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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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名叫张怀德，获得过一等战功，今年八十五岁。近一米八的身高，瘦削，满头银发。当我提起一九六二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时，张伯伯就亢奋了起来。他不时翻开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里边记录着那场战斗经过的所有细节。他像在整理思绪，沉默好一阵后才以平和的语气开始讲述：
他是一名通信兵，来自贵州遵义，和我一起参加作战的时候十九岁。那时，我是四一九部队一五五团警侦连侦察排长，刚刚二十三岁。
那是印军坚守在节克朗地区的一个隘口——卡龙。自卫反击战前，上级要求我带领十人侦察小分队趁月夜前去卡龙侦察地形，为上级炮兵提供射击坐标。受领任务后，我没有一丝胆怯，反而感到高兴。要知道，被委派执行艰难任务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与考验。另外，那时我正值青春年华，且浑身带着一股子血气。我当时想，如果侦察时牺牲了，也是短暂但英勇的结局。
记得受领任务时是一个黄昏。抽调的侦察小分队已经齐聚在连部指挥所整装待发，其中有一名通信兵，中等个子，体格瘦弱，宽大的军装在他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他耳朵被通信耳机覆盖后，感觉脸都遮去了大半。但两眼透射出一股战无不胜的光芒。他叫杨超然。
这时，连长王前进一声吆喝，要我们侦察小分队在沙盘和地图上研究侦察路线、到达隘口后要占领的观察位置、以及遇到阻击战斗时的处置事项等。当面对地图和沙盘时，之前的高兴劲儿瞬间转化为凝重，看着沙盘和地图，竟然有点懵圈的感觉，说实话，当时连东南西北都是靠猜。连长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木棍指着沙盘，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从这里乘车到达森林地带，然后沿着山脊向隘口接近，在适当位置隐蔽后，分组进行侦察……”王连长是四川人，年长我几岁，他很少笑，笑起来也只是嘴角动一动，眼睛并不因为笑就变柔和些，依然保持着他那隐隐约约的光彩，令人觉得很难接近。但他冷静沉着，像一棵榆树，一棵在沙地上生长起来的铁一样硬的巍然耸立的树。
这次侦察任务的点在卡龙。这个区域的敌人兵力比较密集，又靠近敌指挥中心，是这次战役的主攻方向，由我们团负责。侦察任务之前，我们进行过多兵种专业和四个多月有针对性的临战训练。这支参战部队在即将到来的这次战斗中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我带领的这支侦察小分队能否准确地将要攻击的地形和敌方火力点的位置明确无误地为上级炮兵提供坐标，使得战斗发起后，能尽快拿下这两个地区。这样想着，便不由自主地有点紧张起来。连长大概看出了我骤然变化的神情，他走过来对着我耳朵轻声说：“别怕，胜利属于你和战士们，属于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这算是出发前给我的一次壮胆和鼓舞吧。
