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用双腿仔细丈量时代的作家

手头是作家鲁顺民两年前送我的大著《天下农人》。

《天下农人》写黄河，写船家，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文字之一。我曾在《河流四章》和《七九河开》两篇后批注这样一段话：

不是在黄河边长大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字。黄河的色彩、声音、性格，船工的音容笑貌，特殊的思维习惯、语言特色、博大而富于进取精神的胸怀……特别是，他们对黄河，对河路，对河面上行驶的船只，对河岸边的一草一木，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被作者表达得淋漓尽致。小说笔法的不时引入，写人状物细节的丰富多彩，给读者印象殊深。作者在地方语言的选择提练（特别是动词）运用上下足功夫，常给人奇崛、清新、准确、生动的感觉，让你情不自禁拍案叫好……

但是，《天下农人》吸引我、感动我的还不唯在此。主要者有三：

首先，一部书读完，我感觉作者是在用双腿对我们这个时代做仔细丈量。我和作者都是农家子弟，且都出身贫寒，家乡都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都住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故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有着许多共同的关注点。但若要我写出顺民那些文字，我却是绝然写不出来的。虽然我这一生，一半以上时间是从事农村工作的，但若和顺民相比，我对农村的了解还只可算作浮光掠影。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他对来自乡土的各种信息是主动寻觅和追索，而我，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部《天下农人》，共收34篇作品，基本都是“非虚构”，素材多数得之于作者“上天入地”的调查采访。是“七分跑，三分写”。从1947年的土地改革，到新世纪农村发展，从普通农家日常生活到基层干部、民营企业家的事业追求，从文化传承到乡村教育，从农事生产流程到矿难事故调查，几乎涉及到我们时代的方方面面。所涉人物百多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小历史，这百多部小历史组成了我们时代的变迁史，是别一样的宏大叙事，别一样的史诗巨制。多数作品切入点往往是某一“小口”，当你追随作者的脚步走进去，看到的却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扫描。说作者在用双腿“仔细”丈量，并非溢美之辞。一个土改，一个敬老院兴衰，一个独守寒窑十八年的乡村教师，一个喜欢写诗的煤老板，一个矿难，作者采访了多少人！当你仔细阅读这些作品时，就会发现，作者笔触所至，是涉及了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现实、环境、关系、表层、内里、人性和人心，特别是人物精神动向和事件背景、各种细节等等等等，并且注意了背景资料和细节的相互对比，仔细品味，让你获得多方面感悟，有许多东西有点“只能意会不好言传”。这些东西我们似曾相识，但并未深究过，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我喜欢这种浓郁的“意味”。我知道，这种“意味”都是下了苦功夫，用双腿“仔细丈量”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读得兴趣盎然。

第二是全书在信息含量大之外，还有着广征博引、思考深入的特点。

因为作品涉及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故对古今中外著名学者专门家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对相关史志甚至民间传说故事的征引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事实上，这些征引已经成为全书思想“钻探”的推进器。在《七十年一轮回》中，作者先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关于农村生活扫描的两个专栏及其后来出版的“续集”、“丛谈”说起，说到两种书反映农村生活有一个共同点，即“凋敝”。接下来，作者的目光投向当下并发出疑问：“尽管现在的农村与七十年前的农村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凋敝的情形有什么区别吗？”作者写道：

七十年前的农村凋敝，恰恰发生在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黄金十年”，而今天的农村凋敝又发生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背景应该有相似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总将（七十年前的）农村凋敝归咎于地主剥削，政府腐败，是黑暗的旧社会黑暗的结果，比照今天农村经济衰落与农村凋敝的情形，这种认识与教化显然过于肤浅，只看到了果，而未看到因。

但是，作者却并未盘桓于对当下农村凋敝原因的深究，却把议论的重点放在对“民间”调查研究的重视与组织上。“七十年前，许多有识之士倾力于乡村建设的考察与实验。梁漱溟在山东，晏阳初在直隶，费达生在江苏，还有各种由政府资助的民间组织，走进田野进行农村工作……这些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使今天谈论的‘三农’问题真正走进了现代的视野……对今天的农村建设是具有启示性开创意义的。”在这里，一个依重民间组织，一个依靠官方掌控，其调查结果的真伪自然是不言自明了，而这个“真伪”正是“振兴”举措的制订是否切实可行的基础和关键。作者最后说：“一张七十年前的报纸，一个七十年前的小栏目，竟然像一盏功率强大的射灯，穿越七十年的时间，照亮今天。什么是民间姿态，从此一望而知。这些，也成为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可理解的东西了。”为什么“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可理解”？作者没有说，但一种无法言说的深刻却是让我们内心震撼了。

