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界,关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分野几乎人人能说一套。“新闻结束之处,文学出发。”
然而,话是好说,真正做到却难。
最关键的是“结束之处”这四个字后,到底该如何“出发”。
两年前读过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近又读女作家程青《湖边》,感觉二作均为这方面典范。
二作均取材于负面新闻。前者是重庆市一个名叫赵红霞的女子一人与多名官员“劈腿”,扯出葫芦带出瓢,将十多名贪腐分子拉下马,一时成为坊间“红唇反腐”英雄的事;后者是一个“杀妻骗保”的故事。取材新闻却与新闻划清界限,突出了作为小说的虚构性特征。“虚构”的目标是明确的:“新闻结束之处”,五颜六色的“人性’出发了;“人性出发”了,“文学”自然也“出发”了,而且是一路高歌猛进,取得了比新闻更具震撼力的阅读效果。
从结构特征看,二作均属别出心裁。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突出表现在“反规则性”和“不均称性”上,而程青的《湖边》则是一个多声部联奏。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湖边》。
所谓“多声部联奏”,是指作品由八个相关人物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全方位“叙述”。这八个人中,多数人从表面看,几乎与核心事件“八杆子打不着”,但作者却硬是将他们“七拉八扯”勾连到一起。显然,这么做的用意在于造成一种“人人会如此”,“处处会如此”的印象,是要告诉每个读者:便是您,只要能与本案勾挂得上,也可能会这么做——人性如此。“新闻结束之处”,“人性”“出发”了,“文学”也“出发”了。而这正是文学与新闻的分野处,正是文学比之新闻的优势所在。
“日常性”,是《湖边》“叙事伦理”中的一个关键词。从物欲到肉欲,从油盐酱醋到男欢女爱,从打工生涯到财产纠纷,从夫妻龃龉到朋党计谋,从兄弟情谊到家庭温情……一串串一串串,一嘟噜一嘟噜,遍地鸡毛,满把蒜皮,狗球毛屌,泥沙俱下。在这里,文学与新闻在“用料”(这个概念不同于取材,似乎更多着眼于细微处)方面的分野也有了。“新闻结束之处”,更多的是小说之“小”。
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相比,《湖边》处处体现的是女性作家的温情。即使对凶残杀害了无辜者的罪犯,作者也秉持了一颗“与人为善”之心。她设身处地为凶犯着想,把更多笔墨挥洒于他们生性善良义气的一面,将其乖戾暴虐的行为解释得合情合理。于是,在不动声色中,作者完成了她对社会的温情批评。不错,如果那也算是“批评”,便只可算作一种“温情批评”。只有在面对人性之贪之恶之险时,作者才做了最大限度的透析。甚至从表面看,那血腥事件的发生似乎与“社会”无关,只有细想细究,才又感觉到了某种难脱干系的意味。在这里,作者在人物设置上的“七拉八扯”,其用心之良苦总算得到了彰显。
与《湖边》相比,《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则要辛辣得多。说真话,那小说若不是刘震云所作,出版社那一关便很难过。相比较而言,刘震云精神可嘉,程青则要“聪明”得多。在当下的中国文坛,“程青之路”怕是会有更多的追随者的。
就阅读效果而言,感觉程青的“多声部联奏”缺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那样的“可读性”。小说从案件结局切入,回到开头。全作40节,差不多是每10节一个段落。依次可看作“远因”、“近果”、“案底”、“余绪”。重点并不在前面,而在最后,即各色人等由案件引发的人性表演。想法取决于全作立意,这是对的。但如此一来,前面大多数篇幅因为是多视角叙事,未形成环环相扣的故事链,感觉“悬念疲软”,需要硬着头皮才能读下去。
看起来,“新闻结束之处,文学出发”是对的,如何“出发”,的确是需要好好琢磨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