我拿着名单呼点每一个侦察战士的名字，并一一记在心中。我将十名侦察人员划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并赋予每一个小组长对应的代号：第一小组长叫“雪魂”，第二小组长叫“风暴”，我的代号是“利剑”，团前进指挥部代号是“凯旋”。离出发还有一个小时，我仔细检查每一个侦察战士携带的弹药基数（另加六枚手榴弹）、战斗装具、干粮、水，吩咐杨超然再次与指挥部联络通信是否畅通、电池电量是否充足。一切准备就绪后，宋副团长带领两名参谋前来为我们饯行。他分别拥抱并鼓励了每一个侦察战士。轮到我时，他没有拥抱我，而是盯着我看了又看，他锐利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意志力，或是燃烧着一团火。在这表面看来很简单的脸上，总是像悬着的云彩影子一样，挂着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深沉表情，真猜不透这后面又隐藏着什么。随后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从手心里传递出一股热量和力量。“天亮前必须完成任务，然后迅速撤回。”宋副团长带着坚定的语气说。“是，首长。”我边说边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要去侦察的卡龙点离连队临时驻地大概有三十公里路程，有一段近十五公里的简易沙地路可以通行汽车，我们先乘坐一辆带伪装网的大屁股吉普车前往。我带通信兵杨超然坐在驾驶室，其余战士坐在后边车厢内。驾驶员叫冯胜利，也是一名特种兵。上路时，天已经快黑了，但一轮月亮正悬在天上，微弱的光亮将沙地路照得忽隐忽现。不能打开大灯，只能将处理过的近灯打开缓慢前行。此时，我不知道战友们心里想着什么？反正我内心是没有恐惧的，而且还享受着那种即将到来的考验所带来的狂喜。
二
在道路尽头与一片森林边缘处下了车，一股冷空气袭来，全身透凉。我手向前一挥，战士们紧跟着我成两路战斗队形往一条峡谷相连的沟槽前进。前行路上全是荆棘和灌木丛，行走十分困难，还不能发出一丁点声音。也记不清行走了多长时间，我们隐藏在一块石岩下短暂停留，我拿出手电筒躲在岩缝中看地图，确定现在所处的位置，并计算还需多少时间到达侦察地点。从地图上看，离敌前沿暗堡已经不远了，随时可能遭到机枪扫射。就在这时，一声毛骨悚然的“哇哇——”尖叫声划破了寂静，在暗夜里回荡。我们这次行动计划就是不能让敌方发现我们的企图，不能打草惊蛇。
在黑夜中的月光之下，梦幻一般的银白色光景缥缥缈缈地浮现在眼前，全身心沉浸于感官世界中，仿佛正在宇宙中探险。
西藏是白天热，晚上温度低，还好，我们是运动着的，没觉得冷，反而浑身冒汗。这时，我们都伸长脖子望向隘口两边的山脊，想探个究竟。天空中形状不定的巨大的云堆，就像流水壅塞时堆起的冰山，不停地变幻着，那轮月亮被遮住，投射在大地上的只有暗沉沉的一片黑了，而且越来越浓。趁这黑，我们又继续往上走了一段路。说是走，其实是攀爬。同时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沿途还要记下典型地标、攻防地形。我眼前展开的这道风景由黑白阴影构成，树木沿着山间的道路纺织成排。进入十月，山顶上已经有了积雪。云层散开后，离敌隘口也越来越近了，我们选择在一片斜坡的几棵松树下的灌木丛中屏住呼吸静卧着，这地方既能观察敌情，又能隐蔽自己。我闻到了浓烈的松针气味和野草的气味。我用手指目测法估算了一下距离，大概有八百米左右，那隐隐约约的暗堡分布在隘口两边，暗堡前端还布满了大口径机枪。我再次拿出地图仔细在上边标示。挨着我左边三米的地方是电台兵杨超然，我不时扭头看他。他觉察到了我的担忧。右边四米处是第一小组长“雪魂”（他叫王勇猛），正如他名字一样，人的确勇猛，平时训练，能扛一个大轮胎跑一百米来回。射击、格斗、武装越野、侦察等科目都是优秀的。他负责协助我记录整个地形和敌情情况。第二小组长“风暴”（他名叫陈冲），人不在爱讲话，性格稳沉，但军事技能一流。特别是射击，一打一个准。他带领第二小组负责在我们左翼担任警戒任务，同时也要摸清敌方暗堡、机枪数量、部队发起冲击后的路线位置等。
在这次反击作战前，我们对克节朗地区的敌情部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军区首长对克节朗战役也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仗很重要，要先吃掉敌人一个营或大部，打击敌气焰，鼓舞我士气，并取得作战经验。”根据这一作战指示，为确保万无一失，团制定了这次详细的侦察计划。
