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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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育泽
公元2016年的一天，年迈50周岁的我，突然觉得特别心血来潮，心里怪痒怪痒的，就像喝错了什么催情水一样。
原来，我正萌发一股前所未有、难以抑制的冲动，很想去了解一部应该很是伟大的历史。
这就是，我这个“杨氏”家族来源于哪里呢？我这个家族经历过什么沧海桑田、跌宕起伏的命运呢？我这个家族如何在这险山恶水的雷公山山区上，从火耨刀耕的古代走到日新月异的21世纪上呢？
的确，长到这把年纪，吃过那么多饭，也放过那么多屁，加上很早就进到了城里安身立命，我一直几乎列举不出几位头顶上的列祖列宗，更谈不上了解这部究竟是悲多喜少或喜少悲多的家族发展史。我想，今天，就连伟大的习大大都发出了“记得住乡愁”这么扬遍华夏的话语了，难道我还在数典忘祖、得鱼忘筌下去吗？
当然，萌生出这么一股冲动，除了基于人类追根溯源的自我本能外，还基于我这个“杨氏”家族，今天在贵州省、凯里市、舟溪镇、营盘村的第一二小组里，已经繁衍成当下最为兴旺发达的一支。这支最后迁徙而来的弱小宗族，在340多年风吹雨打、苦甜交替的时光里，竟然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和生机勃勃的活力，密集如麻地繁殖，快速迅疾地壮大，至今已覆盖了这个苗寨的大部分江山。
因此，作为这个旺盛家族的一名享有财产继承权的雄性后代，尤其作为众多子孙中少有的会耍弄一点笔杆子的小秀才，每次只要一回到老家时，那些白发苍苍、苟延残喘、活他一天算一天的族老们，已经很多次从“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一再希望我拿出这点才疏学浅的文学水平，赶快梳理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家族史。
所以，今天这事对我来说，真是一件义不容辞、无可规避、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的光荣使命，我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取得弄清这部凿凿历史的胜利。
我想，我的家族一定演绎过许许多多的故事，我的家族一定涌现过各色各样伟大的男人和女人，我的家族一定冒出过一些杀人越货的大坏蛋，我的家族一定书写过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于是，在一位位满脸皱纹、胡子拉碴、身材枯槁、张口黑牙、发出口臭的族老们恍如烟云、时断时续、狂咳不止、甚而裤裆里偶尔泄漏出一两个有气无力闷屁的回忆中，又经过我这颗头颅一个个去梳理和过滤那些零零碎碎、模糊不清的传闻，终于，在世界各民族浩浩荡荡、汹涌澎湃的历史巨河中，一条掺杂其间、细如蚊足、几乎为人们遗忘不知，但却同样离奇曲折而又激荡心灵的娟娟细流，渐渐在脑海中清晰了起来。
这，需要从目前所能考知的一个源头说起。
那是在清康熙年间的1671年前后，即距今大约344年、南明大将军郑成功帮助大陆民众渡海定居台湾岛、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顺利绕过了好望角的那一段时光，有一位叫“波”的苗族男子，一手提着柴刀，一手拉着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远祖婆，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心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今天的凯里市、开怀街道、开怀村，踏上了一条离乡背井之路。
道理很简单，捉襟露肘的日子已迫使这对年青夫妇唯有逃离。
一路上，他们在树藤密集的森林里披荆斩棘，又一次次避开甚为恐怖的狼追虎扑，终于，攀越过凯里南境一座莽莽苍苍的乌鸦坡，来到了今天我的寨子——大营盘，佃租他人的田土为生。
由此，我这位叫“波”的先祖，变成“营盘一世”。
多少年后，当我这名“营盘十四世”的后裔来到地球上，又在读过一些书、长过一定见识后，加上习惯刨根究底，终于得知这个孕育我家族的小山寨，它的坐标正好与巴林王国首都麦纳麦几乎处在同一北纬线上，而又与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几乎处在同一东经线上。
于是，在营盘村各宗族融合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又融进了“杨氏”这个丧魂落魄的小分支。
后来，我的一世先祖“波”去世了。往下，便是“营盘二世”的“记波”和“依波”二兄弟。但或许，由于这两位先祖活得太过于平淡，所以，竟然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的传说。
再往下，便是我的“营盘三世”先祖“高记波”和“雄记波”二兄弟。
但是，尽管彼时伟大的康熙大帝执政快有60年了，且不断推行新的“三农”政策，中国的大西南社会也出现过广大人民休养生息的美好局面，然而，在那高度实行土地私有制社会的高利贷盘剥下，我这三世先祖尽管披星戴月，苦苦挣扎，流下的汗只差没有窝下的尿多，然家境却依然没有多大的改观，依然租种他人的田土为生，依然身处在大清社会的底层里，所以，平时里一家人连走起路都怕踩死蚂蚁，连放出个响屁都怕打吵到别人。
在看不见多少光亮的情况下，“依波”和“雄记波”这两位一前一后的旁系先祖，不得不先后流向异地他乡。是死是活，不知所踪。
总之，在我这个家族的低潮期，没有留下任何扣人心弦的传闻，就像五线谱上的一段低音区。
话说当时光滚到伟大的清雍正帝执政时，也就是距今大约290年、中国正当推行“耕田法”、印度的斋浦尔王宫正好建成的1727年前后那一段时光，我这个家族虽仍无缘于大贵大富，但也呈现过男耕女织、鸡鸭满圈、牛欢狗叫、老少同乐的美好景象。
但意想不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了安宁祥和。
