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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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福
四月的天气，潮湿多雨，雨后放晴，晴中带雨，气温忽高忽低，日子一下从冬天转到了夏天。就在我们将要离开这里的时侯，忽然听到了小鸟的叫声，是那种呼朋引伴的鸟在啼叫。引得一群小姑娘在那里追着打闹。其中一个小姑娘对另一个大点的女孩子说：“你能帮我洗头发吗？我要上学啦！”大的女孩说：“快去学校飘你的长发吧！同学们都在等你哩！”说完，她们就像鸟儿一样飞走了。留下几个吹长笛的孩子，在二楼吹起了胡芦丝，声音满好听的，传到巷子里，使这里有了往日的生气。
这里就是我常提起的“贵人亭”。是一个错过了老城拆迁改造，又被划入新区圈外的民宅小巷。
巷子从里到外有好几条，多数起楼四到六层。巷子间距太窄，窄的有些逼人。地面过道不足几米，既是路，也是人们活动出入时的场所，常常因排水不畅，而起波浪。胡同里种不了花草树木，长满了苔藓，因阳光照不进来。晾晒衣物得上楼顶去，不是自家的，那就放在窗台等着阴干或风干了。就是这么个地方，从事理发、修脚、美容、旅馆、酒吧、电脑游戏、茶馆、麻将桌牌、小吃烧烤生意的门类俱全。疫情来袭后，小巷也按下了暂停键。
我们住在巷子的中间，有被筷子夹着的感觉。当疫情来临时，你说不怕是假的。交通中断，火车停运，学校停课，饭店停业，小区封路，街清楼空，四面不见踪影，家家关门。虽然药店与超市照常营业，菜米油盐不缺，但医用口罩买不到了。我家姑娘知道后，从新疆给我们寄来了N95口罩，分给两家人用，解决了大问题。
当时，我们住在西门口社区，外去要凭路单、通行证，扫健康码才能放行。一家只能办理一张卡，只准一人外出，由身体健康的那个人上街买菜购物。社区只留一个通道，其余路口全部封堵，还派人值班看守。城市与乡村像是得了一场大病，处在极度的恐慌和痛苦挣扎之中。老家离湖北公安县很近。黄山头是两省的交界处，山的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湖北。两省同住一条街，共饮一江水。防控级别提升到了一级响应，空气一度十分紧张。当年这里就是荆江分洪的地方，98年那场特大洪水淹没了我的家乡，至今让我记忆忧新。这次疫情在武汉爆发后，我们湘北进入了紧急状态。而且，防控发现也有来自湖北的疫情输入。虽然离我们住的社区几公里路远，中间还隔了一条河，但弄得人们很紧张，不敢出门。春节期间的一切安排活动全部取消了，谁也不敢轻言上别人家串门、访亲、拜友。
人们都传说民间有一种“甲子丰收庚子乱，十愁难过猪鼠年”的说法。今年正是鼠年。正月出现了雷打雪的异常天气，人们有些忐忑不安，且与这破落的巷子，荒废的大堤，冰冷的月光不谋而合，构成了荆楚大地消禁中的夜色。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在房子里转圈踱步，听风唱歌，同雨说话，数着星星，看着月亮走路。并写下了一首七绝《月光同岁》的诗句：“庚子年间建仓杯，吹哨封城雷神催。九州苦旅钟山笑，外援天使几诗回。”反映了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引领世界人民抗疫的精神，展示了中国特色。
住在我们后排的几个上小学的孩子，在家逼久了，偶尔私自跑出来打蓝球、滑旱冰，发出的声音虽然有点吵人，但打破了这里的沉静。防控人员见到后，曾经劝阻过，但随着疫情风险降低，也基本黙认了。孩子们就在巷子里嘻戏玩耍。女人们坐在自家门前看苔藓满眼是花，烦了就和孩子打羽毛球，打累了，就早早地拉灯睡觉了。也许是在家闷的慌，后排的几个女人，三三俩俩的走出来，在巷子里凑热闹，聊了一会天，被自家男人发现后骂过头破血流。有个老汉见太太带走孙女，还没有走出胡同口的一个过道，就被追了回来，挨了一顿臭骂。那个卖烧烤的湖北中年汉子，白天不出门，晚上出去卖烧烤，深更半夜才回来，推得餐饮车咯噔咯噔响，也没有人怨他。我每天清晨，准能听到后排邻居切菜的声音，时起时落，近似音乐。我猜她是个贤惠的女人，做出的面条一定好吃，端在手里能闻到葱姜蒜的香味。
每天天一亮，社区的防疫宣传车就开过来了，宣讲一些防疫知识，通报一些情况，要求人们尽量呆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播出的节目都是事先录制好的。我一打听，就是一台袖珍式的收音机，放在巷子的窗台上自播。有时，也被工作人员拿在手上走街串巷，就成了移动的宣传车。我记得有个早晨，天下着好大的雨。一个卖菜的女人，从门前经过，她停下来问，“大哥：有人买菜不？”我见她没有戴口罩，就不由自主的把门给关上了，没有顾得上买菜。但没有过多久，她的声音又出现在另一个巷口，还是那句背得太熟了的台词：“有人买菜不？”她的声音是清亮的，也是凄切的，要不是下雨，一定会传得很远。我至今想起她的话来，仿佛她还站在雨中，吆喝着卖菜，我为自己当时的一时戒备心理而失礼，感到难过。
随着疫情风险的不断降低，人们可以在户外活动了。深柳大街上、湿地公园、河堤上到处有了散步的人群。人们走出了斗室，进了街头，终于看到了河边岸柳和庭院门前桃花盛开的景象。
