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淡淡的玻璃月光

那一片淡淡的玻璃月光

山竹

今年的中秋节和教师节是一天，中秋节遇上教师节，本世纪是第一次。

人一生的成长，启蒙的作用不可或缺，我是幸运的，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我所在的村子很小，总共不到200口人。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村的女老师呆了二年调走了。我们村又来了个新老师。

那时的我正是讨人嫌的年龄，从一堆看新老师的大人中间挤进去，打量着她。齐耳短发，跟母亲差不多年纪，穿着一件碎花衬衣，蓝裤子。白白净净的圆脸盘儿，浓眉大眼，最显眼的是右眉梢末端的一颗黑痣，有豌豆大小，怀里抱着一个男孩子，边上还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她看见我就问：“几岁啦？”我被突如其来地一问，竟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八岁啦。”“哦，这么瘦小。我以为六岁多呢。”当时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脱口而出：“我都上了半年学了。”语气里带了对老师说我六岁的不满。老师没恼，轻轻地笑了，一笑，露出两颗虎牙，让我莫名地温暖，我就觉得跟老师的距离一下子近了许多。

打那以后，她就教我们了。她告诉我们她姓张，我们记住了，但只叫老师不带姓。学校就一位老师，又不会喊错。小学校只有三间房，隔成两间，一间教员室，两间教室。当时的房子6尺的排间，9尺的进深。为了管理学生方便，也为了居住宽敞，打通成顺山大炕，张老师干脆跟我们搅在一起，白天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她们娘仨的卧室。

老师说话声音不高，也很少批评学生。她给我们上课，先从拼音开始。她讲课是很好听的语调，后来才知道那叫普通话。作业都是面批面改。

她对学生和俩孩子都很温和。学生学不会，她自己倒气得直哭。小儿子老哭，老师轻轻地说一句：“二只不哭了，再哭，让哥哥姐姐看见你的歪嘴嘴呀。”二只真的立马不哭了，真神！现在想来，哪个孩子哭的时候，嘴不是一歪就是一扁，哪有好看的？听大人们说，老师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是个代教。但在我们眼里，代教、民办教师、正式老师都一样，都是老师。

我们这个小村子，一共30多个学生，念的是复式班，一至五年级全在一起上课。一二三年级在炕上，四五年级在地下。高年级上课的时候，我的耳朵老是支楞着，生怕漏掉一句。自己作业本上的字迹反倒是歪歪扭扭，不忍直视。老师把我叫过来：“樱子，你要是能把听高年级课的心，匀出来一点儿认真写字，你的字就不会这么丑啦。。”说完轻轻地叹一口气。我马上脸一红，和所有同学一样，我就怕老师难过叹气。从那以后，我开始认真写字，高年级的课还是照听不误。有一次老师提问四年级背课文，那个同学吭哧了半天也接不下来。我听着实在难受，就背了下去。老师看了我一眼，对那个同学说：“老大的个子了，让二年级的小学生背下来了。你还不加把劲儿啊？”

村里有老师、学校，这个村就有了灵魂，有了希望。

庄稼人不管春夏秋冬，都是两顿饭。下午四五点就吃完饭了，离睡觉还有很长的时间。大人们就聚在学校院里跟老师说着闲话。小孩子们也跟着大人在学校院里疯跑。跑累了就坐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说话。学校院是村里唯一一块比较大比较平整的地方，我们天天轮流值日，打扫得干干净净。村里上了年纪的老汉们就问老师：“老师，你看咱们这小村薄舍的，有个能靠书吃饭的人没？”老师指了指我说：“这个孩子还不错。”我没太懂，只记得母亲当时说了一句：“她疯子一样，还能念成个书？想也不想的。”

我是那种怎么努力都打不了满分的学生。老是98、99，总有点儿毛病。老师说：“樱子，你多会儿能得个100分儿啊？”轻轻叹气，我照例红了脸，低下头不说话。其实我也很想啊，可就是得不了100分儿。我升到三年级，有一次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仅仅得了90分儿，我以为老师又要叹气，心里忐忑不安。老师却表扬了我，她说：“今天的题有点儿难，但同学们答的都还不错，虽然樱子只有90分，但那是真的。”几个高分儿同学低下了头。下了课，她们几个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说：“你咋做也对，考了90分儿是真的，我们的98、99也是假的。”我自己也有点儿发懵，无言以对，这几个同学们好几天都不跟我玩儿。后来才知道，考试题的类型和例题一样，他们几个偷偷看书，连答案也直接搬上去了。老师的夸奖让我以后都以作弊为耻。