那是到1729年的年底时，即人们刚刚过完了喜气洋洋的“苗年节”不久，云贵总督鄂尔泰和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接受一道至高无上的圣命后，要在黔东南这块苗侗山区上，全方位、无死角地推行一条“改土归流”的政策，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流官”统治。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清雍正帝在这次征伐的奏折上批谕为：“古州（今榕江县）等处‘生苗’，罔知法度，应以招抚，不能令此地苗人独在化外。”
自然，这场运动，注定国家政治文化必定与苗侗固有文化发生剧烈的顶牛，所以，鄂尔泰、张广泗这两个又凶又残的家伙，不惜调集数省兵力，不惜动用数省财力，不惜使用一切武力，对这块只有卵蛋般大的地方，开起了一场旷世杀戮！
各位看官应知，此时，在人家西半球那一边，英格兰对北美州的殖民统治已经拉开了大幕，而世界各国也都处在咬钢锉铁、活力满满的时期上。
于是，在从八寨（今丹寨县）向丹江（今雷山县）的一路大征伐中，从未受到任何教化、不知天外还有天的广大苗民，奋起反抗，誓死不屈。半年中，共有一百多座苗寨焚毁于战火，共有数万苗民惨死于屠刀。
自然，作为这次征伐路线上一个重要节点，我的寨子被卷进了这场无情无义的战火中。我那位“营盘三世”先祖“高记波”、一位身板硬朗而又坚定勇敢的苗族战士，也升腾出万丈怒火，提起刀棍跃进了刀光血影、烽烟弥漫的厮杀中。
在经历了一场碧血满山、万鬼千嚎的摧残后，这里的一切才归于平静。
面对满目创伤、一切清零，从战场上捡得一条性命回来的我三世先祖，在跟妻儿们拥抱到一起时，忍不住“呜呜”地哭了！
故事听到这里时，我却暗自万分庆幸！
我想，在那一场场命悬一线的厮杀中，不知有多少人惨烈地倒下了，而我的先祖“高记波”及其妻儿们却如此命大。要不，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户口册上，早就没有了营盘村这几百号“杨氏”的居民，包括我。
自此，我这个居于深山之上的苗寨，第一次被纳进了大清帝国的可控之域和划内之地，隶属于一个新建的厅府——丹江厅（今雷山县）。
就是说，我的第三世先祖“高记波”及其妻儿们，第一次拥有官家的“户口”和“门牌”，第一次变成国家的子民，第一次听说“当兵派役”，第一次得知“上粮纳税”，也第一次明白在气冲牛斗的“苗王”之上，还有一位更加灿烂夺目的“中华皇帝”。
今天，当我打开那本泛黄了的清史籍《湘军记》时，看到这样的一段话：“乌鸦坡者，冈峦绵亘二十里。鄂尔泰昔由八寨取丹江，叹其险要，因驻师焉”。
尽管，书中只有这么两句干牛屎般的记载，却一再勾起我对这个家族一段沉甸甸历史的思考。
这是我在浩瀚的国家正史记载上，看到的第一场摧毁过我寨子的战火。
河水依然在流，历史依然在走。
当我的家族轮到第四世先祖、即伟大的“蒋高记”和“里高记”二兄弟当家作主时，一家人的日子依然贫困交加不说，却想不到招来一场杀身之祸。
原来，那是一场为了争夺女人而引发的厮杀！
我认真地推算，这应该是正处在雍正、乾隆两朝更替时期的事，即距今大约280年的那一段时光。此时，咱们大清王朝的综合国力正当处在顶呱呱的时期上，而欧洲社会也正当处在轰轰烈烈大变革的浪潮时，整个世界就像一条荷尔蒙充裕的多情汉子，雄性喷涌。
原来，这两位贫苦的兄弟长大后，那位长兄、即我的直系先祖“蒋高记”，总算娶上了女人，并生下了“营盘五世”的大儿子“搂蒋高”，而第二个孩子也正怀于肚中。但是，还有那位二弟、即我的旁系先祖“里高记”，虽有20多岁了，却依然孓身一人，一点也闻不到女人的气息。
二兄弟很清楚，在这大营盘及周围，人们都用一双双狗眼看着自己，根本实现不了二弟的爱情之梦。
一切为了女人，一切为了繁衍！
二兄弟心慌了，决定一起外出，远到几十公里开外的凯里（时为小城镇，今凯老街）打短工，试图寻找各种嗅闻到女人气息的机会。
故事说到这里，我在想，彼时，在咱们西南边陲的这座凯里小镇子里，手工业和商业都应该有了各有所长的发达，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已组成一个热闹哄哄的小社会，周边极少数无地农民也正渐渐向城镇里流动，出现了一幅微弱的出山入城社会生活图景，要不然，我二位先祖怎会有“进城务工找女人”的社会条件呢。
在凯里，他们认识一名来自“金硐司”（今属洗马河街道）、即一同在雇主家中打工的女佣。尽管，这女佣的腰身粗得像水桶，而且还是个嫁了人生有娃的少妇。
但在二位先祖看来，这简直是天赐良缘！
于是，那位雄性勃勃、周身洋溢着荷尔蒙激素的二弟“里高记”，便使出身上所有能吸引到异性注意力的能耐，即竭尽一切有声的、无声的、静态的、动态的、表情的、肢体的和眼神的等等语言，不停地向对方发射出特别能勾心入魂的特殊信号。
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爱情超声波”的剧烈作用下，对方的心里逐渐产生了难以言状而又极其微妙的“化学反应”。
果然，没多久，对方终于发出了“我愿为你委身一生一世”的信号！
那天，他们商定，就趁夜幕时逃离。
眼看爱情之梦即将演变为现实，我这二位先祖真是兴奋不已，尤其是那个二弟“里高记”更是心潮澎拜，彻夜难眠，甚至幻想出抱上了继往开来的儿子。
熟料，当天夜晚，就在二兄弟正实施“偷人”行动时，悲剧却发生了！
原来，对方那个特别警觉的夫家，带人提着几把雪亮亮的刀子追砍了上来。
于是，在一条今天难以考究的昏暗大路上（因我现在就在这附近上班），我这两位赤手空拳的先祖，竭尽身上所有的能耐，与武装到牙齿的对方展开起了一场夺命的厮杀！
我想，我的二位先祖应该是身手不凡的勇夫，他们那个特别坚实有力的脚尖，足以飞踢到对方那个极其脆弱的鼻尖上。但可惜，他们手无寸铁，处于下方。
在身中数刀之后，惊恐万状的二位先祖猖狂逃命。
自此，二人不知所踪，是死是活，至今一直是迷。
就是说，这是一场以鲜血结束的爱情！
我被二位先祖勇于追求爱情的勇敢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同时，我也陷入深深的思虑之中：何以自古至今，咱们穷人在爱情上的争斗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我又在想，这个喋血的日子，或有可能与雍正皇帝在圆明园里突然得病并最终驾崩的那个日子就是同一天，即1735年8月21日。