从我们隐蔽的地方通视过去，卡龙正好位于克节朗河的南岸，而东南约两百米为绒不丢，东约一千五百米为扯冬，是一个前三角形的三块林间牧场，与河北岸几儿等我边防点隔河相望。背山面水，南高北低，地形起伏，周围为松杉密林，并杂以灌木草丛，有一条东至扯冬、西至枪等的小路。卡龙是整个克节朗地区印军的一个重要侵略据地。
该据点下面宽两百五十米，纵深约一百五十米。筑有土木质地堡六十四个，大部地堡以浅窄堑壕、交通壕相连接。有六挺高射机枪配置在地堡后侧，每个地堡还配置重机枪一挺，六门迫击炮则配置在纵深的山隘口上。地堡都分布着条形、矩形，而且每个都有自己的结构、独特的阴影，并以不一样的方式向着月夜倾斜。前沿前设有竹签、鹿砦等障碍物。
这时，“雪魂”和“风暴”两个小组长迅速向我靠拢，并汇报了他们所侦察到详细敌情。杨超然则快速地记录，尔后通过电台向指挥部报告。时间拉长了好奇的维度，也吊起了更大的胃口。经商议决定：待黎明照亮天空，详细确认敌方暗堡、武器数量和部署的兵力后再撤离。那一刻，我们仿佛沐浴在东方那光辉的力量中，而胜利的希望则在我们每一个侦察战士的心里萌生。
三
就在两名小组长和通信兵转身回到各自侦察的位置时，我忽然听到“哎哟”一声呼叫，那声音像纵身坠落进靴底，并一起滑入深渊中去了。我预感到有人可能坠入洞穴了。“雪魂。”我呼叫。“在。”雪魂应答。“杨超然。”没有回音。这让我紧张起来。我赶紧呼叫两名小组长来到我隐蔽的地方寻找杨超然。依着他先前隐蔽的地方走去，一个黑暗的竖洞被一丛野草遮蔽了大半，肉眼根本无法看清这是一个洞。我们分别低葡在洞口边缘轻声呼叫杨超然，许久才听到“我还活着，赶紧将我拉上来”的声音。“他还活着，谢天谢地！”我在心里说。同时一股热腺紧跟着涌了上来，但我忍住没有流泪，因为眼泪很容易将视线遮住。我立刻将雪魂和风暴身上携带的绳子结上，并打了一个圈放下去，然后又将上头系在洞穴旁边的一棵松树上。这种绳子是特种兵专用来攀爬的，结实耐用。待杨超然在下边套好绳圈后，我们仨人在上边使劲用力拉，一会就将他拉了上来。我摸了摸他全身有没有骨折，他说他是直接坠落下去的，没有碰到任何物体，也没有觉得疼痛。我又摸他脸，好像被荆棘划破了，在流血。我拿出急救包撕开，扯出一条纱布给他绷上止血。
这时，黎明快到来了，敌方的整个部署也清晰起来。我们又快速核查了一遍所有暗堡的位置、机枪数量、火炮配置、冲击路线，并将数据记录好后，由杨超然用电台及时将数据传给了指挥部。团队之前有一个预案：即我们侦察小组如果遇到遭遇战，这场战争就会提前打响。完成数据传送后，我组织大家迅速回撤。回撤更难走，因为是下坡路，一不小心，就会从一个高坎上滑下来，树枝摇晃的同时还会发出声响。大概行走了两百米距离，一股强光照射过来，是敌方的探照灯。我们速度极快地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就在敌方探照的同时，突然响起了枪声。杨超然趴在我下方一堆乱石头后，雪魂那个小组的人员分别趴在几棵松树后，而风暴那个小组的人员则趴在一个土坎后。我清楚地看见一排子弹打在杨超然隐蔽的那块石头上，冒起一阵火星后，又飘向远处。子弹着地后的声音很沉实，这是重机枪发射过来的子弹。我们不能还击。一是携带的阻击步枪的有效射程达不到一千米；二是不能暴露我们的行动企图。后面这一条才是关键。又一排子弹嗖嗖嗖的从头上飞过，那长长的啸声划破玻璃一般的夜空。
我手里紧紧地握着枪，手掌都出汗了，好像涂了一层黏液似的。听到这纷纷飞来的子弹的啸声，我把头伏在湿漉漉的地上，那一刻，我感受到胸腔里有一种跳得十分急促的东西——我，我们会这样死去吗？瞬间的断想随心跳快速地起伏。随后，我用手在嘴边做成喇叭状，轻声呼喊通信兵：“杨超然，你还活着吗？”杨超然回应：“排长，我还活着。”我又呼喊各小组长，他们都回应说平安无事，我这才稍稍宽心了一些。
