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阿来的作品,从《尘埃落定》到《三只虫草》、《蘑菇圈》,再到《云中记》,我都读得认真。在他那支饱蘸了诗情画意的笔下,藏区生活常常撩拨得我寝食难安。《云中记》更是,因为那场举世闻名的灾难,因为作者满蕴悲悯的情怀。
《云中记》出版后,好评如潮。我以为最值得称道者有三,一是对藏区民俗风情的书写。二是对一些重点场景的描绘。三是对现实中负面情况的秉笔直书。
民俗书写如“告诉”、“祭山”、“碰头礼”、“歌咏送别”、“给鬼魂施食”、“柳枝蘸水抽打身体沐浴”、“火烧牛羊骨占卜”等。其描述绝对可称独一无二。
重点场景犹如舞台上的重头戏,非细腻传神生动逼真不足以服众。《云中记》里,有若干场景的描述可谓精彩。如阿巴独自代表全村百姓对山神阿吾塔毗的祭祀,连带着将阿吾塔毗于一千多年前带领族众征服矮脚人在云中村定居的过程描述出来,还有对地震中失去一条腿的央金姑娘在故乡废墟中的舞蹈,“中祥巴”利用故乡灾难,开发所谓“热汽球灾区游”项目“消费苦难”及其从中接受教育憣然悔悟的过程,还有阿巴对云中村最后消失的亲历,对死亡和“世界末日”体验等,都写得生动传神、大气磅礴,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不能不感叹作者那支如椽巨笔的遒劲和奇妙。
作家书写苦难却满怀温情,处处以发掘人性的善良美好为旨归。但实际生活是驳杂的,人性也是驳杂的,正是人性的驳杂决定了生活的驳杂。如此,敢不敢面对生活的驳杂,如何面对(是真正的“直面”,还是“侧面”或“半直半侧”),这就成为作家们都在反复寻思和摸索的大问题。往往是,作家手笔的“大”与“小”,其“分晓”由此见出。
首先,《云中记》如同阿来别的作品,没有回避,可说是秉笔“直书”了,如灾前那段历史中极左政策对以章老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迫害(罪名只是“他叔叔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形式主义、灾区百姓于灾后开发实施文旅项目时出现在“忘恩负义”,唯利是图,敲诈勒索游客的情景,“中祥巴”甚至官方传媒于灾后利用苦难、“消费苦难”的行为种种,还有移民区里,老板拒绝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等。但作者对这一切均以温和、克制、甚至是“和解”的态度处之,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写救灾结束,解放军要撤离灾区时,作者写道:“知道解放军要走,好多人都哭了。一个救灾干部带来了电视台记者,记者要云中村的老百姓为解放军唱歌,唱一支云中村人不会唱的歌,叫《感恩的心》,还要加上哑吧比画的动作。老百姓不干。”作者解释“不干”的原因:“不是不感恩解放军和救灾的自愿者。他们只是不好意思专门排着队,比画着哑吧的动作唱歌。他们只是不会也不愿意唱不会唱的歌。”再如写阿巴离开移民安置区时,与不按时发放工资的李老板的一段对话。作者先写了李老板如何满怀善意给阿巴饯行,如何将欠着阿巴的工资结清。接着又写了李老板陷入“三角债”的难处,阿巴的理解和推让不受,最后李老板说:老子是汉族老大哥,你必须拿着!家具厂要死要活,也不在这点钱上,拿着(从这句话看,老板只是给阿巴清了欠,并不包含别的员工)!小说即使对待“批判对象”洛伍和“中祥巴”,作者也是尽力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写他们的幡然悔悟。那洛伍在救灾中表现一般后来却取代了忘我救灾的仁钦做了乡长,之后又支持了灾后旅游开发中对游客的欺诈勒索行为;“中祥巴于灾前横行乡里参与黑社会活动,灾后又处心积累“消费”故乡“苦难”。当然作者这样做是要付出消解一定真实性的代价的。但从中国文学的现实境遇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具理性的考虑。
有人曾经说过,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十全十美的。这话对《云中记》也应该是适用的。在我看来,有一“大”一“小”和“不大不小”三个问题恐怕是需要作者好好斟酌一下的。
一是祭师阿巴重返云中并拒绝撤离,最后与云中同归于尽,上级实际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理由是:作为祭师阿巴有责任陪伴安抚鬼魂,故在反复规劝而阿巴固执己见的情况下,只好默认了他的选择。这样一种处理,固然是对地域文化习俗的“尊重”,但在我看来,不过是作者完成写作的一种需要罢了。因为事实上,阿巴在整个小说中担负的是结构性线索的角色。小说通过他把云中村的历史、震前、震中、震后联缀起来,尤其是让他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云中村最后的消失,等于亲历了“世界的末日”。因此,可以说,没有他的“回流”并最后毁灭,就没有这部小说。然而,如此一来,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到底是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一部作品重要?作者这样做是否稍稍的离人道远了点?以仁钦为代表的上级采取“默认”态度是否得当?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以为是一个硬伤。
阿来生活积累的丰厚是有目共睹的。这从他的作品有关藏区民情风俗和山川风物,包括各种花草的描述都是可以清清楚楚感觉到的,让你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从中得到多种启示。但我不知他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竟然能写出在藏民废弃的院子里,不撒种籽只是翻翻土就能一次次生长并收获到鲜菜来的事?据说那些水淋淋的蔬菜苗是由过去种菜撒下未发芽的种籽重新萌发生长出来的。我不知藏区的土壤气候情况是否有这种可能?根据我对农事的了解,偶然有一株两株出土是可能的,但要成片的长成是绝然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种籽入土后,不要说隔年了,十天二十天不出苗,也是会霉烂的。地温越是低的地方,坏得越快。吕梁的百姓称之为“粉”,即种籽“粉”毁了。它们怎么可能在翻土之后再发芽生长起来!这是作者的“百密一疏”,是一个小问题。一般不了解农事的读者看不出来。但对于作者来说,我以为也是应当留意一下的。
还有叙述中的多处“重复”。有评论家对此似乎是满怀了赞赏的。然而一般来说,文学创作中的“重复”是为了“强调”,可是当我一个个具体分析那些“重复”时,却感觉并非完全如此。不少地方实际是行文中缺少推敲的结果。这算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毛病。本人作为一个“职业读者”,不揣冒昧直言了,敬请阿来老师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