老师除了假期会回家，平时就在村里。她爱人在公社的供销社上班，有时周末会来。老师有很多的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她给我们做好多好玩儿的东西。用纸箱和自制的浆糊做大头宝宝，最后一层糊上白麻纸，抹上红脸蛋，画上黑眉毛、红嘴唇，眼睛的地方留两个洞。学生们个子小，大头宝宝戴在头上占了身体的1/3。一个个大头宝宝摇晃着脑袋扭秧歌，笑哈哈的好玩极了，也惬意极了。她教我们唱歌，我们跑调了，她就照着谱子唱一遍，然后再纠正我们。明明是“1-2-3”，她偏读成：“哆-来-咪”，新奇又有意思。她用粗细均匀、长短相同的杨树枝，红墨水染半截，蓝墨水染半截，做成接力棒，让同学们在场面里接力赛。领着我们背唐诗，隔一段时间，我们跟着她读好的文章段落，说是朗诵，还比赛谁读的好。从二年级下学期，她让学生们写日记，大家很发愁，她说：“写一句也好啊，就跟造句子一样，写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没什么难的。”上了三年级她就开始给我们写范文。晴天什么样，阴天什么样，雨天又是什么样儿，这样子训练一段，同学们都慢慢地会写一些短文了。

记得有一次出去打柴，回来要求我们写《打柴记》。打柴的过程中，我丝毫没有偷懒，但打的柴比别的同学少，而且乱七八糟，就像老鸹窝。看到许多同学的柴又多又整齐，心里羡慕极了。回来后，柴都放在场院里，老师让同学们评比看看谁打的多，同学们异口同声地指向那位最多的同学。谁打的最少？同学们一起指向我。那几个平时看老师夸我气不顺的同学，喊得最凶。老师说：“樱子确实是最少的，下次要好好努力哦。”又对那几个同学说：“每个人能力不一样，不要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尽力就好。”老师让那个打柴最多的同学做了劳动委员。

转眼到了五年级。我被选拔参加联区的奥数竞赛，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道复杂的四则混合运算题。最后一步8/12化成最简分数，我就等于1/3。那时的阅卷，只要结果错了，整道题全扣分儿。满分一百，5分就这么丢了。回到学校我向老师承认我的粗心大意。她看着我快哭的样子，叹了口气说：“你呀，多会儿能改掉这个毛病啊？你连笔都不动就口算，口算又不认真，这可是大毛病啊，不改要吃大亏的。”当时的我，真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

初中到离村二里地的中学上。每天走读，每周去老师家一次是肯定的。不管是学习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事儿，都跟老师说。大事小情跟老师说的不仅仅是我，全村人大多是这个样子。老师是全村人的老师，代写书信，调解纠纷，夫妻矛盾、姑嫂婆媳矛盾，老师成了正义与公平的化身。每年过完正月十五老师来了，根本轮不到自己做饭。请吃饭的人一直排到二月二，有的人家还是轮不上。天气热了，年货变味了，还是轮不上那就只能待来年了。憨厚的村民把对老师的感谢，浓缩在那顿精心准备的饭里，同学们都以能请到老师吃饭为荣。

老师在我们村儿一呆就是六七年。大概上天一定要让老师的那句“这个孩子还不错”变成现实，上初中我又遇到了另一位对我极好的朱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的性格跟张老师完全相反，不是直而是太直，根本不给你留一点情面。每当我在校园里疯玩时，他就叫住我：“成天就知道疯玩儿，多看一会儿书还怕不当呢？”刚刚还兴高采烈的我立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得走回教室怏怏地拿起书本。朱老师把他上师范的《文学与写作》给我：“多看看，省得抓耳挠腮没事儿干。”初二的时候，张老师转成正式教师也调到了中心校，给初二代物理。从小习惯了她慢声细语的教学方式，能量守恒运算、电路图简化、左右手定则，从来不是问题。朱老师让我多记忆，张老师让我做练习题，我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玩性，把心思转移到学习上。