我又侧身转过来，并望向崖顶上方的天空，心想：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如若这样，我们会被乱枪射中吗？但那一刻钟，死亡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糕，我甚至觉得自己相当英勇和无畏。此时，道路、地堡、机枪、火炮、兵力，每个围绕着我的要素都掌握着我们的成败，仿佛有一条条看不见的细线将我和这些要素直接相连。那么，要不要向指挥部报告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呢？再等一等，说不定敌人并未真正发现我们，而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打开探照灯四面八方照射，紧接着来一阵狂乱扫射。我的判断没错。过一会后，敌人停止了探照和射击。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仰望天空，圆圆的月亮正绽放出仿佛幻想世界中才有的黄色光芒，那是月神在无声的微笑。一秒钟都不能再犹豫了，我命令全体队员迅速回撤。
安全地撤回到停车的位置时，黎明像打开的扇子一样扩散开来，天空一层薄薄的云彩下，满山逐渐发黄的树叶交织成绚丽无比的画面。我们乘车迅速离开了那片地域。
四
回到部队驻地是十月十八日上午，我将侦察到的详细情报向团作战指挥部又报告一遍。指挥部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战前编组：我带领四名侦察兵和杨超然被编到一营一连，另外五名侦察兵被编到一营二连。一连的这次任务是采取两面夹攻、穿插分割、短兵近战的战术手段歼灭卡龙之敌。而我带领的侦察兵（加一连一个班）作为一连的先头突击队——打头阵。两天的准备时间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编组，尔后明确各小组组织协同的方法；二是在沙盘上确定这次战斗的穿插路线、战术手段等；三是战前再动员。大家都纷纷宣誓：“要为国争光”“立功的时候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口号，鼓动突击队勇猛冲击。
十八日下午杨超然向我讲述了他坠洞的经历：“我转过身走了差不多十多步，一脚踩空，往下坠落的同时，拼命想抓住树枝和荆棘的藤蔓，却什么也没有抓住。心脏像被什么东西往下拉了一下，整个身体前部碰在洞穴的剌蓬上，脸上被刮得生疼，瞬间就直直落到了底部。此时，我才如梦般清醒了过来——我坠入了洞穴。我摸了摸电台和天线，都完好无损。有那么短暂的一会儿，我仰头看，洞穴上方有几颗星星一闪一闪。那道深邃的天河横亘在银河系中，自由自在。而此时的我，肺部和心胸间窒息阻塞，感到整个天空都沉沉降落下来了，感到脚底下是无底的深渊。我忽然想到了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洞内是负重，是不可自明。就在这么几分钟之内，我想了许多无边无际的问题。直到你将那根带圈的绳子放到我面前。”
是的，昨晚我们所经历的就是溶成一团的黑暗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是未开化的世界，你往前踏一步，或往后退一步，都有可能坠入无底黑洞，或悬崖。而且黑暗空间是语言形成之前的世界，所有的物体在这里都将退回到被赋予固有意义之前的状态。在这个蛮荒的世界里，物体不具备明确的轮廓，不再有边界，不再有位置，也不再有形态，变成了彼此不分的混沌。像初生婴儿来到世界的那种混沌。幸运的是，杨超然坠入的那个洞穴并不深，只受了一点皮伤。
十九日晚上，微风从西方吹来一片黑黑的卷云层，随即飘到树木上空，投射在大地上的暗沉沉、无限昏暗的暮色越来越黑、越来越浓了。有鸟儿在树枝上咕咕叫着。一切准备就绪后，临时住宿的地方显得无比寂静。但我感觉到紧张气氛依然弥漫在空气中，因为每个人的脸上都发生了变化。我想，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心中孕育和培养着战争即将撒下的种子吧——即便这粒种子生死未卜。这时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彼此一个轻松的神情就是一种鼓励。