本来，我和爱人一起回老家，准备和亲人在一起，过一个热闹年的，就提前来到了小姨家，和岳母大人住在一起。那天，我从大堤上散步回来，走进了繁华的超市，发现节前的人们忙着采购年货，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拎，拎不动就抱，抱不动就抬，很少空手出来的。我受她们的感染，也买上了一大推车年货。出门时，碰上一群顽皮的孩子，往嘴里送东西，她们脚下的那双花样的旱冰鞋，在人群里躲躲闪闪，像是在进行一场赛事。环卫工人正在给街口的梧桐树披上带星座的彩灯，像是模特姑娘的超短裙。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春联，到处张灯结彩，一派节日的氛围。我走在大街上，没有感觉到寒冷，穿件薄薄的棉衣就可以过冬了。看到一些人穿着夹克、短大衣或是睡衣，在街上走来走去，样子满好看的。看得出人们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只等团圆的年夜饭和春晚节目的直播到来！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期待都打破了。我只去了一趟官垱，还是在年前，看望了堂姐一家人，年后堂姐她就去逝了。由于正处疫情期间，未能举行葬礼，丧事一切从简，未通知生前的亲人，我也是几个月之后才知道的。今年的正月也是我已故二嫂的新年，我虽在老家，但也没去拜新年。清明节到了，应该去乡下扫墓，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不提倡开展这一活动，也就哪里都没有去，一直呆在城关的巷子里，等待各家重启生活，人间百味回归。
今年的4月8日是武汉敲响大钟楼钟声的日子，我们见证了武汉从疫情中走出，76天之后恢复了往日的容颜，给全世界带来了暑光，那一刻，火车驶出，航班进港，动车一闪而过，各种小车鸣笛出城，标志着一场灾难过去了。
随着武汉通道的解禁，安乡县的疫情风险等级降为三级响应。安乡人对疫情的心态、认知、作为、影响及表现是积极的，解禁后的复工复产复学有条不紊的进行。小巷的经济重启，大街上的商铺开张营业，企业外贸转入内循环经济，让国外的人都十分的向往。我对零有了新的认识，认为“零”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在疫情面前显得珍贵。对打枪不再感到恐惧害怕，那只是对着你的头打一枪，测量一下你的体温。出门带口罩，回家勤洗手，餐桌用公筷是新的生活方式。孩子们在家上网课，没有耽误学习，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我也是在这个时侯，重新捡起了书本，学完了初中7—9年级外教版上下两册英语教科书，还做完了作业，并把全国通用初中课外读本一、二、三册书全部看完，觉得重新学习收获很大。虽然在大学学过英语，但长期不用，也就忘记得差不多了。现在退休无事可做，重新打开书本，拾起来也快。实践证明，老年人是可以重新打开书本认识自已的。学习只当养老，把书本当作朋友，仿佛使自已又回到了那个勤奋好学的青年时代。
在老家呆久了，我也想回家。我觉得人在职时，应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已任，退休后，就可安度晚年，过自已想要的生活了。老家是自己的精神故乡，而现在住的这个家才是自己真正落脚的地方，但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走了多远，你都会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就是人对“家”的情感的表现。这次在湖南老家探亲体会就比较深。我们住在小姨家三个多月，是她们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生活安排的十分周到，让我们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也多次动过念头，想早一点儿返回华北油田的，但是，每次都被居委会管疫情的人员拒绝了，理由是“你们要乘火车经过武汉，路上有风险，如果要回来的话，必须接受14天的集中隔离。”我们怕麻烦，就坚持再等等看。当同事和战友们关心问起动身没有，我们都说还在老家哩。过了半个月，我们接到居委会打来的电话，终于同意我们回河北了，我们高兴的不得了，激动的一夜未眠，第二天赶紧到西门子社区，办理居民健康通行证，扫电子健康码，联系侄子的私家车，送我们到岳阳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到岳阳站后，凭人脸识别系统检票进站，上了卧铺车厢，发现乘客很少，连硬座车厢也没几个人。火车快过武昌站时，我把口罩整理了一下，就倒头睡觉了。武昌站没有上来人，火车停了几分钟就开走了，我心想这趟列车是安全的，就那么几个旅客同行，基本上相当于一趟专列了。到了北京西客站，发现安保人员比旅客还多，整个候车大厅，乘客人数不用去点，扫一眼就能报数。我当时脑子闪过一个念头，客运列车一定是限定了乘客人数，从北京转乘到任丘的动车也是这种情况。这趟列车到任丘只用了一小时零几分钟时间，当我们看到久别的任丘华北油田时，心都快跳出来了。
到家的那天，感觉真好，虽然在路上，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全程戴N95口罩，有些弊闷，旅途比较辛苦，但一回到自已久别的家中，心就安定下来了，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倍感幸福和亲切！一切担忧，一切麻烦，一切焦虑统统放下，整个人如释重负，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更令我们难忘的事，姑娘得知我们回来了，特地从新疆出差赶过来看我们，送上了一束百合花，像征着一家人的团聚。当我们搬到创业家园住时，姑娘又买了康乃馨等名贵的鲜花送给我们，摆放在客厅的显眼处，好看极了。一家人与春天相逢，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熟人面前，难得有这样的美好回忆和纪念！
原创于2020年12月6日任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