故事听到这里时，我又突然想起，在那个时局动荡不堪的乾隆初年，也就是难忘的1736年，咱们黔东南“不服王化”的苗民们正当掀起一场浩浩汤汤的战事——“雍乾大起义”，一度让整个黔东南再次沦为人马混战、狼烟四起的厮杀场。这两位受伤的先祖，是不是后来也卷入到某一次战役中，从而阵亡了呢？
总之，在那场特大的烽火中，我们的家乡再次被卷入战火。为了家园，为了女人，为了后代，为了家事和族事，又有许许多多人倒了下去。
男人没了，我那位先祖“蒋高记”的妻子、也就是我守在大营盘家中的第四世老祖婆，一个同样伟大的女人，顿时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境地。更要命的是，第二个孩子还在怀于肚中。而这个尚未成型的遗腹子，就是我后来的第五世先祖“波蒋高”。
故事听到这里时，我的内心为之一震！原来，今天的我，竟然还是一名遗腹子的后代的后代呢！
那么，我这位尚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挣扎、尚处在胚胎时期的小先祖，会顺利地瓜熟蒂落来到这个昏暗无比的世界吗？我这条“杨氏宗族”的血缘小链条，已经到了极其危险、最为脆弱的时刻，难道会就此断裂吗？
我的心儿简直被提到了嗓子眼！
但愿，天保地佑！
一段时间后，我这位孤苦伶仃、穷困无助的第四世老祖婆，实在在大营盘支撑不下去了。
为了抚养孩子，挺着出怀肚子的她，只好拉上三四岁的大儿子“搂蒋高”，又踏上了之前与男人们一样的背井离家之路，来到几十公里外的凯里，进到一个富裕的人家中当佣人，干洗衣、煮饭、讨菜、喂猪、喂狗、喂猫等下贱活。
我想，彼时，这个刚刚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凯里小镇，一切都在复苏中，人们正在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
在怀胎十月后，我的第五世先祖、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婴，也就是“波蒋高”，终于在这异地他乡一个简陋的茅草棚里“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上。
感谢苍天！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由“叭叭”地落下。
我立马去翻开世界历史，发现就在那段时光，在这个地球上一同诞辰的，原来还有英国的发明家瓦特、德国的物理学家华伦海特和美国的总统亚当斯等人。
但是，我真是无法想象，在那个营养极其贫乏、瘟疫极其流行、医疗极其落后、强盗极其横行、流氓极其骚扰、人性极其颠倒的岁月里，我这位没有男人护佑、没有生活来源、身处异地他乡、身体枯瘦如柴、奶水滴如猫奶的第四世寡妇老祖婆，在那无比简陋、风吹要倒、破锅碎碗的茅草棚里，是如何抚养我这位尚在襁褓之中、成天哇哇待哺的第五世先祖的呢？
啊，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创造了人间奇迹的女性！
有了小儿子后，母子三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尽管，他们时时都觉得低人一等，猪狗不如。
就这样，我的第五世先祖“搂蒋高”和“波蒋高”二兄弟，在有娘没爹、经常受欺、饱一顿饿一顿、三根筋顶着一个头、小屁股只有鹅蛋般大的苦日子中，渐渐熬大。
不过，看到母亲在大户人家里打雇，懂事的他们经常帮忙干些力所能及、不计报酬的活儿。
此时，我非常感谢那个伟大的清乾隆皇帝。因为，在他英明治政的近六十年时光里，我们的大西南社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动荡，城镇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在得到各行其事的推动，极少数的农村人口得以持续离开土地而进城打短工或长工，要不然，我这位孤寡瘦弱的老祖婆哪能依靠手工劳动，养活两个可伶兮兮的儿子呢。
长兄“搂蒋高”在长到十一二岁后，就开始到富人家里学打雇。
不久，这位懂事的兄长，背上包袱，泪别母亲和弟弟，先后流落到丹寨县的南皋、麻江县的宣威、贵定县的洗马河等地打雇，一路活得就像奴隶一样。若干年后，落脚于麻江县的坝芒乡湾寨村。
我又想，这个生离死别的一天，或有可能就是摩尔多瓦国终于废除了农奴制的当天，即难忘的1749年4月6日。
但想不到，这一别，母子兄弟两茫茫。直到110多年后的清咸丰年间，二兄弟的后人们才互相找到彼此下落。从此来往密切，直至今天。
这真是沧海桑田、日月变迁！
话说我的第五世先祖“波蒋高”长大之后，娶得当地一名门当户对、同样贫苦的女子为妻。
接下来，他们顺理成章地产下了我的第六世先祖、一个同样伟大的男人“往波蒋”。各位看官要知，彼时，时光大约处在清乾隆的二十一年前后，即欧洲音乐家莫扎特、美国独立战争英雄伯尔出生了的1756年上下。
这么一说，我这位普通而又伟大的先祖“往波蒋”，正好与伟大而又普通的莫扎特和伯尔是同龄人。只是，他没有条件接受到二位先生那样的良好教育，从而输在了起跑线上。
有了小孙子后，尽管一家三代过得穷困潦倒，但倒也其乐融融。
不料，这时，我的第四世老祖婆、也就是那位经历无数艰难困苦的守寡女人，终于积劳成疾，客死在异地他乡。
渐渐地，我年幼的第六世先祖“往波蒋”也长到了八九岁。
然而，这个家庭总是与灾难同行，仿佛用强力胶水粘合在一起似的，没完没了。
原来，这一年，我同样伟大的第五世老祖太、即“波蒋高”那位正当处在传宗接代黄金年龄段的妻子，也因长久患病而闭上了双眸。
据传，父子俩当时穷得连一条狗都埋不起，只好在夜间悄悄扛着尸体出去丢掉。
他们来到山沟里时，“波蒋高”看见路边有一泥洞，便顺手丢进洞内。他对儿子说，你小子在这里看守一会儿，我老子回去拿一把锄头就来。
父亲一走，年幼的“往波蒋”不由自主地从头到脚发出筛糠似顫抖，便也小跑地移步离开。
谁知，当父子二人再次来到丢尸处时，一个伟大的奇迹发生了！但见地下那些亿万之众的蚂蚁们，早已将地底下的泥土翻出，全部盖住了尸体，形成一座崭新的坟。
感天谢地！
