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刊》征文

我是一个农民工，1990年因为在江苏无锡石塘湾梅径村从事了一份制作面筋生麩的工作，虽然那工作很苦，但也少有人竞争所以很稳定，就报名了《诗刊》的刊授学习，第二年春就以学员的名义在《诗刊》发了一首名叫《爱情》的小诗，十月份就受邀参加了由柯岩主编的《人生咨询》杂志社在北京石景山装甲兵司令部举办的笔会。兴记得当年来自全国的老中青诗友们欢喜到了何等地步，除了三五成群一起讨论诗歌之外，还好几次因为大家无意中凑到一起就演变成了联欢晚会，连门口走廊都有人在朗诵诗歌、唱歌、跳舞、小品甚至比武……我除了参加了几场比武并且获胜之外，也朗诵并演唱了几首慷慨激昂以及婉约的诗与歌，甚至还有人称我唱歌的天分远在我的诗写之上。可惜我没法进入唱歌的门道，写诗却是只要有纸笔就行的。那次在北京，我还带着两个小诗友去《北京文学》和《青年文学》拜见了我的刊授老师，也去了天安门、故宫，对故宫里的那些龙蟠虬曲的古柏惊羡不已，接着还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也随组织去过长城。回家之后，又很快收到与会诗友们附带诗歌的信以及全国各地的笔会邀请（我都没参加）。记得从那时开始到第二年年底我都写过五百多封信，全身心都得以超水平发挥。

那次笔会请来了五位专家改稿，其中李小雨、王家新、周所同、邹静之都是《诗刊》编辑，还有一位是《人民日报·副刊》诗歌编辑组组长周*健。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年纪最大，穿着一件平常的黑色上衣，朴实得像个农民，却谁知他总能三言两语地把任何一首诗说到点子上，让人只有信服的份。他对我的一首名叫《献给易木玉》的诗大加赞赏，却对结尾一段很不看好，说我要尽量跟唱歌一样不要一开始就大吼大叫，以免底气不足后继无力。他还叫我把我那首诗念给大家听，又叫我坐在他身边，一边看他改稿，一边等着遇上好诗再念给大家听。那次改稿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又是我到目前为止所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所以印象至为深刻。

会后吃过午饭，我又带着几首诗，想请我最钦佩的诗人王家新看看，他说一上午突击看稿有点累了，请我让他歇口气。我就坐在一边等着，谁知有人把他叫走了，我也就没能让他指点我的诗。

那次笔会虽然不在诗刊社，却是我见到诗刊人最多的一次，隔天还有张志民、邹荻帆讲座，后来也有朱先树、韩作荣以及任洪渊的讲座。任洪渊对诗歌提出了一定要找到女娲的语言以及用刀割破水的语言诉求。这种硬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苦心孤诣，对我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我本也隐约以为写诗就是一种非要于无声处听惊雷又要切合实际的心灵折磨以致出神入化。而朱先树给我的印象更是无与伦比。他是以在会人员递纸条提问题的方式讲课的，可以说他那头脑只要是与诗和文学有关的问题都能不假思索地对答如流，而且句句都像用刀割破了水，以至台下不断地掌声雷动。下课前，那个毕业于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时任《人生咨询》编辑兼笔会主持人的诗人兰波一改他那平时极其洪亮而且煽情的风格说了一句非常委婉恳切的话：请各位诗友通融一下，朱先树老师马上就要出国访学去机场，请不要再劳烦他签名了。谁知大家一听这话都疯了似地飞上讲台要求签名，搞得朱先树招架不住，只好说：我还没买机票，顶多这次不出国，也要满足各位诗友的愿望。那情景远比挤火车挤公交上轮船还要蔚为壮观，估计任何大明星出场的效应也不过如此，那可是拥有一千多人的大会场啊，谁说诗人就只配拥有寂寞和孤独？我也不甘落后地求得了签名，真是一生值得！