我注意到作者在长期的采访书写生涯中，下力最多的一件事是：各种历史细节现场细节的搜求和记录。这些细节既有写人的，也有写事的。而作品的活力和寓意更多的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所进行的思考“暗示”。《自家的新院，别人的旧居》写的是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作为当年八路军一二0师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贺龙住的时间应该很长，而毛、周、任等，只是在一九四八年初结束长达一年零五天的转战陕北，渡河到达晋绥边区，临时住了八天。只住了八天，窑洞的门楣上却无一例外挂着‘ⅩⅩ旧居’的牌子，供人凭吊。”其实，这“旧居”真正的主人是晋绥著名开明绅士牛友兰。“事实上，蔡家崖的老百姓会给你特意指出来，这是人家牛家的院子嘛。民间的这种陈述很有意思的，像在人声嘈杂的街市上，对面过来一张熟悉的脸。”作者写道：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忍不住，说，哪一间是牛友兰住过的？解说员说，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那间窑洞。包括毛主席曾坐过的沙发，写文章用过的桌子，题词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都是牛先生当年遗留下的旧物。

文章阅读至此，读者不禁要问，这位牛友兰先生何许人也？当年毛主席入住时他在何处？下面，作者就给我们介绍说，“牛先生京师大学堂肄业，是晋西北地区第一位正经大学生。回到家乡之后，一直在外面教书，在黑峪口办了一个国民高级小学，又在县城办了一个初级中学……”边区组建时，牛友兰的儿子牛荫众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家将这座落成不久的院子让给新政府住。“而牛友兰携同他的家属暂住在离蔡家崖不远的一条沟里，那里有四五间无檐石窑。”之后，牛先生还为晋绥贸易局办了一个纺织厂，生产供给党政军队所需被服。事实上，据我知道，牛还将自家老字号“复庆永”库存全部捐给120师，又与另一著名绅士刘少白一起筹资建成晋西北农民银行（牛出资二万五千元）。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日期间，牛几乎捐出他的全部家产，计有银洋三万五千元，粮食二万多公斤，还有大量布匹、肥皂等日用品。因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被委以重任，带领晋西北士绅代表团于1942年5月参观延安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那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作者回答：“不久，土改开始，牛先生受到不小的冲击，一九四七年九月，就在他新院不远的那条沟里，开了著名的‘斗牛大会’，受到了空前的污辱，被穿鼻当‘老牛’游斗，四天之后的中秋节，牛先生绝食而死。”由于读者心知肚明的原因，作者在这里，没在具体说受了怎样“空前的污辱”，还回避了一些细节。但这就够了，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那份血腥残忍非人道的情景。让我们还是回到《天下农人》书上来，作者接下来写道：“再过三四个月，毛主席他们东渡黄河来到兴县。没有证据表明，毛主席对牛友兰先生的死有过什么具体的指示……”虽然话说至此再未深入，但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浑沌”的深刻。

《何谓乡愁》是一篇简短的记事散文。该作以平淡闲雅的笔调叙述了一个有些凄凉的亲情故事。成都那位“同乡老太太”年轻时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进村演出，因羡慕演员生活而参了军。1947年土改开始后，她作为工作团团员受派回村。那时，家里被打成破产地主，她的一个也在部队的叔伯姐姐被叫回村，“分配”给贫雇农做老婆，她娘给区政府做饭，也被游斗，所以她回了村不敢让妈妈知道。可是娘却不知怎么知道她回村了，且还知道她双腿寒凉，有一天竟托人送了条棉裤给她，她哭了，却不敢去见妈。作品接下来以女儿的视角写道：“一个月后，工作团要回机关，才抱了一床被子给了妈。没敢多停留，放下被子就走。妈在那里洗衣服，我说我走呀。妈说，你走吧，家里也不好。她撩起头发看了我一眼，说你快走吧，别让人看见。看见了，不好。”至爱情深的母女就是这样告别的。话少，文字少，但就那战战禁禁的神情举止已足以让人内心战栗了。

《感慨王家塔》、《饥饿的事情》，以及《村支书老苗》等篇什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绪“暗示”出来。给人留下过目难忘的印象。