我又在想，这个不幸的一夜，极有可能就是乾隆皇帝的乌拉纳喇氏皇后去世的当夜，即1766年7月14日的夜晚。
故事说到这里时，老人们有些神秘兮兮地说：“这其实是一个天降幸运的大好征兆。就是说，这位老祖婆埋到了一个风水绝顶的方位上。今天，我们这些后人所有获得的荣华富贵和多子多孙，均来源于此。”
尽管，这是一种唯心的观点，但我还是相信它是真的。
从此，在凯里城北一条野狗四窜、群狼出没的山沟沟里（今老猫洞底下），长眠有我两位伟大的老祖婆。
今天，每当面对这片早已夷为平地、面目全非、高楼林立、人来车往、不见了我两位老祖婆一点儿踪影的新城区时，我的心里总是涌起一股隐隐的痛。
斯人已去，物非人非！
女人死了，这个无助的家庭再次陷入万分的悲凉。
无奈中，我的第五世先祖“波蒋高”擦掉眼泪，带上他的儿子、即我的第六世先祖“往波蒋”逃离凯里，到西北面不远的香炉山，即今天的万朝镇一带，寻求一条苟且偷生、敷住两张嘴的生路。
我想，那一年，时光应当处在清乾隆的1768年前后，也就是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终于出版了的那一年。此时，人家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暴涨涨地兴起了。
说到这里，我又很有必要简述一下当时咱们凯里地区的一些社会生活状况。
应该说，在伟大英明的乾隆皇帝的坚强领导下，在这片极其苍凉的苗疆之地上，自明清以来的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正当达到一个亘古未有的紧密。在这个由苗人和汉人组成的多元化社会中，随着一些精明的苗人或汉人在经济上步入了小康的地主阶层，因而，一些贫苦的苗人或汉人时常到他们的家中打雇谋生。
我的这两位父子先祖投奔的是一户“孙氏”汉族大户。
每天，父亲“波蒋高”上山干活后，儿子“往波蒋”则丢于家中，由那个身宽体胖且习惯狗眼看人的女主人看管。
想不到，在孙氏家中打雇的几年里，我这对父子先祖竟然都学会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也就是都能用“吃饭”“喝酒”“走路”“跑步”“干活”“放屁”和“你他妈的”等简单的汉语言来对话了。
各位要知，在那个苗人会说汉语稀如星凤的年代，这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说得深刻一点，这是在清乾隆帝持续推进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伟大政策中，发生在大西南山区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而谁也想不到，这口牙牙学语、夹口夹舌的汉语，却为他们后来扭转命运创造出一个出乎意外的奇迹。
不过，那是后话。
话说父亲“波蒋高”每天上山干活后，留在家中的儿子“往波蒋”则遭到孙氏那些调皮孩子们的欺侮，成天拿他当马儿骑。
熟料，有一天，我的第五世先祖“波蒋高”提前回家时，正遇到他的儿子、即我的第六世先祖“往波蒋”被雇主那几个孩子欺负于地，他们还在他那个脏不溜秋的小屁股上插一把长长的扫把取乐，而那个就坐在一旁的女主人却对此熟视无睹。
见此，我的五世先祖顿时就像一头愤怒的雄狮咆哮了起来，将捏紧如锤的拳头挥向了毫无人性的女主人，并开天辟地地用汉语骂出了一句“老子打死你这狗日的逼婆娘!”的话。
在我看来，这是一场穷人向富人夺回尊严的伟大战斗！
而从时间上推断，这一天，或许就是乾隆皇帝第一次下江南、了解民间疾苦的第一天，即1751年正月的某一日。此时，正从京城迈出南巡第一步、心情极为舒畅的乾隆大帝，不可能知道在他宽广无垠的领地的西南方上，正当发生一场维护人权的民间治安事件。
但结果，这个权大势大的孙家大户一张诉状，将我势无权无的先祖“波蒋高”，告到了清平县（今凯里市）的官府里。
我想，这应该是我家族有传说可查、在清代那个所谓的法理社会里吃上的第一桩倒霉无比的官司。不过，这事倒也给今天的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一条信息，即远在彼时，在咱们这块相对落后的边远之地上，也算是有了皇家法制建设的一些高度。
但是，在那个官家和富人最习惯勾勾搭搭灯下黑的社会里，这注定是一场穷人玩不起的游戏。
据传，在进到四周森严的官府里后，我这位势单力薄的先祖“波蒋高”在脱掉下身裤子、露出硕大屁股、扑倒在马凳上、重重地挨上120鞭子、嘴里发出“嗷嗷”的嚎叫声、显透出一道道通红痕印、脸部堆满了扭曲的表情后，官司这才了结。
听此，我立即去打开古籍考究，发现这个极为倒霉的日子，很有可能就是科西嘉人与兵力和武器均占优势的法国军队在大决战中惨遭失败的那一天，即铭刻于世的1769年5月8日。
话说吃了这场“抽屁股”的官司后，我这二位可伶巴巴的父子先祖，再度陷入两眼茫然、何去何从的境地。
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这位屁股上还在残留剧痛的先祖“波蒋高”，突然回想起了老家——大营盘。他试图回去寻求一条哪怕能像牛马一样活下去的出路。
但是，当他们回到已经陌生了百分之四十九的故土时，特别是面对那栋摇摇欲坠、风进雨出、早已成为老鼠们特大乐园的破木屋时，噙满眼泪的他在仔细权衡了种种可能后，最终还是“走为上计”。
这时，听说远在清水江下游的清江厅（今剑河县），有着成片成片的深山老林，可供无田无地的流浪汉、无业者和身背命案的在逃犯们去开垦。
落到这般田地，我先祖“波蒋高”根本顾不上在疼痛万分、流着脓水的屁股敷一把药，立即带上十四五岁的儿子、即我的第六世先祖“往波蒋”，沿路乞讨，往那一带地方流落而去。
我想，此刻，当我这位先祖回过头最后看一眼居住了四五代人的大营盘时，心中一定冒出“永别了！”的感叹。
于是，父子二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长征”。
我又想，这一天，或许就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父子开始了第一次意大利之行的当日，即1769年12月的某一天。
数月后，这对相依为命的父子，在经历无数的颠沛流连后，终于跨越莽莽苍苍、荆棘浓密的雷公山，转辗来到了一百多公里外、即今天的剑河县太拥乡展模村一带。