第二次上北京是参加一度被评为全国十大诗人之一的叶文福在北京煤矿工业大学举办的笔会。开会典礼时，主席台上还被请来了二十四位北京大名人，其中一位还是北京军区的少将（因为叶文福是军队作家，据说还是迟浩田的外孙女婿），还有一位真正鹤发童颜白须垂胸的楚辞专家文怀沙，一位已故大诗人郭小川的妻子杜惠，主要发言人还是文怀沙。文怀沙说中国的学习方法自古不外乎两种，那就是风和骚。风的学习方法就是无孔不入，也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也；骚的学习方法就是要永远向年轻人学习。杜惠只给我们说了一句祝福大家此次进京都有好的收获。好在她走下主席台就坐在了我身边，和我轻声说了两小句话，并给我写下了她在《光明日报》的家庭住址和电话。看她已是年逾古稀，还在笔记本上记个不停，估计还有可能在《光明日报》发一篇专题，真的让我无语感慨。这次笔会也有韩作荣老师的讲座，他讲得最认真也最有内涵，当时我就觉得他肯定还会升迁，后来真的成了《诗刊》副主编。但由于他讲课不带煽动性，与会者也不太热烈。再说他一会就要抽一支不带嘴的大前门，牙齿也有点黑。不过，我两次听他讲课都曾用心地做了笔记，他也几次向我投来会心的一瞥，证明他看似很平常，却是十分地灵性。下课时，我也是第一个请他签名的，他还侧身抬头看了我一眼，估计是对我在1991年听他讲课也特别认真的样子还有好感，但要求他签名的人不多也不少，我也就不便和他说话，虽然很清楚再不和他说话以后就怕没机会了！那次来讲课的还有鲁迅文学院的留美女博士教授黄文华。黄文华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再跟美国垮掉的一代和中国“文革”时期的青年那样总是苦闷彷徨寻找自我，要马上行动起来，利用每一天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和创造，紧跟时代的步伐。除此，还有北师大副教授王富仁以及诗人牛汉和很有点像是初版《三国演义》电视剧中雪白精灵的周公瑾的诗评家唐晓渡，还有我非常喜爱的有中国巴尔扎克之称的大小说家梁晓声，以至我都没等他讲完课就提前出门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准确无误地迎头请他签下了他的大名（回头我还请雷霆老师介绍我去拜梁晓声为师，可惜雷霆说他不认识梁晓声，没法介绍）。梁晓声那番关于北京大学生运动的话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他说在位的大多是青年才俊，有那多余的精力就该尽量多读几本好书，有那多余的闲钱就该尽量多买几本好书，要不就买几件衣裳和生活必需品也好，不要动不动就争先恐后趋之若鹜惹是生非地参加什么社会活动。从几次学生运动来看，我们中国的大学简直就是幼儿园！不过，那次最多的还是那个身材高大更兼满脸络腮胡有点像是上将王震的叶文福本人那惊心动魄震耳欲聋吼声如雷的演讲，他动不动就能让老中青与会人员掌声如潮泪流满面，让人感觉着，那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大诗人非他莫属！那时正值署假期间，有个正午突然停电，他也是慷慨激昂到全身就像水里捞起来的一样，简直连麦克风都能传达他那头发滴水的声音。我也多次被他感动却又害怕自己没啥本事就想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地舍身报国，并在临死之前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祖国啊，我要——燃——烧！结果，我出了大门去食堂就迷了路。

这次我还意外地遇上了白烨。是不是那个大评论家白烨不知道，当时他只是作为年轻人在为叶文福义务帮忙，而且忙得午饭时只吃过一瓶酸奶。我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才请他看了我的那首发在《青年诗人》上的亲情诗《腊月想家》。他对我那首诗很欣赏，因而举一反三地对我说了很多，以至天黑了，人家都叫他吃饭去了。他虽出了门，还在门外跟我说了不少，都让我自觉耽误他吃饭很不好意思，何况我已吃过。当他被同事再三催促时，竟好像把我当作与他一起想家的老乡那样地用老家话把“一会”说成了“一停”，一停就过去，你们先吃，并在对我的那首诗又说了几句之后才和我告别，还说这次没有尽兴下次再作补充，并叫我记住他叫白烨，要是搞不清哪个“烨”字，就记住白天和夜晚就行——真正一个文学狂的形象哦，天哪！不过，据说那次笔会被邀在列的还有王蒙、刘震云和王燕生，可惜都因故没来。

