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路上

1

虽然我叙述的这次探亲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但路途中某些片段和生死攸关的时刻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当我坐在电脑前用现时态讲述时，仿佛我又一次乘车经过青藏高原而被灌进一整个冬天的冰冷，仿佛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而不敢遗忘。

上级批准我探亲假那天是1994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五），那时我任职西藏军区某部排长。当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收拾完行李后，就赶去拉萨市民航处购买拉萨到成都的机票，经咨询，年前机票早已售罄。再到军区军航处咨询，得到同样的答复。没有飞机坐，可以走陆路，于是我赶紧去拉萨客运站买了张发往西宁的车票。

发车时间是5日18点。西藏的冬天，气候异常寒冷，在保暖问题上，大家都是有充分准备的。上车后，感觉坐满一车的不是人，而是外套，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我的座位是左侧第四排靠窗边的位置，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女孩，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齐耳短发显得挺干练，但神情相当忧郁。开车的师傅是两人，轮换着昼夜行驶。其中一人额头上的毛发已经稀疏，神色严肃，双眉微皱，像在试图理解每个乘客的状况。出发时，另一个师傅介绍说，这次开往西宁的班车大概于27日上午到达。

班车离开拉萨三个小时后进入当雄县境内，海拔越来越高，气温也越来越低，慢慢的四肢又沉又硬，冷得人一动都不敢动，觉得动弹一下都会瞬间露出破绽，就会让四周的冷空气往身体里钻。又行驶了大概两小时后，师傅才将暖气打开，身体也从之前的冰冷逐渐暖和起来。

班车继续行驶在青藏公路上，除了发动机的引擎声、车窗外猛烈的大风的啸啸声外，满车的乘客都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或者说每个人都屈服于倦意。坐我右边的女孩头一偏，一下靠在我肩膀上打起瞌睡来，看她睡得多么踏实，我不忍心挪动肩膀，就这样僵硬地支撑了很久。我把脚靠近暖气管，感觉有了一点暖意后，睡意才突然降临，并将头靠在车窗的玻璃上打起瞌睡来，头部里的浅意识如勒索一般分分秒秒地在玻璃的表层滚来划去。

待迷迷糊糊醒来后，坐我身边的女孩在擦拭眼泪，像是才哭过。而后又长久地凝望着窗外，她的目光像在搜寻远方渴望的东西。

2

当车过那曲后，已是藏北草原上第二天澄澈的清晨了。往窗外看去，万道霞光从远方雪山上照射过来，气温开始缓慢升高，草原在我眼中慢条斯理地往后退去。前方偶有一处帐篷冒着烟雾，我想，那是牧民将牛粪燃烧成灰烬的火焰后，酥油茶便从杯里溢满了时辰。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我的肚子有了饥饿感。但师傅说要行驶到安多县才能停车吃饭。

接近中午时才到达安多县。青藏公路从县城穿越而过。师傅将车停在一家四川人开的饭店前，他说：“就在这里用餐了。”肉类是提前压好的红烧之类的，蔬菜品种也少，米饭还冷硬。在高海拔地方，条件十分艰苦，想要吃到可口的饭菜，几乎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撑饱肚子没有一点问题。

为了节约用餐，我和同坐的女孩一起点了四个菜。吃饭中途，我才了解到她也是军人，在林芝某部服役，老家在甘肃兰州，因父亲病重，特请假回家看望。她说她从芝林到现在已花了五天时间，也不知道父亲的身体状况怎样了？话到此处，有些发哽，眼里还饱含着热泪。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想到一句像样的话安慰她：“你父亲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大概半小时后，所有人都吃完了饭，师傅一声吆喝，大家又回到车上。那时还没用上手机，没有音乐可听，在车上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打瞌睡，二是呆呆地望向窗外。放眼向前方的雪山望去，中间像隔着千颗太阳，而每一座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都发出亮闪闪的耀眼光芒。