故事听到这里时，我的脑海里立即然出现这样一幅画面：此时，这对父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邋里邋遢。
话说这一带地方群山耸峙，森林密布，到处充满着大自然的极度恐惧。
目睹这一切，这对举目无亲的父子，顿时眼神黯然。
此时，在那穷人命如草芥、没有任何选项的时代，我这对创伤累累的父子先祖，决定停下脚步，在这里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小地方。
终于，在这唯有穷人和穷人才会产生同情心的社会中，经过与当地人打上一番交道，终于有人愿意将一片陡峭的坡地，出让给他们去开荒。
自此，我这对父子先祖，在丛林里开启了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模式。尽管，在他们的四周，日夜游荡着一群群或出来觅食、或争夺交配权的野狼，不时发出阴森恐怖的嚎叫声。
我想，彼时，这对父子先祖除了一边干活之外，还得一边警惕有无一条“四条腿的”突然呲牙咧嘴从林子里窜出来。
我又在想，此时，时光应该滚到了清乾隆的1773年前后。此时，在英国，大发明家瓦特先生同样破产潦倒了，不得不变卖家产来还债。
话说这一带地方是侗家人的领地。因而，几年中，我这对父子先祖还与好客的侗家人，打上了不是兄弟胜过兄弟的“老庚”关系，也就是建起了血浓于水、亲如一家的感情，并且都还学会了一口熟练的侗语。
故事听到这里时，我不由吃了一惊。想不到远在那时，这对见多识广的父子先祖，竟然都掌握上了三门语言——苗语、汉语和侗语。
数年后，父子二人终于少去了不少的喘息，日子安定了许多。
看来，这是一曲适者生存的壮丽之歌！
话说当时光滚到清嘉庆皇帝执政时，也就是距今216年、法国拿破仑正当发动“雾月政变”的那一段时光，始于明代的清水江下游优质木材开发，一天天顺江而上，且同时向南北两岸上的所有支流渗透，终于来到了今天的剑河县太拥镇一带，也就是太拥河和巫密河两条支流上。
当看到这里一层层遮天蔽日的深山猛林时，那些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的木商老板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嘿嘿嘿！”的欢叫声。每天，一群群的木贩子来往于两岸上，打破了千古沉寂。
但是，这里的侗民们不会说“给哩瓜啦”、难以听懂的汉语，而那些来自江南汉族地区的老板们，也同样不会说“叽叽喳喳”、不知所云的侗语，语言的障隘犹如一匹高大的山，严严实实地挡在了买卖双方的中间，很多生意难以成交。
每天，当双方在山上交易时，尽管卖方喊出了价，买方却如同听到外星人说的一样一头雾水；而当买方还出了价时，卖方也如同听到外星人说的一样摸不着头，双方都感到非常的恼火和头痛，都气愤地用对方听不懂的话儿骂出一句：“你他妈的说什么？”
这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高度契合的天赐机遇！也就是我那位会说苗话、侗话和汉话的第五世先祖“波蒋高”，终于大大地派上用场！
他重拾之前学会的、本以为弃之不用了的“吃饭”“喝酒”“走路”“跑步”“干活”“放屁”“他妈的”和“多少钱”等汉语，当起了“商业翻译官”。
一有他，摆在买卖双方面前那条语言不通的障隘很快被打通了，都感到无比的轻松。
买卖双方与其约定：每谈成一棵树时，分别付给相应的“中介费”。
于是，我伟大的第五世先祖“波蒋高”便以“经纪人”的身份，隆重、闪亮地登上了19世纪中后叶这一方社会的商业大舞台，也预示着我家族历史上第一个入商的先祖诞生！
我常想，这个可喜可贺的伟大良日，应该就是法兰西银行成立的当天，即1800年1月18日。
真想不到，仅仅靠在中间翻译几句话，就能轻轻松松地吸金捞银，这种不用出资、不担风险、八辈子想都不曾想过的天大好事，今天不知遇上了什么黄道吉年，竟然如同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不偏不倚地砸到了我这位向来只知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知铜钱为何物的第五世先祖“波蒋高”的身上。
有道是，苦尽甘来，一朝变泰！
从此，我的先祖“波蒋高”浑身焕发出使不完的活力，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成天穿梭于买家和卖家之间，荷包里的银两渐渐多了起来，腰杆也挺起了许多，心里终于有了“多年的狗熬成人”的特别舒坦感觉。
后来，他干脆甩开山上那个苦干一年到仅仅填饱两张肚皮的活路，专营“中间商”这门张口即来、放屁都香的生意。
不久，那位同样会说苗语、侗语和汉语、年方十四五岁、即我的第六世先祖“往波蒋”，也当起了“小翻译官”，成天跟着父亲一起张口捞银。
故事听到这里时，我在想，今天，无论从商业角度来还是从文化角度看，我这二位伟大的父子先祖，都称得上是开发极晚的黔东南山区早期的“商业中介者”和“商业翻译官”，甚而称得上是近代汉族地区与苗侗地区双边贸易的“民间买办”，他们为山区早期商业贸易立下过很了不起的汗马功劳。
自古到今，凡是在金钱堆里爬摸滚打的人，其智商和情商都会发生蜕变般的进化。当然，这种进化，都是朝着狡猾奸诈、唯利是图、认钱不认人的方向发展。
话说我这对父子先祖在那个淌金流银的商场里打滚久了，也削尖起了脑袋瓜儿。他们已不满足于只吃“中介费”的小打小闹，而是开始学会动脑筋欺骗买方和卖方。
故事摆到这里时，我发现老人们的眼神里再次泛出自豪的光芒，侃侃而谈这二位父子先祖流传下来的精明无比的生意经。
每次，当买家对他们说：“那棵大树我出100两银子，你去帮我谈成的话，给你10两介绍费”。他们找到卖家后，却说“你家的那棵大树，人家只肯出80两，你愿意的话就成交，不愿的话就罢。但成交的话，你得付我10两介绍费”。他们回来后却对买家说：“人家那棵大树非要120两不可，100两不卖”。于是，光是一棵树成交，二人暗中所获竟然与买卖任何一方都可匹敌的高额利润！
于是，那些不懂侗语的汉人和不懂汉语的侗人，每天都成了我这对精通三门语言的父子先祖一棵棵生金产银的摇钱树，且每次成交之后，不明就里的双方还要用汉语或侗语对二位感恩戴德，请吃请喝更不例外。
这使我深深地觉得，历史以来，不管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上，每当经济关系跨越地域和民族关系发生重大融合时，凡是掌握上多门语言、有能力促进双向沟通的人，首先成为食物链上的强者。
