们当新兵时的每月六元津贴、每天一元五角六分伙食费，对比这几天我品尝过的军队伙食，我竟觉得这是共产主义社会才有的军队伙食、军人待遇。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代军人以自己的卑微、隐忍和含辛茹苦换来的，是余秋里将军用他的独臂拍桌子拍出来的，更是李存葆以一位军旅作家的良知与担当、血性与人性冒险拼出来的。

在当前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我希望还在军中的每一位战友，都再次读一读《高山下的花环》，再次咀嚼一下军人的血性与人性。统帅要求当代军队要有血性，而崇高刚强的血性往往是与高尚美好的人性相伴相生的。我们要感谢《高山下的花环》，要感激作家李存葆，他以军队的正气、时代的正气，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眼光矫正了一些，也使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代军人高尚崇高掩盖着的寒酸与局促，在新一代军人这里彻底得到了改变。

我也希望胸有家国情怀的人们都再读一读《高山下的花环》，然后把坚强有力的温暖的双手，紧贴在子弟兵们的后背上。在当今这风云变幻的世界，那些国防绿军装紧裹着的胸膛，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亲人赖以抵御冰雪风暴的最坚实可靠的墙壁。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昆明

【原载《阅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