该书第三个吸引我的地方是一切调查记述均没有回避矛盾，是对时代和历史高度负责的表现。《晋绥土改田野调查》共五篇，加上与之相关联的《底层政治动员的成本与收益》，差不多占到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为什么土地改革要从“底层政治动员”说起，因为这里涉及到运动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也即“二流子”改造利用问题。说是改造利用，实际却是只“利用”，少“改造”的。边区“二流子”张红奴自杀事件所以弄出那么大响动，实质是要借此开展对“中农立场”的批判，确立张红奴一类人在日后土改等革命运动中“依靠力量”的地位。我不知北方人口中的“二流子”与南方的“痞子”有何区别，是否与理论家们所谓“流氓无产者”是同一概念。按照顺民的看法，对这类人的“依靠”（注意：不是“利用”）似乎是自土改开始的。但据我所知，早在二十多年前的红军时代，就是这么做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是佐证。两年前，我读到作家莫美一个名为《墨雨》的长篇小说（见《长篇小说选刊》2016.6期）。此作写的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运动。从整个运动过程看，一开始，还是较为理性的。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平均地权”都还是合情合理的，故而得到从乡绅财主到贫民中的大多数人拥护，但后来，当“无土不豪，无绅不劣”的极左口号提出，运动领导权掌握在“痞子”手中后，其运行轨迹便逸出了正常轨道。于是“吃排饭”（即吃大户）、“游团”（即戴高帽游街）、任意体罚殴打、甚至任意杀害被批斗者的事便屡见不鲜了。而那些“痞子”一旦做了领导，即行贪污盗窃、欺男霸女，肆无忌惮，无恶不作。他们在理论上的共同点即“有权就是一切”，而视公平正义善良为粪土。现在想来，这段历史与后来的土改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是“自然而然”联为一体的。

让我们回到土改的田野调查上来。在我看来，土改那段历史太值得我们反思了。正因为我们懒于或拒绝反思，故才有内战后期及全国解放以来直到文革和当下执政用权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偏差。如果允许我说句真话，我就要说：那一切偏差的根源都在流氓无产者的政治理念未得及时纠正上。《天下农人》中有关土改的具体过程这里免谈。我想着重说的是：该书所提供的背景材料，即那些报刊报道。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文字，并将它们与五篇调查中相关人士的访谈记录相对照，即会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巧妙的互文反讽关系，因为报刊报道的说法是被后来的访谈记录一点点“解构”、“颠覆”了的。其“互文”而“反讽”过程恰好是对上述判断的明确注释。

话说至此，我突然想起一个名叫董时进的人来。《天下农人》中《扶贫流水》一文引用过此人的一段论述。这是一位世界级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此人于1949年曾经上书毛泽东主席，建议收回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的指令，停止分地，“老解放区已经分配的土地，虽可不必交还原主，但亦应令其补偿地价，（不妨稍低廉）不愿者可将土地退还。……本来谁也不会想把邻人的土地无代价夺归自已，现在补缴地价，确定所有权，他们也会感觉心安理得，释然于中。“董氏作如此立论的理由是，中共开展土改运动的依据：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至80%的土地——这一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他说，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个省、163个县、175万农户中进行调查的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的农户拥有10-15亩，拥有1000亩以上耕地的大地主只占0·02%。他从维护乡土文化道统的角度，指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等统统没收，无偿分给贫民和无业游民，让他们失去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后果将不堪设想。很明显，董氏此论迂腐至极。“土改”是革命，“对传统道德的颠覆”，让没有土地的“贫民和无业游民”无偿占有土地理所当然，毛泽东当然不会理会他这“建议”。在我看来，董论“迂腐至极”是肯定的，但他的文化思考显然是立足于革命对农村“贫民和无业游民”（内中的核心人物多为好逸恶劳的“二流子”、“痞子”、“流氓无产者”）的依靠，纵容其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将势必助长一种政治理念的生成。而这种政治理念将为祸整个中国的未来。董特意指出：“如此土改为此后的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据我理解，这“基础”即指那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理念”。