各位看官要知，彼时，咱们清水江中游段充满着无限商机的木材市场，正当出现辉煌鼎盛的景象，造富能力跃居各行业龙头老大，也就是第一致富产业。每天，都有浩浩荡荡的木排沿江而下，流入湖南，继而流入江西、浙江。甚而一些优质的“皇木”在向北拐过一个大弯后，直接被拉进京城里修建金灿灿的皇宫。
无疑，这样的商业规模和利润，给了我这对父子先祖日进斗金的暴利机会。
对他们来说，一个敛财的时代来到了！一个暴富的时代来到了！或者说，一对近代苗疆社会中的“阿里巴巴”父子，在太拥河和巫密河两条支流浩浩滔天的木材市场上，诞生了！
每天晚上，当回到那座简陋的木棚子里时，欣喜如狂的父子二人，第一件事就是数银子比赛。那闪烁发亮的银光，将二人的影子投放在身后粗糙的木墙上。
话说有钱了后，我这位刚刚成年的第六世先祖“往波蒋”，娶上了当地一名漂亮贤淑的侗族女子为妻。就是说，今非昔比、昂起了头的吾先吾祖，在婚恋观上终于有了“选美”的挑剔眼光。
接下来，这位第六世先祖“往波蒋”，理所当然地挑起了传宗接代的重任，也就是与他的侗族妻子、即我的第六世老祖婆，共同生下我的第七世先祖、一个同样伟大的男人“姑往波”。
我想，那一年，应该处在1773年的前后。就是说，我这位第七世先祖“姑往波”，原来就跟后来美国的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先生乃是同龄人。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故事听到这里时，我才惊讶地知道：在我身上这条长长的血缘链条上，原来还掺杂过侗族人的生物基因。看来，我早已不是什么纯种的苗族后代。
我又想，这正是在伟大的清嘉庆帝竭力推行民族融合政策下，在黔东南山区发生的一个实例。
话说这种蚂蝗两头吃、利润极高的独门生意，就这样在我二位父子先祖的手里暗暗把玩有十来年，他们也就成了十足的“暴发户”。据传，二人赚下的银两，如果堆积起来起码就像一座小山包！
我在想，我家族迈上经济巅峰的那一年，极有可能就是美国纽约银行正式创建的当年，即1784年。
当然，在商业思想升高的同时，我二位父子先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样同步提升。他们明白，自己这个所谓的“中介”生意，其实是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假如被买卖双方了解底细的话，必定招来杀身之祸。因而，势单力薄的他俩为了不让人家引起猜疑和嫉妒，都将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藏匿于多个山洞之中，密而不宣。平时里，父子俩故意穿着朴素，为人低调，装穷叫苦。
看来，历经了几多世故的吾我吾祖，已经养成懂得藏拙、大智若愚、韬光养晦的了不起哲学家、思想家！
话说当时光滚到伟大的清嘉庆帝执政后期时，也就是距今大约196年那一段时光，我50多岁的第五世先祖“波蒋高”去世了。
这位一生勤劳、历经过幼年丧父、早年丧妻、打雇养家、离乡背井、开荒种粮等多舛命运，有过农民、手工业者、流浪汉、翻译官、经纪人、奸商、买办分子、资本家等多重身份转换的伟大父亲，当初离开大营盘时，只是一名遗腹子，就是到了死的一天，他也只回到过那里屈指可数的几次。大营盘对他来说，只有淡云一般的模糊印象。但尽管如此，在这弥留之际，他依然念念难忘梦牵魂萦的故里。
他对他的儿子、即我的第六世先祖“往波蒋”断断续续地说：“我们的老家住在山的那边。以后，你一定带孩子回去看看，去给祖坟烧上一把香”。
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一生淌血流汗积累下来的车载斗量财富，很是担心他的儿子及儿子的儿子乃至儿子的孙子能不能用好这笔钱。
为此，那一晚，在那栋简陋的木屋里，在那张造型简单粗糙的木床上，他一再告诫他儿子一个“三要三不要”的家训：“要永远记住苦谛，不要娇养子孙；要永远守住财口，不要侈靡淫烂；要永远虚怀入谷，不要以富欺贫”。
话一说完，他就走到了“两眼一闭、两脚一蹬”的人生尽头。
我一直在想，这一夜，或许就是清嘉庆帝驾崩了的当晚，即1820年9月2日夜间。
父亲死后，儿子“往波蒋”将其安埋于当地。
所以，至今，我这位第五世先祖“波蒋高”，一直长眠于那里的一条苍凉的山脊上！
话说再干数年后，我第六世先祖“往波蒋”觉得银两已经赚得满钵满盆了，加上当地会说汉语的人多了起来，这门生意已成了日暮途穷的夕阳产业，再说，万一被别人识破了自己秘而不宣的花招后，说不定还招来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杀身之祸，而且，在这异地他乡，你拥有再多的财富，却一点也不敢显山露水，也就是根本实现不了一份尊贵的生活。因而，思来想去后，心意满满的他决定迁回一百公里外的祖籍之地——大营盘，结束商业生涯。
当然，我这位先祖还有一个宏大的构想，即是那一边的田土多，可用手中银两买下千亩良田好土。
那是清道光年间的某一天，也就是距今大约190年、俄国作家普希金又回了莫斯科的1826年某一日，我第六世先祖“往波蒋”携带他漂亮的侗家妻子及可爱的小儿子“姑往波”，分别骑上一匹雄俊的白马，昼行夜伏，翻过莽莽雷公山，终于回到了山这边的老家大营盘。
我想，这一年，他大约有35岁，他的儿子大约有14岁。
那真是一次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归途。
话说当他们踏进这个完全陌生了的故乡里时，一路上满是东张西望地好奇。而当发现有陌生的一家人骑着昂首阔步的三匹马，“叮当、叮当”地踏进了寨子里时，先是引起了一群狗的狂吠不止，继而引起了一群人的万分好奇。
很多年轻人早已不知本寨子曾有过一户外出逃荒要饭的“杨姓”人家，只有一些老年人打开一麟半爪而且发霉了的陈年记忆后，这才想起当年这一家人离开时悲悲切切的一幕。谁也想不到，如今他的儿孙们却人高马壮、高调张扬地回来了。
难怪，曾有诗曰：昔日黄花已成土，又见新花笑今朝！
于是，在离开这个居于高山之中的大营盘五十多年后，我的家族如同画过一个大大的圈，再度回到祖籍之地，再度回归到“营盘杨氏”。
接下来，我第六世先祖“往波蒋”面临的是如何转移那笔巨大财富的事。