我在《诗刊》学习了五年，最后两年也参加了《人民文学》小说班的学习，拜上了商震老师。他为我在《人民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叫《活见鬼》的短篇小说。他对我说：可以看得出你习惯用小人物的小阴谋诡计来揭示这个世界的人心险恶，因此值得推荐。我后来还问过雷霆老师，商震在《人民文学》任什么职位？雷霆说他可能不是编内的，是编内的他都认识。可见商震老师有多厉害！没过几年竟从编外人士一跃而成《人民文学》主编，继而又是《诗刊》主编。可惜商震给我推荐的那一篇竟成了我迄今为止唯一上刊的小说，因为过了那年，我就被迫离开无锡也决心暂别文学去做不锈钢装潢了。虽是接到无锡的车间主任电话说我来了一笔《人民文学》的稿费，我却没时间回无锡就叫他退回去了……说来有点伤心，天不让我走一条顺心的路，我也无能感动上天给我腾出一条哪怕进二退一并且极尽曲折却终能到达的路……那可是我唯一的一笔来自人文的稿费啊！

我在《诗刊》五年共有四位老师。第一年是《北京文学》的杨俊卿，笔名晓晴，第二年是《青年文学》的赵日升。赵日升说我太不注重语言了，要知道那老杜还语不惊人誓不休，何况我等，何况你们！第三个老师是林莽，他第一次给我回信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读你的诗就像读你的姓名，真的是洪波涌起，激情澎湃。那首诗是写给女诗人伊蕾的，篇名就叫《致伊蕾》，但他也叫我最好不要写出她的真名。

第四第五个老师都是雷霆，他是真正和我有了师生情谊的人了。我想说，雷霆在《诗刊》工作如何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他是个难得的好人，比起我后来上网遇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一字不顺就要拉帮结伙不惜以一生代价杀人灭口的网络诗人们简直就算菩萨了！就好像各行各业的人都已坏过了瘾，他们也要借着网络这股东风尽情坏一下才不吃亏。有些败德文人看到有些同志十分艰难困苦同时也很用功而且有才华需要帮助，就极尽全力拉他走歪路。如果人家歪不了，就要尽力打压。我做了十多年生意也做了十年股票甚至现货，自信要比一般诗人冷静，但都差点被人逼疯了。根据股市循环理论，等到文人也坏过了瘾，恐怕社会又要清纯了。

我第三次上北京就是去见雷霆，首先却在《诗刊》会议室门口见到了朱先树。我知道朱先树抽烟（记得他抽的是比韩作荣高几个档次的555牌香烟），就递给他一支，他也就在那一支烟的时间里和我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说他有事不能多陪，但愿以后有机会品读我的诗。接下来，我就走向雷霆所在的编辑室，雷霆马上把我引向另一个大概是由寇宗鄂、王燕生任主任的小编辑室。那里有一个在《诗刊》聘用期的穿着军大衣披着长头发的青年编辑（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姓名），目的是让他给我在北京找一个临时的油漆工作，以便先立足再发展。接下来我再进入雷霆的编辑室，进门就对靠近门口的周所同和邹静之老师问好并递香烟，接着也给李小雨、梅绍静问好，还有一位好像是来串门的李惠芬老师。当时李小雨和雷霆老师都在奉劝梅老师身体不好了，不要担任太多刊授工作了，但梅老师看来也是少有的大好人，她还就为培养青年诗人乐此不疲，回信也远比一般老师认真地举一反三。就可惜我今生没能成为她的学生，再后来，人文和诗刊的刊授工作也都停办了，我还因此对雷霆说过，我已无家可归了！接下来，我就坐到雷霆对面请他给我看了一大本诗的笔记本。他大约用了十几分钟看完我的大约三百多首诗，回头再跟我说那被他折过的一首名叫《活雷锋》的讽剌诗还有点社会意义，要是前两年，再下点功夫还是可以发表的。不过，他也说了，这社会是够乱的了，我们文学人可不能给社会添乱，要尽量地淡，老是愤怒可不行。不要太担心中国安危，中国有很强的包容性，自古因为列强不断入侵，反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不要担心写诗会让人变成孔乙己，诗是可以教会人生活的。文学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可以交流活法。有些西方名著根本不能引进中国，它会给中国读者带来坏影响，要学会去芜取精。现代诗最主要的法则就是要把形容词、连接词、副词统统砍掉。要想学写小说，不妨多读林芹澜，他的小说很有朦胧诗的意味。除此他还对我的钢笔字也做了点评，因为他擅长书画。

