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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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话题，还是从不久前的两次同学会说起吧。先说说公元2017年4月29日的这次同学会，这真是一次顺应了许多同学心愿的同学会，这一点可以从这次同学会的筹备、会面和会后余韵的相关情形看出来。记得同学会那天中午约莫一点钟的光景的时候，我从黑石渡赶到南岳山庄大厅时，我的老同学金平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老汪，你真是个大场面的人啊，那一年，记得吗？你让我们提前一年毕了业。这一次又让我们同学们能在三十七年后，又一次聚到了一起！”金平，两年前已经退休，在师范毕业在石家河初中实习时，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人很实在，也爱热闹。他说的这次同学会的事，其实是在夸我。其实任何事情都要讲个机缘巧合，比如说这次我们霍山师范首届学生同学会吧，我只是在其他同学的怂恿下，建起了一个同学群，可同学们很给面子，绝大部分同学都入了群，于是，这次的同学会也就水到渠成了。而他说的提前一年毕业得事，他不提，我倒是忘了，他提起来，我就想起这件事了。其实金平说得也不完全的对，也不完全的错。对一半错一半吧，似乎是我像是适逢其时地促成了的这件事，老同学们，就把这天大的功劳，都记在我头上了，让我平生了许多愧意。
我们的这次同学会，是当年恢复高考后，霍山师范首届学生在相继走出校门后的首次会面。同学联谊会主持人黄文清在主持词中有这样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能把我们这届成分相当复杂的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抛开其他的所谓“复杂”不说了，其他届同学都会有这种情况吧，但是像我们这届语文班、数学班81个同学的年龄结构和身份，相对于其他届别来说，就是很有些特别的。年龄大的与年龄小的同学之间相距怕有10岁之多吧，并且还有好几对是师生同上一个班，成了名副其实的师生加同学关系，比如杜应祥和王光辉，金先旺和沈波，这两对同学，两月前还是师生关系，两个月后就是同班同学关系了。这种状况也无疑是一种“中国特色”，我猜想。在这一届同学当中，有29个同学年龄档次显然高出一截，其中有28位同学都是高中毕业后，大多都当过民办代课教师，或从事其他职业，在恢复考试制度后，又参加了整整正规的考试，重新走进校门的。比如我，就是76年1月高中毕业后，干了半年农活，又当了两年“赤脚医生”后，才有重新上学的。另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同学叫董玉骥，家乡在舒城晓天，他没有读过高中，可能也没有当过民办教师吧？后来参加了78年的中考，考入霍山师范学习的，没有问过他这方面情况，肯定也是差不离的。另外我还猜想，我们那28个读过高中的同学，在考入师范前，肯定有不少同学都参加过几个月前的那一次考试——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而没有被高校录取，又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考中专的，当时不少人的想法肯定是，先捞个“铁饭碗”，跳出农门再说，就上了中专。至于读师范，是因为当时教师缺乏，上面就决定减少其他专业招生，让我们这些历届生，都上了师范，并且还不伦不类学着专科高校的模式，把81同学分成了两个专业两个班，语文班和数学班，明确毕业后为初中教师。并且本来学制定为三年，而后来我们高中毕业考入这里的学生，要求两年毕业，并且写信向上申请了，引起了上级主管部门的不满，而我写的一封信寄给了市教育局，由于写得入情入理，市教育局很快就给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才有了金平同学上面那种说法。其实，我从回信中已经读出，当时的更上层的主管部门已经有了让高中毕业的学生提前毕业的政策了。
说到那一次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还是从这次同学会的两个月之前，合肥那次高中同学师生聚会说起吧。正月里，省教育学院教授曹军夫妇想请两位很受人尊敬的初高中教师夏阳和汪家治老师吃顿饭，聚一聚，在同学群里发出邀请，看有没有同学愿意参加，于是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就报名前往了。到了合肥“霍山大酒店”，才知道有淮南、蚌埠等地的几个同学也赶去参加了这次同学会，其中就有几个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而被录取的同学黄力毅、王立祥同学。我们这些同学，差不多四十年没见过面了！其中王立祥是我的小学同学，他考取高校后，我们也几乎没怎么见过面。那种见面后的感觉真是有惊喜更有感慨，很奇妙，不是一两句话能表达出来的。有句话叫做：“时间就是把杀猪刀！”时间虽然无情地改变了我们的容貌，但并没有改变多少同学间那种感情，尤其是真实和直截了当这些方面的性格品性，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尽管我们的这次同学会，谁也没说起那次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考试的事儿，可事实上大家都清楚，却正是因为有了那次考试，才使得这次的同学会有了许多成分结构和情感合成上的不一般，甚至可以这么说，那么一次在国家发展史上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考试，使得我们许许多多个个体生命在人生旅途中的轨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过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我们同学都已进入花甲之年之后，这种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已经没有了多大的比较意义，本质上看，只不过是各人所画的圆圈大小有所不同，有的绕的近一点，有的绕的远一点而已。但是，无论如何，那次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