毕竟，那是一个路途遥远、人力有限、蚂蚁搬家的年代；毕竟，那是一个强盗横行、想抢就抢、抢了也罢、没有任何报警机制的年代；毕竟，那是一件必须守口如瓶、费尽心机、有时还得故弄玄虚的年代。
为此，这位“阿里巴巴”一度费尽各种心机，采取各种机智无比的方法来暗暗运输他的财宝。
故事摆到这里时，我发现老人们的眼神里再度闪烁出自豪的光芒，侃侃谈起了这位先祖运输银子时种种些瞒天过海的天大智慧。
其中，有一次，他编制出一件宽大而又粗糙的蓑衣，里面设计有一个看不见的夹层。他将不少银子放置在夹层内。当然，这还不够，为了迷惑路上那些一见你就动手的强盗们，他将携带的干粮故意煮成十分难看的“狗食”。
果然，在翻越那座云雾浓密、山道崎岖的雷公山时，他遇到了一伙凶神恶煞的强盗，只听他们悄悄用带着黑社会语气的苗话说：“这人身上也许有货，看我们把他做了”。
但是，我这位见多识广、成竹在胸的先祖，却假装听不懂“先抢后杀”或“先杀后抢”的黑话，并故意靠近他们坐下来，然后打开干粮邀请一起吃。
谁知，当这伙吞着口水的强盗们一见到犹如狗食的杂食时，几乎“哇！哇！”地呕吐。
于是，这伙自以为聪明盖世的强盗认为遇上了一个倒霉无比的穷鬼，便大声地怒吼：“你他妈的赶快滚开，别给爷们带来了霉运！”
听此，我这位表面上假装凄惨万分，但内心上却阳光灿烂的先祖，便携带他的财宝，安全、快捷地逃离了这个险恶的山口。
我想，这一天，极有可能就是清政府下令禁止纹银出洋的1833年的某一日。
正是靠着种种棋高一着的智谋，又经历不知几多的日月晨曦，我的六世先祖“往波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蚂蚁搬家，终于安全、可靠、稳妥并干净、彻底地将他的巨财，搬运到了他的安全岛——大营盘。
故事听到这里，我被这位先祖的机智深深地折服了！
后来，这位先祖在寨子中建有“银仓”一座。
接下来，我身家万贯的第六世先祖“往波蒋”，在大营盘及周边村寨大规模地置田买地，遍及今天的凯里、雷山、丹寨三县交界之地，达到数千挑之上。用今天的话说，成了第一个严重兼并四方土地的大地主。
不用说，这正是波斯帝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土库曼恰伊条约》，也就是将埃里温等南高加索地区，拱手割让给俄罗斯的那一段时光，即1828年前后。
一时，大营盘出了个富得流油“杨百万”和“大地主”的惊人消息，在那个口耳相传的原始传媒时代里，亦犹如风刮雷响的一般，迅速传遍了十里八乡，也轰动了十村八寨，令万众羡煞！
自此，我这位第六世先祖“往波蒋”华丽转身，迈上了一条以土地经营为产业资本的康庄大道。
算起来，这是我“杨氏家族”自清康熙年间踏上大营盘这块土地后，共穿越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个皇帝执政的160多年，共历经过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6代人，共经受过农民、雇工、手工业者、流浪者、商人和地主等身份转型，共备受过逃难、丧妻、打雇、乞讨、无业、发财等多种幸与不幸命运洗礼，今天才拥有上属于自己的土地。
随即，我的第七世先祖“姑往波”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生出了他的三个儿子、即我的第八世先祖“祥姑往”“乡姑往”和“相姑往。可想而知，“富三代”的他们完全是在含着金钥匙中长大的。
据传，为了料理得下这个大家的大业，同时也为了享上一份尊贵的生活，我的先祖还专门雇佣有两名签有卖身契约的仆人，一家人可“招手即来，挥手即去”。当然，他们很是善待这两位善良的仆人，直到为他们养老送终。至今，两座位于山梁上的“仆人墓”，依然是后人一份自豪的谈资。
故事摆到这里时，我发现，老人们的眼神一再泛出万分自豪的光芒，有点像当年阿Q最爱说“老子祖宗比你先前阔多了”时流露出的神情。
话说自时光滚进1840年以后，中国的鸦片战争已经打得天昏地暗、炮声轰隆，而在这相对安静的贵州大后方丛山峻岭褶皱里，我家族却过着惬惬意意的日子。
此时，经历过百年兴衰的这个家族，在心理素质上完全走上了成熟，所以，当轮到第八世的先祖们当家时，都深深意识到，唯有发展人口，才能走上繁荣强大。
算一算，从清康熙到清道光的前170多年间，由于一直活在流离转徙的状态中，我家族都是以独家独户的方式延续下来的。现在，终于有了休养生息的一天，也就有了繁衍人口的大好机会。
于是，这个丰足厚实的家族，便开始实施一项浩大的“繁衍工程”。
自然，这添丁加口的重任，首先分解到了上述第八世先祖“祥姑往”“乡姑往”和“相姑往”三兄弟的身上。
因而，到清咸丰年间时，即当世界人口达到了10.2亿、中华民族人口达到了3.3亿时，在我家族的第九世中，便有了“莫祥姑”“雄祥姑”“记祥姑”“往祥姑”“陆乡姑”“依乡姑”“略乡姑”“咪相姑”“倪相姑”和“九相姑”（均为苗名）10个身形矫健、壮实有力的兄弟。
听到这里，我立即去打开历史记载。
我发现，就在这段韶华如驶的时光里，在这个世界上一同诞生的，还有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法国作家左拉、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英国诗人哈代、美国古生物学家科普、日本首相黑田清隆、中国外交官洪钧、思想家钟天纬、法学家沈家本、文学家吴汝纶等等。
自然，周边村寨那些婀娜多姿的长发异性们，常常将含情脉脉的媚眼抛给这些花样年华的先祖们，而使得的他们一个个早早地成家立业。
接下来，到清同治年间，我家族的第十世也就一长串似的来到了世上，并陆陆续续成长了起来。
所以，当世界人口达到了11亿、中华民族人口达到了3.8亿时，这个家族也共有了“略莫祥”“恁莫祥”“倪莫祥”“翁莫祥”“翁雄祥”“内雄祥”“倪雄祥”“高记祥”“丢记祥”“勾往祥”“里往祥”“内往祥”“倪络乡”“往络乡”“里略乡”“波略乡”“翁依乡”“将依乡”“往咪相”“洞咪相”“喜九相”“农倪相”“乡倪相”“波倪相”（均为苗名）计24个虎生生的兄弟，再加上他们祖父母、父母、妻儿在内的100多号人，占据了整个寨子的半壁江山之上，成为一支积极主宰村寨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生力量。