接下来，雷霆就安排我去苹果园地铁站附近的招待所，那个地方也是我曾去石景山参加笔会所经历过的。诗刊社在那有个“诗人之家”，也是那个长头发青年编辑夫妻的临时家庭居址，不需我多花钱，还守株待兔地结识了好几个青年诗人。我在等消息的同时，也出门找了几份工作，比如给《中国名人大辞典》或《世纪风》当编辑，但工资都很低，再说我的语文基础还不足以当编辑，所以心里很是徊徨，而那油漆老板又已回家过年了，所以那青年编辑也劝我就在北京过年以免错过机会。可我每年也只回家一次，难免非常地惦记孩子和母亲，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得以底层的眼光考量自身要是在北京赚不到钱，我那老婆在无锡也怕立足不住，女儿读书也就没保障，也就没敢再上北京。也怪我不该年底放假时还去北京，更不该向雷霆吐露我在底层打工的抑郁和悲苦，以为既是写作的农民工就该去北京发展，否则，就怕今生难有作为了。事实也是我的颅内海绵状肿瘤与生俱来，一旦焦虑过度就有点懵了。换句话说就是我这人有点画地为牢，吃苦受罪可以，应变是不行的。

再接下来的一年，就是我出版诗集《忘川边上的恋歌》并请雷霆老师作序的1997年了。那一年，雷霆老师又介绍我参加了由《中华诗词》主办的参加昆明花卉博览会的活动。这个活动由雷霆老师的爱人张力老师带队，她说如果我有合适人选就带上一个以便互相有个商量。哪知我带去的那人在老家还很吃得开，在脱离底层的大场面上却很有点反应不过来，只好一口气叹之地带他回家了。谁知又赶上亚洲金融危机，我在无锡的根据地竟然也没了生意，所有职工每天只上半天班，还有两个双休日。按理这对写作很有好处，可我眼看着大女儿明年就要上高中了，我却为了文学东奔西走地从未余下多少钱，便只好物极必反地流着眼泪离厂做生意去了。本来靠着那不锈钢装潢生意奔个小康，等晚年再存点钱安心搞文学也行，谁知又因一次重大剌激，便铤而走险地炒起了股票。本来凭我的钻研精神，炒股也曾赚过不少钱，却又因一次更大剌激，竟炒上了利润高于股市百倍风险也大于股市百倍的现货黄金，以至把股票多年赚来的和苦力打工的钱都弄得血本无归，接下来就是百病齐发了，但还没有像某些股市失利者跳楼或住进精神病院就算十分地造化坚强了。当时，我若能在绍兴经济最发达的杨汛桥镇守住那家小店也能养家活口，可惜大女儿离了婚，老婆要去带外孙，弄得我每天烧饭吃饭都很吃力，也就别无选择地回到告别十五年的文学上来了。虽然我若非劳累过度应该过些年才会发病，却被人谣传为，我不可能有病，是从不出力缺少锻炼，所以我，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就好在两个女儿都上过大学，小女儿更是同济大学博士，我不大会老而无依；虽是颅内和胸椎骨患有多发性海绵状肿瘤，更兼严重的腰肩盘突出和肝炎以及前列腺炎等症，但如果没有突发事故，我也不会马上脑溢血，便极尽爱心而且玩命地写了一大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虽然由于语文基础太差又年年发病还被人不断围追堵截已至十年一剑还未磨成——直到最近因为注册《中国诗歌网》得知《我与诗刊》的征文消息，才一朝梦醒地想起多年前的往事，但那曾在《诗刊》社雷霆老师当面说过的，我要像巴尔扎克闯荡巴黎一样地闯荡北京的豪言壮语是再也不敢开口了，现在我能出门上街买菜就不错了。但也自觉我若能成就梦想，还只有依靠这一身病了，否则更加心神不宁。想那卡夫卡若是身强力壮，恐怕还只能在文学的河边湿过脚就算了。

真心祝愿雷霆老师老有所成并且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