初三县剧团下来要人，几个同学拉着我一起去面试，不曾想我被选上了。张老师很高兴，她本来就喜欢音乐。班主任很生气，上课前十分钟肯定在骂我，不指名地骂，但所有人都知道是骂我。什么“好好的书不读，偏要朝南一声朝北一声，那叫下九流！”什么“二两行李卷，盖不烂也捆烂了”“这山望见那山高”等等诸如此类，不愧是语文老师，骂多久也没有重复的句子。这，还用点名吗？我这人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的犟劲儿上来了，任你说出大天来，我自岿然不动。依旧我行我素：上自习练歌。班主任见骂我不管用，不知怎么和我母亲联系上了。进城考试的那天，母亲放下地里的活，不让我出门，估摸着唯一的一趟进城的公共汽车时间点过了，把我一个人晾在家里下地了。我心里那个气呀。我觉得更对不起的是张老师，她陪我整整练了一个月。

第二天放学后我到了张老师家，没等老师说话，我就哭着告诉老师，我妈妈不让我进城去考试。张老师又是那样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我也知道考上学校更好，但难度更大。我是想着这毕竟也是跳出农村的一条路，再说我就是想让你试一试啊，不一定要去的，毕竟练了这么久。我知道你没钱，给你连来回的路费和饭费也准备好了。”面对老师的推心置腹与为我设身处地地着想，我无言以对。那一晚，我没有回家，俩人就在院子里坐着。记得那天的月亮早早的上来了，它把淡淡的清辉洒向大地，柔柔地看着在它怀抱里的万物。

在老师家里吃过多少次饭，住过多少次，我记不清了。我记得，老师做的烙饼很好吃，那时候烙饼可是稀罕美食，全凭她爱人是供销社正式工人，才能吃到。他们家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那滋味到现在都记得。记得去年《朔州作家》平台，同题诗《曾经的温暖》我就写了这件事，诗是这样的：

六月，火辣的太阳

白花花的

风和云都静了下来

万物烤得吱吱冒烟

小女孩望着对面山坡

依稀的人影忽隐忽现

她无望地低头

守着咕咕乱叫的肚子

用指头比划着

“吃吧，孩子”

温和的声音响起

小女孩的鼻翼不自觉地翕动

慌忙站起，语无伦次“不…不……”

老师齐耳短发散发着

丁香花的味道，微笑

“俩孩子吃不了的”

小女孩分明看见

老师背后俩孩子不舍的眼神

她把半块烙饼

抠成指甲盖大小

葱香、油香、面粉香

连同那句善意的谎言

一起咀嚼

任它们在舌尖融合、炸裂成

一种永久的滋味

长成心头的血肉

翠儿老师点评：善意会以善意的形式传播开去，所以加油，写出更好的诗，让读的人和你一起记住善意的味道。

上了师范，每个假期回来总要看看两位老师。朱老师像严父，张老师像慈母。都是女性，我跟张老师联系就更频繁一些。1998年她来我这住了几天，我们在平朔公园留了影。老师发福了，跟她站在一块儿显得我营养不良似的。

1999年的正月，张老师的爱人给我打个电话，说张老师病了。我立马赶到忻州市地区医院。医院里静静的，楼道里的灯光惨白惨白的，就像我当时惨淡的心情。医生说张老师脑出血，抢救及时，命是保住了。我看着躺在急救室留观的老师，一动不动，恐惧还是攫住了我的心。我不敢睡着，生怕自己睡过去，再也见不到张老师了。我也不能接受医生说的“以后很可能半边身子不听指挥，也不能正常行走，家人们要好好照顾”的话，我不知道一向要强的张老师，知道真相后会怎样？我真怕医生的话变为现实。

事实真的被医生不幸言中，张老师出院以后养了好久，也只能在别人的搀扶下勉强上个厕所。但老师比我想象的要坚强许多，她经常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最近又买了xx药，可管用了，再有一个月就好了”。我咽下心中的苦涩，欢声笑语：“就是，再过一个月，老师弹琴我唱歌。”“嗯，好的。”她含糊不清的吐字里带着期待，带着欢喜。

可我的老师再也没能正常起来。每一年我都去看她，每一次她都很快乐，她爱人悄悄地跟我说：“你来了她就高兴了，平时可不是这样。”我真诚地说：“老师（我称呼老师的爱人也为老师），辛苦您啦。”他说：“辛苦倒没什么，只是你也知道她是个多要强的人啊，看着她这样，我难受。”我一时黯然，也只剩黯然。