事实上，回忆起那次考试，当时的感觉是来得相当突然的。记得从我记事知道上大学这回事起，年轻人若是要上大学，都是要靠大队和公社推荐的，考大学要算作遥远的“昨天的事”了。已经是1977年中下半年吧，听我们村的下放知青说是要恢复高考了，当时我还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感觉，也就没当一回事。我们大队有一堆儿下放知青：有地方诸佛庵小镇上的土知青，也有大城市里来的洋知青。给我印象最深的这样三个知青，因为我们年龄更接近，都在大队团支部有分工，还在一个生产队里上工挣工分。一个上海来的知青叫俞文君，她是从另一个地方转来这个知青点的，比我们要大几岁。而两个合肥来的知识青年，一个叫李俊，一个叫任英侠，差不多就是我们那一届的毕业学生吧，文化知识都相当的优秀。而我们立新大队几个高中毕业回乡的同学，成绩也相当的不错，王立祥是有名的大才子，而程学华和我的成绩在那一届200来毕业生中，也都排在十来名吧，已经算很好了，我们大队在当时是很有些名气的。记得俞文君在恢复高考前，刚刚被推荐上南京林业大学了，而合肥来的知青按说在一两年内推荐上大学也不成问题，可她们显然对事物对形势的敏感度要超出我许多，在听说要恢复高考之后，很快就向大队干部请了假，回到城市复习迎考去了。而我们大队里的几个高中回乡的同学，基本上处于一种将信将疑、犹犹疑疑的状态之中。那是我已经在大队当了赤脚医生，王立祥等同学经常到我那来谈复习的事，也不是很投入地开始了复习。直到上面正式下文要恢复高考之后，才慌张起来，开始复习起来，那大概已经到了1977年的深秋时节了吧。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稿件《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提出当年高考招生范围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要求是“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这则消息让密切关注高考的人们雀跃不已。
记得那时的高考，必须要到公社报名的。那天的早晨，我们一行都准备出发了，仙人冲生产队出生了一名婴儿，必须去打破伤风针，必须去呀，我让那家人先回去了，忙完卫生室的其他事情后，骑着大队里唯一一辆破自行车赶往那家去打针，谁知下坡时刹车失灵了，我摔在了公路外坡下，幸亏是一垄菜园地，才没出大事，可左手小拇指摔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我也没顾得上，擦干血迹之后，硬跑到这家打完了针，赶回大队部时，几个城市来的知青和王立祥、程学华等同学们都还等着我去报名，让我心里一阵感激。走在石门山通往桃源河公社的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我们大家边走边聊着报考志愿的事儿，并没觉得怎样的累，十几一二十里山路，一个多钟头就走完了。在关于报大学还是报中专这个问题上，其他同学似乎早做了准备，而我却似乎没有那样的洒脱，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同行的到最后还是报的大学，记得当时我是这样的一种心理活动——考一次大学吧！考不上再考一次，若是补考一次向往已久的大学的话，一定会留下不小的遗憾的！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报名时招生学校就已经出来了，记得我当时报的是文科，填的志愿相当的近——安徽师范大学六安教学点，我以为离家乡越近越容易考似的，其实后来看看，这个教学点很不错，以后出了不少人才，相当的有名气呢！
1977年的招生考试是在1977年冬季进行的。全县就霍山中学一个考点，我们的考场是在霍山一中唯一的一座教学楼楼上。那种正规考试的场面也是我平生从未见过的：一个教室里三个监考教师，一个在前面的讲台上正襟危坐，另两个在下面走道上巡逻，并且外面的走廊上还有人在巡视。整个考场用戒备森严来形容，一点也没有夸张。但那时这所有的场面虽然让我们这些第一次参加高考考生有点儿紧张，但更让我感到紧张的是那考卷上的内容，我是那样的陌生甚至狰狞！1977年，分为文史和理工两类，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历史和地理），政治和语文虽然有些亲切感，可它两似乎对谁都是一副亲切的面孔，面带微笑，一副不得罪任何人的神态。比如作文题是《紧跟华主席 高唱东方红》，恁谁都写得到千把八百字，40分的题目，都能写个二十以上的分数吧；但若想写得有多好，可能也就难说了。还有政治题，那时候谁没有一些政治理论知识呀，也能捞个四十五十分甚至六十差不多吧。史地有些只是还记得，考试情况来看，也能捞点分数的。可是到了考数学时，我就傻了眼，简直如坠五里云里面了，有些符号都没有见过的，100分的试卷，估计我能考个二十三十分吧！顶多也就这谱了。考场出来后，我就知道我的这次考试是绝对没戏了。