我躺下不一会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还做了一个梦。不是梦到打仗，而是梦回故乡。时辰似乎是在黄昏，我在玉米地边等去世多年的妈妈。她说要送给我几穗玉米，如果路上肚子饿了可以充饥。不一会，她就拿着四个玉米穗子送到我手里，要我带走，并一再吩咐：“无论路途上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地挺过去。”我接过玉米穗子，眼泪花花地告别妈妈，就在我头也不回地向前迈步的时候，刹那间从梦中醒来。
我并不迷信梦，但这个梦始终像是一个预兆。直到现在，我会拿我生活中的许多奇遇与那次梦中妈妈说的话作联结，仿佛这句话就是一个无形的影子在时时追赶我，要我勇于克服困难，然后变得更好。
五
二十日凌晨两点十分，我们接到开命令，三个小时后，我们隐蔽地接近进攻出发阵地。又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抬眼往隘口看上去，传来震天动地的隆隆炮声，此时，我们每个战士都充满了一股力量——向前冲击的力量。大地尽情吸收着露水，各种花草都红红的，全都染上了浓浓的秋色，呈现出回光返照的颜色。而且一只蝴蝶被惊扰后醒来，张着翅膀，翩翩地落在我枪的准星上。要在平时，我会满怀欢心地仔细欣赏这些景色，而此刻，我无心看风景。我低头一看表，正好是七时三十分。再往身边的杨超然看去，他张着嘴，瞪眼看着我，眼神坚定。我向他举起手，示意很快会发起冲击。他点头表示知道我的用意。上级炮火急袭了五分钟时间，七时三十六分，当我方炮火向敌纵深暗堡、机枪掩体、炮兵阵地实施火力转移时，我向突击队发出“冲击——前进——”的命令。
这时，左邻二连在副营长陈升的率领下，迅速涉过克节朗河，直扑卡龙；右邻三连则在副教导员李兵的率领下，也迅速涉过克节朗河向南迂回攻击卡龙。我带领的突击分队由于草深林密，地形复杂，视线不良，不便判定方位，以致于七时五十六才分插到扯冬。而此时扯冬以南两百米的绒不丢据点之敌，又居高临下向三连射击，营指挥员为保障三连歼灭扯冬之敌，遂令我突击队、一连（欠一班）阻止绒不丢之敌。当我们插到绒不丢西侧，并靠近敌前沿阵地时，天光大亮，敌方发现了我们，战斗随即打响。战场任务是可以随时转换的。这叫什么的来着？对，叫灵活用兵。我举起小红旗，向突击队下达命令。我用小红旗在空中挥两下，机枪手就迅速跑到预定位置，在一块石头后面卧倒，用火力消灭和压制敌人。我再用红旗在空中挥三下，突击队就以一种复杂的运动路线向前短距离快速地跃进，恰在这时，从暗堡里射出一连串子弹有三分之一都打在了侦察战士王勇猛的身上。我听到子弹打中了他的身体，打在弹匣上，声音像某个钢琴键发出的音调。他迅速倒在一堆乱石头后，是不是死了？因为我听到他倒地的声音很沉重。他离我大概有四米远。“王勇猛，王勇猛——”我喊了几声，没有回应。暗堡里的火力越来越猛了，我趁势滚到左边一个土包后，子弹立刻打在土包前，扬起一团烟尘，挡住了我射击的视线。这个小土包暂时能保证我生命的安全，但印军一直在连续开枪，土包很快就会被击穿。就这样死去吗？不，我要冲到印军阵地内拼杀。这时，杨超然背着电台，冒着枪林弹雨跑向我这一侧，又一串子弹射向他，他一个卧倒后，迅速接近我。我一看，在这么密集的子弹之下，他竟然没有受伤。犹如天兵天将一般。
我大声喊：“杨超然，你不要命了吗？”
“我命不是好好的吗？排长。”
“你这样横向运动太危险了。”
“战争没有不危险的。”
“你赶紧垒石头，暗堡火力还那么猛。”
只见杨超然将电台取下，并向上级报告了战斗情况。然后他用工兵锹快速地挖掩体。我感到惊讶，他像猴子踩火一样在弹雨中横穿过来，而且人与电台都完好无损，简直就是一种狗屎运。而我的战友王勇猛，平时战技术水平相当不错，结果呢？不知道留给我的运气有多少，虽然我们采取了灵活的战技术向印军冲击，但在乱枪中，说不定某一粒子弹就射穿了我。我默念希望菩萨保佑我今天走运。