老师很幸运，她的爱人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照顾她无微不至，从他的脸上永远看不到一丝厌烦，永远是快快乐乐的。有一次在她家吃糕，老师的爱人说：“你吃上半个吧，这东西耐饥。”张老师一个全吃完了，还要吃，他改口说：“哦，糕不大，吃两个也行吧。”第二个吃完了还想吃，我忍不住说：“老师，下次再吃吧，担心不好消化。”张老师孩子一样：“我还想吃。”他笑嘻嘻地：“好，那就再吃一个，就剩最后一个了，想吃也没了”，像哄孩子一样，一边拿眼光示意我拿开，我会意地装作倒水，把盘子里的糕收起来。

2019年秋季的一天，我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不知为什么，她开口就数落我，我竟一时没反应过来。当时正好有人在场，我说：“您等会儿，我现在有事，一会儿给您回过去。”谁知现在的我忘性比记性大，当天忘了。第二天发微信过去，却发现她把我拉黑了。我发短信也没有回应。我搞不清楚什么状况。这一个电话，也让我前前后后审视自己，做错什么了吗？

10月的一天，我正准备抽时间去看她，有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没接，又一次打过来，我接起来。老师爱人熟悉的声音传过来：“我考虑很久，还是决定给你打这个电话。”

我张口就问：“张老师出什么事儿啦？”

他说：“估计是不行了。糊涂一阵儿，清醒一阵儿，老念叨你，我觉得我得给你打这个电话。她上次那样数落你，我就在边儿上，我不敢劝说她，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旧手机丢了，孩子们给换了个新的，你的电话是我好不容易在本子上找到的”。我打断他，急切地问：“不说这些了，在哪个医院？明天一早出发不晚吧？”他说：“医生说三两天没事儿。”

那一个晚上，我没有睡踏实，噩梦连连。

第二天一早赶到医院，走进病房，看见老师躺在病床上，盖着被子，几乎看不出起伏。想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一个人竟然消瘦如斯，鼻子里插着管子，灰白色的头发散在枕头上。她看见我眼里有了光，含糊不清地叫着我的小名儿：“樱子，你来了？”我点点头坐在她身边。“看看我成啥样啦，好不了啦。”我忍住心酸，强笑：“您放心，医生说，您很快就能出院了。”她笑了，露出黑黑的门牙洞。

我从老师爱人口里知道，老师上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就又病了，她在两个儿子的家里来回住，有时在太原有时又在忻州，这也是我联系不上她，没有及时去看她的原因。有一位我很敬重的书友说过一句话：“父母临走时，总要做些让你不痛快的事情，让你在他们走后减少怀念。”老师或许也是这个样子的吧？但这个小插曲丝毫不会减少我对老师的怀念，对老师给我的关爱与教诲来说，它实在小得不能再小。

老师走了。或许是我年龄也大了，看惯了生离死别，我的心里解脱大于悲伤。她终于解脱了。我知道，她看似柔弱，但骨子里很要强。对于多才多艺、老三届高中生的她怎么就只是一个代教，我从来没问过。一个极端要强的人，缠绵病榻20多年，那是多大的痛苦！还好，有一个疼她的丈夫照顾着她。大概就是她善良、正直、无私付出的福报吧，她的这种品质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朱老师去世是在十二年前，我在他去世七年之后，才能正视他不在的事实。在那一年的教师节写了一篇《师殇》怀念他。而今，在张老师去世不到三年的日子写下一些文字，不是少了怀念，而是多了对生死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村自张老师调走后，再没有像样的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人们怀念张老师在村里的日子，我把张老师走了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一直念叨着：“可惜的，这么个人走了，年龄也不算大，那可真是个好人。”我不知怎样描述我的老师，那天在“洪涛诗社”群里看到一首汪莘的诗，那一句“金风玉露玻璃月”里的“玻璃月”击中了我的心。尽管解释各有不同，但不管它是在天上玻璃样干净的圆盘，还是玻璃一样的湖水里明澈的月亮，总之不炽烈不耀眼，温温柔柔把它的光辉毫无保留地发散出来。“玻璃月”里的玻璃，就像林黛玉解释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直”与“圆”一样，换了“玻璃”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准确的说又说不出来，总之那是一种忘不掉的、恬淡的、富有诗意的美。

我的心里，我的老师不就是那一片淡淡的玻璃月光吗？今天教师节和中秋节相逢了，您在天上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