到达唐古拉山山顶是26日14时20分，师傅停车让大家看看世界上最高的一条公路的山口。下车站在公路边看这简单易懂的天候，找不到难解之处和含混模糊。虽然那永恒的毫无遮拦的太阳火辣辣地灼照大地，但气温低得让人难受，呼吸还特别困难。加之阵阵寒风刮来，一些沙尘被卷到空中，还发出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咝咝声，仿佛有成千上万条蛇在叫。当面对那块长方形石碑上用红油漆书写的“海拔5231米”这几个字时，仿佛目击的是那些曾经为修建这条公路而付出一路艰辛的军人们，正开山凿路，逢河搭桥……

因为要继续赶路，在唐古拉山停留的时间很短，回到车上时，每个人的嘴唇都变紫了，苍白的脸上无一点血色。如果时间稍长的话，说不定会危及到生命。在这样高海拔且极度寒冷的路途上行驶，师傅在休息点及时间的把控上是非常严格的。

车行至沱沱河时，已是26日的黄昏。我晕头晕脑跟随大家下了车，这次师傅选择的是一家藏餐馆。里边的食品就两样：烙大饼，酥油茶。师傅严肃又不失幽默地说：“这两样东西吃了管用得很。”当餐馆老板将酥油茶和烙饼分别端到乘客桌上时，大家不管不问地边喝边吃起大饼来。在条件艰苦的路途中，能喝上酥油茶，能吃上大烙充饥，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况且酥油茶是由牛奶和浓茶制成，具有御寒提神、生津止渴的作用。吃完后，我又花了十六元买了四个大饼放在手提袋里，并将军用水壶灌满水。女军人微笑着问我：“你把这大饼带回家作纪念？！”我也笑笑，没有作答。

3

再次乘车出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车子虽然在动，但我分明感觉到时间几乎一动不动，显得分外漫长。我闲极无聊，开口问女军人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冯露，第三军医大学毕业后分到西藏林芝某陆军医院工作。我也将我的情况向她作了介绍。她还提到她这次从林芝到拉萨的中途，遇到另一辆车出了车祸，在路上堵了几个小时。而后发了几句牢骚，感叹进出一趟西藏真不容易。后来又断断续续聊了一些部队生活、家乡变化、人情世故等话题，不知不觉中，她头一偏，又靠在我的肩上打起瞌睡来了，她的一绺头发立刻在我脸部撩得麻酥酥的，我瞬间理解了王洛宾那句“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鞋，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歌词。后来我也睡着了，竟然不停地做梦，梦里有什么事物反复出现：车子抛锚了，遇到雪灾了，道路结冰了，有人病倒了——却捕捉不清这些事物的具体形象。

我的梦被一阵说话声打断，这时冯露一个劲推我，她说：“车子坏了。”我问她：“怎么坏了？”她摇摇头。车内一片漆黑，温度骤然降低，我走到班车驾驶室位置往外看，师傅俩人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正在排除故障。有那么一会儿，我想到刚才那个糟糕透顶的梦怎么就转移到现实中来了？我问师傅行驶到哪里了？师傅说从不冻泉过来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他俩每隔几分钟就会回到车上，并用打火机点着烤一烤手，车外的温度实在是太低了。

车内的气氛非常紧张，每个人都坐立不安。人们担心这样下去会冻伤身体，会有致命的危险。恰在这时，坐在车尾的一个小女孩突然就哭起来了，哭声先是不断向高处扬起，而后又低沉下来。我赶紧走过来问冯露：“你看看这孩子是怎么了？”她是军医，我相信她能处理一些急病。她起身向车尾走去，我拿出手电筒跟随着她，一道光线扑入黑暗。冯露边用手摸着孩子的额头边问这位妇女：“孩子几岁了？”这位大概三十来岁的妇女带着哭腔说：“五岁了。”这时孩子停止了哭泣，但脸色苍白，呼吸愈发困难，不一会后，还出现了呼吸暂停。孩子妈妈拼命呼喊孩子的名字。全车的人七嘴八舌说要怎么抢救孩子。这时只见冯露双手轻轻按了按小女孩的胸部，然后伏下身子，立刻用嘴唇对着孩子的嘴唇做人工呼吸。呼吸了四五口后，孩子身子动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孩子才苏醒过来。冯露随即转过身去包里取出几粒药丸，又叫我倒了点温水给孩子服用后，身体渐渐恢复到正常。孩子妈妈哭着说：“谢谢解放军的救命之恩……”

