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记忆

如果说生命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蕴藏在童年里的生活记忆就是这条河流的源头，它清澈见底、纯朴自然，又富有生机、充满活力，让人留恋，难以忘怀。我在外工作生活三十余年，每当回到家乡，走在熟悉的大街小巷，童年的生活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一麻袋地瓜干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鲁南山区泗水南部的圣水峪村。村庄坐落在东、西两山之间，一条小河从南向北穿村而过，民宅依地势而建，梯田层层错落。几百亩山地薄田，土壤贫瘠，十年九旱；数百户人家，艰难度日，靠天吃饭。乡亲们不分时候，不论是邻里串门，还是路上相遇，彼此见面都会问一句：“吃了吗？”这一声问候，挂在嘴上，放在心里，冷暖自知。

每到青黄不接的初春，人们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生产队忙于春耕播种，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跑前跑后召集社员们出工。当他来到一个邻居家时，夫妻俩正在吵架，几个孩子躲在屋角哭泣。父亲见他家锅灶还没有烟火，一问才知道他家断了粮。父亲回到家里告诉母亲，叹了一口气说：“邻里百舍过日子，谁家都有过不去的坎。他家遇到难处，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母亲支持父亲的想法，主动提出把家里本来不多的地瓜干借给邻居一麻袋，等秋后他家有了收成再还。当那家的邻居大嫂来借地瓜干时，感激的话说了一箩筐。母亲仔细挑捡又白又大的地瓜干装进她的麻袋里。我站在旁边看得出神，心里暗想，母亲怎么把好的地瓜干给她家呢？

一碗大米粥

记得有一年腊八早上，我们一家人刚围着小饭桌坐下来吃饭，一位同姓的二爷爷来串门。正巧，前天晚上父亲杀了一只老母鸡熬了汤给生病的母亲喝。母亲喝了半碗鸡汤，却把煮熟的鸡肉分给我们四个不懂事的孩子吃了。腊八这天清晨，母亲做早饭，煮了一大锅地瓜面糊糊。父亲让母亲把剩下的鸡汤添些水，用小锅加点大米熬粥喝。父亲悄悄地嘱咐我们，谁也不能喝大米粥，要让生病的母亲喝。吃早饭时，我们都听话地就着咸菜，喝地瓜面糊糊，吃地瓜面煎饼。

二爷爷身穿露出棉花的破棉袄棉裤，腰间扎着一条灰色布带，趿拉着一双旧棉鞋，两手插进棉袄袖筒，鼻子冻得发红，嘴里喘着寒气，山羊胡子上还挂着一层冰霜。父亲和母亲见二爷爷进门，连忙起身给他让座，热情地问他：“吃了吗？”不等二爷爷回答，父亲便拉他入座一起吃早饭。我们四个孩子也放下碗筷，礼貌地与二爷爷打招呼。母亲则到厨房给二爷爷盛了一满碗热气腾腾的大米粥，二爷爷一再推辞，说什么也不肯坐下吃。父亲和母亲诚心地再三劝让，二爷爷这才坐在大桌子一侧，不好意思地伸出粗糙又黑的双手捧起那碗雪白的大米粥。他喝了几口，动情地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回喝白米粥！” 一碗大米粥下肚，他的面色渐渐红晕，满脸的皱纹绽开了花。二爷爷是一位60多岁的孤寡老人，平时很少见到大米。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家里的那一纸包大米，是县城上班的二舅和二妗子看望母亲时带来的。

黑饺子，白饺子

我家六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力、母亲半个劳力。父亲担任队长从不缺勤，但到了年底生产队决算时，我家是缺粮户。队里按人头分配口粮时，我家分到的口粮有几麻袋地瓜干、几十斤杂粮和十多斤小麦。

俗话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进入腊月，母亲选个好天气，把家里仅有的十多斤小麦用清水淘洗干净，摊在草席上晒干。然后，母亲用自家的石磨加工小麦面粉。听母亲说磨出白面来，过年包水饺给我们吃。我和妹妹高兴地手足舞蹈，双手抱起长长的磨棍使劲地推磨，围着磨盘一圈一圈地转。麦粒磨一遍，母亲就在大面盆上架上纱箩筛一遍，再把麸皮磨一遍。如此反复，直到麸皮上面粉干净为止。忙活半天，加工的白面还填不满十斤的面缸。我们看着白白的面粉，心里盼望着早点过年，吃上白面水饺。但这点白面，过年时，母亲也舍不得让大家吃完，还要留下几斤招待客人。所以，我家除夕吃的饺子，一少半是用小麦面包的，一多半是用地瓜面包的。馅子都是白菜粉条。饺子下锅煮熟后，地瓜面的水饺是黑的，小麦面的水饺是白的，黑白分明，格外醒目。父亲母亲让我们几个孩子吃白水饺，他们则吃黑水饺。“白水饺真好吃！”望着孩子们可爱的样子，辛苦一年的父母脸上露出微笑。

如今，家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亲们家家户户过上小康生活，大米饭、白面水饺成了家常饭，地瓜食品早已退下餐桌，却成为孩子们爱吃的零食。我们家兄弟姊妹安居乐业，年迈的父母很知足，与邻居们拉家常时，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常常感叹地说，现在的生活天天像过年。走在家乡宽敞干净的马路上，遇到上了年纪的父老乡亲和儿时的伙伴，望着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打招呼，心里倍感亲切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