《出川记》和《李冿他爸》是两篇与土改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记录。虽然，二者写的都是公私合营，但与土改一样，皆因流氓无产者理念的干扰，出现了许多不该出现的事。本来，这个关系到民族资本家政策的问题，我们党在未取得政权前是有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承诺的，但在解放之后，却对资本家所办企业毫不犹豫采取了“措施”：先是以公私合营的办法进行“改造”，接着又实行了国有化。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又是以另一个名叫“三反五反”的运动为前奏的。后者本质上是为前者寻觅充足的“理由”，使之“合法化”。“理由”视企业所有者不同而不同。有的是“偷税漏税”，有的是“偷工减料”，有的是“盗骗国家财产”，有的是“盗窃经济情报”，于是大批民族资本家被批被管被“自杀”，于是企业失主，“不得不”收归国家。《出川记》写了一位四川老人。此人大学毕业，哲学家。因为“化学底子好”，早在大学期间，就在重庆办了墨水厂、肥皂厂，到1949年规模已经很大了。解放后这厂子自然是没有了，老人于1952年来到山西吕梁，做了一名山区化学老师。那么，他的厂子哪里去了？是他“赔偿”国家了。因为有人站出来“揭发”他犯有“行贿”罪行，数额巨大，他的全部资产正好“赔偿”。他“赔偿”了，他的“滔天罪行”也就不追究了。《李津他爸》写的是天津人，他1948年北大毕业，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这篇文章重点说的是此人的父亲，也即李津的爷爷。这位老人当年是天津有名的资本家。“在京、津、直隶开有6家印刷厂，一色的德国进口设备”。这厂子后来当然也收归国有了，是“自愿捐献”。因为先是有人鼓动他儿子造老子的反，后来公私合营运动来了，上边召集人整天在他家门口开“锣鼓会”，老人不堪其扰，就赶快“自愿”了。办法真是一个比一个巧妙！我感觉那绝不是什么革命智慧，那样的做法都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格格不入的，是严肃正派的政治家所不齿的。说到底，作祟其间的还是那个政治理念问题。我们这个民族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底线是如何失守的，和这个理念的始终未曾清算有无关系呢，实在是值得我们细加考究的。这乃是《天下农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王家岭矿难采访手记》可能是这本书34篇文章中篇幅最大的单篇，也是作者直接“干预”现实最用力者。山西乃煤业大省，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矿难多发区，故这篇“手记”是有着“解剖麻雀”的意义的。但我注意到，王家岭煤矿是在建中的国有大矿，各种设施设备技术力量应是较好的，按照“手记”里记载的山西地质局党组书记白秀平的介绍，矿难发生后，整个救援都是以该矿有着比较完备的技术资料为保障的：“如果没有这个资料，没有这个准确的靶位，后果就严重了。井位选得准，一半功劳是人家矿上的。”而据我知道，这样的大矿并非矿难发生最为频繁的，真正的重灾区是中小矿， 是私人矿。故这个矿难的典型性还是有些可疑的。我还注意到，“手记”涉及到了矿难发生和救援的方方面面，既有施救者从上到下的奋不顾身，又有被救者在极端困境中的自救和互救。既有“领队”与矿工面对灾难的相濡以沫，又有夫妻亲属在灾变降临时至爱纯情的自然流露。尤其是作者在全方位记录事件现场的同时，兼顾了人物独特个性的展现和人性中闪光面的发掘，如那位身为副队长，在“底下”还“行凶打人”却又在自救中起了“关键作用”的王吉明，还有那两位矿工家属王雯和陈秀枝——作者在对比中写人使这两个女人一泼辣一懦弱的个性跃然纸上。这些都有效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我也注意到了作者对矿难发生原因的由表入里的梳理。首先，作者通过对来自五台县的老矿工袁秀平的采访，揭出煤矿生产中的“不正常”情况：矿上为节省开支而没有在工作面上进行不同向度的“打钻深探”，周遭情况不明，故才发生了老窑打穿的透水事故。紧接着，作者又以政论笔法，从更深的层面上对矿难的生成进行了反思，揭出我们企业管理上严重存在的“战争思维”和“苦难意识薄弱”的问题。不管是技术层面上的“忽略深探”，还是管理层面上这“思维”那“意识”，本质上全是对生命的漠视。正如“手记”所说：省长的儿子是不可能在井下遭遇灾变的。故，社会“漠视”的只是普通民众的生命。珍视生命，就应在预防灾变上下功夫。既然“打钻深探”为安全保障之必需，而矿领导矿业主为省钱故意“忽略”此举了，那么上级管理部门难道就没有发现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熟视无睹？事实上，许多矿难都是管理上的疏忽造成的。其中既有矿上的责任，又有上级权力部门的责任。而据我多年的观察，其间可能还有着某些更大的“猫腻”。所以，这个矿难的典型性还是有些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