死亡的气息消散后，大部分人又回到座位，但少数几人处于好奇，或是懂点修车常识，便下车与师傅商量着哪里会出现故障之类的讨论。

回到座位，我看着冯露，觉得她太美了，太伟大了！她说她学过这方面的急救知识和临床实践，特别是高原反应方面的急救。又说，在群众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军人都会挺身而出。我对她的观点表示高度赞同。我想，她这一行为是人类天性中的宝藏，是天性中的美德，尤其是在这极端恶劣的路途中，她就是阳光般金色的希望。

师傅在反复检修又反复发动车子无数次后，发动机终于“轰轰轰”地响了起来，这声音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4

班车向前行驶的时候，清晨的明亮如金子般铺满洁白的大地。夜晚下过雪，透过车窗往外看，不远处的山头上，成片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碎片的光。

车子快接近格尔木时又出现了故障。顿时，我们都责怪师傅说应该在出发前将车子检修好了再上路，这一路多险，而人的生命又是多么宝贵。照这样的速度，只有在路上过年了。师傅自知理亏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并专心致志地检修车子。我说：“如果再修不好的话，赶紧协调一辆车过来接我们。”其他人都异口同声地附和我的话：“就是，赶紧派辆车来接我们。”片刻，喜欢来点幽默话的那师傅拿出传呼机在上边按了又按，像是要将我们的要求传达给运输公司。我们在等待一个结果。过一会后，他的传呼机才响了起来，他仔细翻看着，然后抬头望着乘客，像领导面对下属讲话一样严肃认真地说：“公司同意立刻从格尔木调派一辆班车来接我们。”等待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处在这荒蛮之地，人的生物钟很容易紊乱。”冯露忽然苦笑着对我说。

“你指的是哪方面的生物钟？”我问。

“当然是大号喽。”她带着害羞的语气说，“在这没有遮挡、又一览无余的荒野上，姿势再低，也会让人看见，会笑掉牙。”末了，她近似央求地说：“你能不能陪我一程，帮我遮挡一下？！”

绕了半天，我这才反应过来她是要去解决大号的问题，我答应了她，随后和她一起向车子的左后方走去，本想走得更远一点，实在是太疲倦了，就在离车子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你先转过身去，背向我。”她以命令的口气说。我按她的要求转过身来背着她。整个过程其实也就五六分钟的样子。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我面对的是茫茫空旷，而背对的却是一种信任。这难道不是人与自然相辅相成、且其他地方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一道风景线吗？

回到车上时，许多乘客抱怨携带的饼干及其他食品已经吃完，饮用水所剩不多。一些乘客嘴唇都干裂了，其中有几位乘客还陆续出现乏力、冒虚汗等症状。我和冯露初步判断：这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喝水和吃东西而导致的低血糖。如果不及时补充热量，不喝水，身体会越来越虚弱，甚至危及生命。我迅速从包里拿出几个大饼分发给他们，又将水壶里的水给每人倒上一点，吃下这点稀有食品、喝了水后，他们的身体才逐步恢复了过来。

师傅一声“车修好了，可以继续赶路了”时，已是27日14时。车子一路跌跌撞撞地向前行驶，像极了电影里的画面。一个多小时后，也不知在什么路段上，那辆车才与我们乘坐的这辆车会合。师傅吩咐我们将行李放在新换来的这辆班车上，并按照先前的座位各就各位。说完后，两位师傅去开着他那辆摇摇晃晃的车子一直跟着我们。

实在太疲惫了，便又打起瞌睡来，并再次进入梦境：梦到一些人在生命里出现过，然后消失了；还有一些人，停留了很久，然后也消失了。但生活总是以这样的无限丰富无限博大的可能性，向前推进，不管在推进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

到达格尔木是27日16时40分。在餐馆吃完饭后，为了消食，我们一起走出餐厅到外面的公路上散步。冷清的街道上，路人匆匆，但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大包小包的物品，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再次上车出发时间是27日17时30分。师傅说全程七百多公里，预计28日清晨到达西宁。