我迅速翻了一个身，一串子弹立刻射向我，不过没有射中，而是从身边飞过去了。在这紧要关头，一连在我们右翼向绒不丢发起了冲击。冲在前面的部分战友倒下了，后边的紧跟着往前冲。我向突击队下达向敌前沿左翼冲击的命令。这时，王勇猛突然从刚才卧倒的那地方带着一股怒火跃起。原来他没有死。这阵子，每一个突击队员都再度兴奋起来，像比赛一样快速地冲向印军地堡，而死亡看起来已经不那么害怕了。侦察队先头工兵向印军前沿暗堡投掷烟幕弹。刚冒烟，印军就觉察到我们想干什么了，于是加大了火力。尽管有烟雾做掩护，在这种地形上冲击还是很容易被击中。所以，烟雾的作用其实不很大，但至在少发烟那一阵，让我们有机会快速接近地堡。冲击最激烈的时候，往往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时候。此时，如果我们不采取灵活的战术手段，而是一味地向前冲，势必会牺牲更多的战士。而印军则依托阵地和坚固的地堡，打打停停。但看似停下射击的间歇，他们其实在观察我们的行动，毕竟他们也是职业军人。现在希望就在眼前，应该要更有耐心等待冲击时机。在有活下去的机会时死去，这不显得更遗憾吗？
又一排排子弹射向我们，我命令四Ｏ火箭筒、轻型喷火器将敌连指挥所东西两侧的两个大地堡及附近的小地堡摧毁，一部分突击队快速占领了敌连指挥所东北侧一线。当然，我们突击队也有几人受伤了，其中就有杨超然腿部中弹，经包扎处理后，还能勉强行走，他一瘸一拐地跟着我。“你还能不能继续战斗？”我问他。“暂时无大碍。”他说。我当时的左臂也受伤了，但我咬牙坚持着。我向上级报告了当前情况。就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分钟，印军在我们的压制打击下，火力开始减弱。我们趁机迅速越过第一道堑壕，并对印军地堡进行了包抄，但地堡里还有零星枪声响起。为彻底消灭残敌，我们将手榴弹精准地扔向地堡，一阵沉闷的爆炸声响过后，我们用印地语大声呼喊投降。不一会，一队队印军举着手，分别从不同的地堡里走出来了，个个灰头土脸，胡子拉碴。经清点，一共有十七人。我安排小分队迅速进入堑壕和地堡肃清敌人，通过清查，印军共伤亡人员十五人。
与此同时，一连也快速地占领了右翼阵地。根据当前态势，我指挥突击队支援一连又向纵深猛插，乘胜歼敌，连续攻占了十个地堡，并逼近到敌营指挥所的西北侧。敌人依托营指挥所的四个大地堡及其附近的小地堡以轻重机枪的密集火力向一连射击。我立即组织火力掩护，并摧毁了敌营指挥所东西两侧的两个大地堡及附近的小地堡，一连先头攻击分队迅速占领了敌营指挥所东北侧一线。这时，突击队班长冯云山带队向敌猛冲，冲击时头部负重伤，我看见他倒下后，还用手势继续指挥全班攻击前进。在这紧要关头，侦察组长王勇猛带领战士挺身而出，他指挥侦察战士李世安、唐方武和谢满堂压好子弹，又准备好手榴弹，才沿交通壕向敌营指挥所最后的一个大地堡接近，当李世安进到大地堡附近时，中弹倒地。怒火在我心中燃烧。我迅速指挥其余战士冲击。当我冲到王勇猛和李世安的面前时，他们趴在地上，眼睛大睁，以一个英勇的战士应有的姿态面向敌人。我和杨超然把他俩翻过来一看，已经死了。我对着他俩说：“战友，你们先在这里躺一会，等战争胜利后，我会护送你们回家。”说完后，我继续向前冲击，忽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左腿，我倒下了，疼得昏了过去。
那一刻在我的胸腔里，冲锋之前跳得十分急促的东西，好像麻木了，除了嘴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血的咸味，除了遍地野草在身旁旋转，除了满耳朵的冲杀声和左脚疼痛以外，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待我清醒过来后，看护着我的是杨超然，还有连长、指导员，以及其他战友。“排长，你终于醒来了。我们已经占领了敌阵地，战斗胜利了。”他带着既笑又哭的混合表情大声说。“噢——太好了！噢——太好了！”我紧握双拳，忍着疼痛发出高吭而嘹亮的呐喊，好让心中的喜悦如火山爆发一般发泄出来。