现代科技手段其实还是有着不小的功劳的，功劳之一就是微信群建立起来之后，让我们这些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同学们有联络得热乎了起来，最近我们高中的部分同学，经常地在一起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之类的，难免回忆起当年的一些情景，说的最多的，就是回忆回忆当年我们是哪个班学什么的。有人奇怪了吗？奇怪了吧！原来当年我们读书的诸佛庵中学，就在全县甚至全市高中当了个时代先锋，开创了专业班学习。高一四个班到高二以后，开设为土记者、卫生、机电和财会四个专业班，不再学习普通高中课程了，而是学习专业相关的知识，与现在的职业高中就业班是一种情形了。我的父亲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想我长大之后当一名医生，于是乎我就上了卫生班，也学到了一些医药知识，并且凭借这一点知识，高中毕业干了半年农活后，果真在当时的大队卫生室当起了一名赤脚医生，拿药还看看小病，一直到考取师范为止。
我的第一次高考，理所当然地落榜了。记得当时在家里那只小纸喇叭里，听到公社广播站播送的高考录取通知时，那种失望落寞孤寂的心情，笼罩了我好一阵子！我们大队一行报名五人吧，就有三人录取了：李俊录取在安徽大学生物系，王立祥录取在巢湖师范专科学校，程学华报考的是中专，也被巢湖卫校录取了，只有那个小任和我没有录取。小任她可以回城继续复习考试或者招工，我呢，我咋办呀？当然要继续考试，不然能咋样呢？考什么，是考大学还是考中专这个问题，又活生生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本家有个哥哥是霍山中学老三届的学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家门口稻场上纳凉时，不是听他弟弟说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的故事，就是听他跟我们吹吹高中考大学的事儿，虽然他差了几分没被大学录取，一副天不识英才的神态，但还是让我对考大学有了一种好奇和向往和心理追求。而我的第一次大学梦同样失败了，就不考大学了吗？很显然我有点儿不甘心。于是乎我又开始复习了，复习当然重点是数学，因为数学知识在高一时因为有一天因事请假，指数幂的那一节课没上，要点没掌握，后来就一直处于一种懵懵懂懂追赶的状态，并且到了高二后，压根儿就不上文化课了，高二数学简直没学过呀，不补起来，再考大学还是痴心妄想啊！“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春秋”，我家有一座小土楼，于是乎我就天天下班后，在小楼上做高中数学题，我的大学梦还在做啊！
《晋书·刘颂传》：“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意思是说，人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稍贬一个词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人若是一门心思钻进了牛角尖，不知道改变，不知道应变的话，往往就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的。好在我当时也学过了一些辩证法方面的理论，就在我钻平面解析几何，在钻微积分，钻得头昏脑涨，一筹莫展的时候，那点点辩证法的理念，让我猛然地清醒了过来，赶快改弦易辙，改报中专吧，不然中专学校也会考不上了！于是乎，在距离下一次中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向大队请了假，一门心思去复习初中知识了。有人说过：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自己，只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了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得亏呀有那一次科学的抉择，否则，我真是连中专也会考不上的，因为从中考后来出来的分数看，我也就是比录取分数线仅仅高了六分而已！并且从那以考中专是那样的热门，以至于有许多有天才的小青年们都不上高中而考了中专，向我们这样大龄的考生又怎么能与之相比呢？
从师范毕业以后，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了。尽管生活境遇有了一些好转，落榜的阴影也几乎没有了，但大学梦一直也没有破灭。也就在我当了教师的第二年吧，从《山西青年》上就看到了另一个读大学的途径，函授学习，我也报名参加了。在稍后的1983年，合肥教育学院开设了函授大专专业，我在得到讯息后，立马报了名，参加了中文专业的学习，终于接触到大学教材了，并且通过三年的学习，拿到了大学专科毕业证书。也就在第二年的夏天，我有报考了安徽师范大学的本科函授考试，想圆一个本科梦。记得那次和六安师专毕业的庞立勇老师一起在六安轻工学校考试的时候，我们在烈士陵园石凳上午休，由于让那个“夏时制”弄混了头，下午迟到了半小时，后来经过六安市招生办公室同意，我们下午的考试才允许参加，弄得我和庞老师浑身冒汗，毫不狼狈呀。可后来我仍被录取了。可我没有读本科函授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120元的函授费和每次去面授的花销可不是个小数目的，铁饭碗端着在，何必还要苦苦去追求呢！我的大学梦到此才算结束了。
诚然，有人说过，社会才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并且有许多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人生是丰富多彩的，都走向成功的道路，创造了辉煌的人生，甚至成为了社会上佼佼者。但我还是以一贯之地认为，一个人一生假如有过一种考大学、读大学，或者做过大学梦、圆过大学梦的经历，就未尝不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图景，因为这样一个盘旋而上并且无比旖旎的过程，会让你的人生变得充实而丰润，生活变得多彩而有滋有味，进而，当你进入喜欢怀旧的那个时候，还会回味无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