不用说，这正是由于我国玉米、马铃薯和红薯等高产作物得到大面积推广，而致人口产生畸形性地猛增，从而跃居到了全世界35%的那一段时光。
当然，这也正是中国农民领袖洪秀全、法国总统拿破仑、沙皇尼古拉一世、美国公使马沙利、法国公使布尔布、日本明治天皇、美国总统林肯、中国皇后叶赫那拉氏等，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上的那一段时光。
此时，一场声势赫赫的苗民大起义正当席卷着黔东南，中华各民族的反清运动牛气冲天，其中，就有“勾往祥”“翁雄祥”“农倪相”3条汉子，跃身扬刀而投身到枪林剑雨的厮杀场上，积极为推翻封建王朝出人出力，血洒疆场。
而当这场战争进展到决战阶段上时，却想不到竟转移到了我的家乡上——史称“乌鸦坡之战。”
一时，黑云压山，碧血漫寨，家族中胆大的留下参战，而胆小的则蜂拥出逃。直到战火燃尽之后，族人们才三三两两回到满目苍夷的家园上，从零开始。
数年后，一切又在勃发。
到同治年间的后期，也就是距今大约143年、中国人终于创办出第一张报纸《昭文新报》的那一段时光，为了彰显整个家族旭日东升的气势，我的先祖们出地、出力又还出钱，开辟出“大营盘芦笙场”，创建下“大营盘芦笙节”，威望真是磅礴烁烁！
各位看官应知，彼时，咱们苗人所以热衷创建“芦笙节”，乃是“借文化之力，筑繁衍之梦”的一个最大高招，即是为了日后能吸引到周边村寨花枝招展的女孩们，源源不断赶来本寨子过年过节，以提升本寨青年与异性们见面成婚的几率。而这种公益之事，不是谁拍拍脑袋就能办的，得看你的家族有几斤几两。
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时，我祖上遗留下来的千顷良田，早已按照苗族社会的“继承法”，丁一卯二地分配到了众多徒子徒孙的手上，基本上能让家家都有吃有穿、有天有地，也都能娶到中意的女人。
当然，由于人多嘴杂，一些碰碰磕磕曾让兄弟间发生过“相煎何太急”的事儿，以至于一度上升到动用刀枪的程度，而迫使一些弱势的房族继续逃离，流向他乡。但尽管这样，我的家族势力在寨子里依然稳居第一。
其实，千百年来，这个寨子就一直吞吐着来来去去的人，想留的就留下，不想留的可以走。
到民国时，即当世界人口达到了20亿、中华民族人口数达到了4.2亿时，我家族包括第十世、第十一世和第十二世在内，共有了大大小小的300多号人，占据了整个寨子的60%以上。
期间，为了国仇和家恨，先后有杨占春、杨占兵、杨培喜、杨德昌等15名壮丁先后被输送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剿匪战斗等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浪中，人才红利十分凸显，于国于家都得双赢。虽多数人葬身沙场而没能再回来，但因有了妥妥的人口基数，因而总数不减还增。
俗话说，树大分杈，人多分家。
这时，整个家族已分化成5支势均力敌的分支宗族。
需说明一下，由于这段时光距离今天很近，故此处不需列举对应的历史事件或人物。
到共和国成立时，即到1951年“土改”运动时，尽管族人中有些人家或因吃喝嫖赌、或因染上鸦片、或因不善经营而脱光了底裤，但由于大多数人家尚能勤俭持家、守好家业，因而成为在本地上向新政权交出土地最多的家族之一。其中，大部分家庭被评为中农以上，而被划分成大地主、地主和富农的就有11户。
之后，由于越发迈进国泰民安、人物康阜的盛世中，在“人多力量大”的口号拉动下，这个大家族的第十三世和第十四世的生育意识被高度激发，有不少夫妻造就出四五个乃至六七个的一大窝，多数人家都拥有三四个带把的男孩子，致人口噌噌而涨到了400人之上（包括有本人）。尽管，后来一度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和计划生育运动，但人口总数仍然以绝对的优势领先其它宗族。
当中，因国家源源不绝向农村招纳人才，加上寨子里有了新教育制度的孕育，因而，又有一批批才子佳人从这里出发，先后迁出到舟溪、凯里、贵阳和新疆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不同时期的伟大建设中。
据统计，自公元1949年至今，在第十三世、第十四世和第十五世中，共有杨培芬、杨化龙、杨化长、杨占恒、杨化伦、杨正修、杨通明、杨育亮、杨培江、杨培秀、杨化昆、杨正南、杨培金、杨培基、杨通跃、杨培帮、杨土、杨明、杨培山、杨育胜、杨通先、杨通信、杨通习、杨光英、杨志文、杨志云、杨明英、杨培璋、杨明辉、杨通坤、杨育泽、杨通辉、杨凯、杨育平、杨发、杨光智、杨光和、杨爱林、杨晓理、杨灵福、杨光胜、杨明、杨珉、杨明熙等50多人，先后走上从军、从政、从教或从工之路，当上了体制内的干部、教师和工人等。其中，有3人先后成长为国家正县级干部，有4人先后成长为正科干部，有2人先后成长为文艺家或高级知识分子。
尤其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有四五十名后生辈先后闯进多个城市，投身到市场经济潮流中大显身手，又涌现出杨光德、杨成海、杨育成、杨育东、杨育海、杨方青、杨通杰、杨乐禾、杨育智、杨涛源、杨辰熙、杨灵东、杨春忠、杨育春、杨周、杨特威、杨光成等20多名经济能人。整个家族可谓人才辈出，群英璀璨！
到2016年时，即当全世界人口达到74.26亿、中华民族人口达到14亿时，我家族包括第十三世、第十四世、第十五世和第十六世在内，也共繁衍到了500多人，占据了整个寨子的85%。
故事摆到这里，我发现老人们再次露出自豪的面容，并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的确，回眸而望，从清咸丰年间到21世纪初叶的这后170多年里，我这个同世界各民族同呼吸、共患难、生生不息、一路走来、镶满了沧桑巨变的杨氏家族，就像见风而长似的，由单家独户发展到了100余户，实现了人口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荣辱辛酸！
我想，假如用图表形式来表现的话，这个家族就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
伟哉，我的家族！
2018年完稿
2021年改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