这次战斗攻克地堡二十七个，俘虏印军四十八人，歼灭印军五十五人，缴获火炮六门、轻重机枪六挺、九Ｏ火箭筒五具、各种枪五十五支。当然，这一仗，我们突击队及一连的代价是九死十二伤。我因此获得一等战功，杨超然也获得了一等战功。其他牺牲的战友则被授予英雄称号。
六
战后，我和杨超然分别住进了野战医院。其实我的腿部伤不重，当时只是子弹从肌肉上穿过，只需打点消炎针就能恢复行走。杨超然则不同，他的伤更重一些，不但腿部受伤，头部也受了伤。在我恢复行走之后，每天都去他那个科室看他。他伤情逐渐稳定后，跟我聊了一些自己的事情。
他家里有母亲和小他两岁的妹妹。他父亲也是一名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立过功，转业后安置在本乡武装部。上班没两年，全身长满了疙瘩，到处找偏方治，又到医院看，都不管用。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一岁。他父亲的离世意味着他少年时代的结束。
他讲的时候，我分明听到他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翻腾，咕噜咕噜的那种翻腾。他用右手摸了摸受伤的头部，像要将疼痛压住似的。而他嘴唇却不停地哆嗦。他没再往下讲了，两眼长久地望着窗外，像在搜寻他渴望的东西。
“满服役期后，你想干什么？”我转变话题问他。
“我嘛......到时候看吧。”他眯起眼睛。
“怎么理解你的意思？”
他没有作答。我也没有再问。后来的一段时间，他的病情一直不稳定，一会发烧，一会头部剧烈疼痛。在他稍稍好些的时候，偶尔也会聊到过去，我们发现刚刚过去的战争的话题悄悄回来了，我们回到昨天。仿佛一切从未改变，仿佛时光并不匆匆。我一直在思索我们曾经战斗的足迹，这足迹是否保持不变，或者在我们身体康复后，这些战场的影像，会不会在重新开始的军旅生涯中渐渐消失。而记忆是否和黑夜、陡峭的山坡一样稳定，抑或会迅速腐败，被替代，被覆盖？这让我焦虑难安，因为我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一天晚上我醒来后，听到他不停地叫唤。我轻步走进病房，医生护士正围着他。他全身蜷缩着，浑身冰冷，双手拉着床单，嘴巴张着，他在流泪。一个词卡在他的嘴边，他吞吞吐吐的，想说却说不出来。我想我也尖叫了，呼吸很痛。
他双眼混沌地看着我。“排长来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出这句话。有那么一刻，我感到我体内升起一股令人眩晕的恐慌。我把它甩开。然后想他说的“排长来了”这句话的重量——可同时，我又感到有关死亡的词汇在脑中汇集。但我仍抱着希望，希望蜷缩着的他重新站起来，站成一道八尺男儿威武的身姿。那时，我的语言已经无法同我在黑暗里感受到的伤心与痛苦合而为一了。我脸上发烧，而身边的世界停止转动。我眼泪花花地握着他的手说：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的好战友。”
“嗯”他微弱地应了一声。
后来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而且呼吸极弱。直到下半夜，他突然又清醒了过来。我呼喊他，没有回应。我又呼喊，他才微微一笑：“排长，你多保重。”这句话极其清晰。蓦然，他的双手从床的边缘垂了下来。我看着他的唇，极弱地一张一翕，之后便静止了动作。慢慢的，眼皮也往下合，合成一条永恒的线......
如今回望，这段岁月就像一场晨梦，消失在遥远的记忆之中。还好，我有记日记的习惯，而日记本里的文字正好可以让英勇的事迹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