5

这是我当上排长第三年后第一次探亲。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可他们在几千公里之外贵州省仁怀市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此时他们的身形在我心中仿若幻影，又渐渐缩小，然后消失在公路与戈壁之间。

冯露上车后一直默默不语。有一阵，我不敢转过头去直视她的眼神，我想，她一定是在想她父亲的病情。经过这两天的相处，她的每一个表情我都是那么熟悉，那些表情好像已经不属于她，而是包含了这段路程的艰辛，包含了青春岁月里从军路上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黄昏来临的时候，车速慢了下来，且走走停停，前后的车子排起了长龙。师傅说前方可能出了车祸，要不然没法解释如此可怕的堵车。每个人都急得像一团火，似乎快要燃烧起来了。有的人开始诅咒交通部门，议论前边开车的人，一个四川男同胞在车后排绝望地暴了一句粗口：“X你个仙人板板些，弄得老子过年都回不了家。”满车的人都回过头苦笑地看了看他，谁也没有计较他的粗口。

那轮橙黄色的斜阳那微弱的光线逐渐暗淡时，车子开始往前挪动了一点点，仅仅往前十来米后又停了下来，车内立刻又堆满了浮躁。又过了一会，前方的车尾灯亮了起来，师傅也赶紧发动车子，一股沉重的、不可遏制的车流慢慢向前移动着。时不时有喇叭声响起，你追我超，车速在提升，到后来，公路上的车辆完全放开了。

天快亮的时候，冯露在我耳边轻声说：“你看，在前方，我看见了城市的灯火。”其实她看到的不是城市的灯火，而是一片工厂区。为了不让她失望，我说：“是的，希望的灯火越来越近了。”

经过一夜又一段白天的向前飞驰，班车于28日11时到达西宁客运站（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天）。下车携带好行李后，我和冯露火速坐上一辆的士直奔火车站。到售票窗口购票时，售票员说12点30分有一趟西宁直达兰州的火车，现在还有票。冯露立即买了一张。她问我要不要和她一起到兰州后再转车。我说如果转车不成功的话，就只有转到你们家过年了。“好啊。”她睁大眼睛说，然后爽朗一声笑了。我说到西安方向转车更节约时间，车次也更多。我也立马购买了一张13点20分从西宁发往西安方向的列车票。当然是站票，但站票也是我当前必须的选项。

购完票，还有一点时间，我俩走出售票大厅来到广场西侧，人流如织。有一刻钟，我就这样茫然地站在街角。一辆一辆的车过去了，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过去。看着街道上的某个遁点，广告牌，跑过的狗，斑马线，头顶上被电线割成一块一块的天空。这些真正可以描述的东西，它们都像在向我敞开了全部的心扉。

然而这只是一个舞台，一个情节发生的地方，一个暂时的停顿。

在一家餐厅吃完午饭后，冯露进站的时间也到了，我送她到检票口挥手告别的时候，她紧紧地抿住嘴唇，似乎里边含着一个什么东西，眼睛还不停地眨。看得出，她是想忍住不哭，可是，她还是哭了。

“代我向你父母问好，并祝你父亲早日康复。”我说。

“谢谢，也代我向你父母问候致安。”说完后，她转过身很快消失在春运大军的人潮中。

两个彼此陌生的军人，因一段旅途而相识，又因各自的人生轨迹而分开。但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这就足够了。

13时20分，我也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在奔跑，而我的思绪却在翻飞。我想象回到家后，要好好冲洗一下身上的尘埃，还要冲洗掉身上残留的泪水在时间中发酵成的那种酸楚的味道。要好好理个发，刮刮胡子。年三十那天要帮助母亲下厨，我一直记得母亲最拿手的那几道菜。那菜里有气味和颜色，有岁月点缀的光，有一个小男孩翻滚的痕迹。我要穿着军装到亲戚家里走走，用肩膀上的星星告诉他们，我已经是军官了……

幻想很美妙，现实却骨感。那年因时间紧，加之中途转车又不顺，我没能赶上三十那天回家过年。记忆是有定向的，以致后来的每一个春节，脑海中总会定格那次探亲途中所经历的一切。它似乎超越了饭桌上那些菜谱，并成为我前行路上一种坚韧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