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

春节前后，免不了要置办一些吃的用的东西，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赶集的事儿。

我家住在农村，离最近的一个集市也有七八里。七八里路，在车轮下不算什么，步行，就要跋涉近一个小时。

离我家最近的这个集市其实是铁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它先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买卖生活用品的小集散地，继而承载着一个建国初期的乡公所，后来又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公社机关的办公地，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它才修成正果——正式成为一个享受副县级待遇的建制镇。因为有火车站这一事实，多年以来车站附近的村民们一直把趋近它的赶集行为叫做“上车站”。

这个集市的形成有一定的偶然性。

上个世纪初，英德两国从清政府手里攫取了修筑这条铁路的特权。当时按照德国人的设计，把一个小站建在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很远的一个老镇，不料消息刚一传出，老镇上的一个势力很大的财主竟然大为不满，他认为，在其祖宗坟茔旁边建一个车站，定会破坏他家的风水，影响他家的可持续发展。于是那财主就用巨资买通了地方官员，让他们给主持修路的洋人施加压力。洋人也知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只好改变原来的设计方案，把准备建的新车站向北平移了几公里。

那时，新车站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泽国。随着车站的建成，一个荒凉的地方奇迹般地繁荣起来，全国各地的“淘金者”看到了这里的商机纷至沓来，于是一个新的集市应运而生。

 没过多长时间，以车站为中心的新集市渐渐地取代了那个古镇的功能，成为我们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附近村民需要理发洗澡购物，都要去车站集市。那个财主怎么也想不到，车站位置的改变，他家的风水倒是没破坏，破坏的却是那个古镇几代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直到我结婚成家的若干年后，母亲都是我家的主角，家里添置家具、买卖生活用品都是母亲一人承担，所以每年几次的赶集是母亲的专利。

 记得，母亲通常都是在农闲时间和村里的大婶大娘几个人结伴而行。那时，村民们的收入少，物价也低，用手帕裹着十几元钱装在身上去赶集，回来就用它可换取大半竹篮吃的、穿的等生活用品。孩子们都喜欢跟着大人一起赶集，我也不例外，那赶集的动机，你懂得！

 七八里的距离，步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我们村坐落在铁路东边，而要去的集市在铁道西边，所以每次赶集要经过一个道口。有好多次过道口时，恰巧有火车经过，赶集的人们便只能隔着铁路栏杆等好大一会，待那庞然大物在自己面前隆隆地驶过，大家才有序地过去。我是喜欢站在栏杆前等待的，站在那里看火车，不知怎么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庄严的自豪感。听大人们说，有很多地方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火车，听大人们这么一说，便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过了铁路再走大约一里，真正意义上的集市就到了。这里，我们把它叫做老街。老街什么都有：信用社、理发店、跃进饭店、人民浴池、照相馆、百货商店，还有新华书店，凡是我能想象到的，这里应有尽有。跟着母亲一起逛集市，我必须小心翼翼，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如果不听话，下次肯定就没有机会出来了。

 当然，出来就有收获；出来，就是为了能有收获。

 车站有很多油炸馍的，油炸馍五分钱一个，吃起来又香又脆。现在看起来丝毫不起眼的油炸馍，那时，却是孩子们的最爱。母亲每次上街，都会买上十个八个的，就像现在的母亲给孩子买水果、鸡腿、葡萄干一样。当然，和家长一起去赶集，决不是只是为了能多吃一个油炸馍，有时，大人们心情特别好，还可以给你买一毛钱的花生，或者买几根油条，带你喝一碗辣汤，要是特别幸运，还能在街上遇到大舅二姑三姨什么的，不需要张口，实惠就扑面而来。

 和父亲一起赶集的机会很少，偶尔有一次，也在春节前几天，内容也很纯粹，就是到街上那唯一的一家公共浴池去洗澡。一个数万人的大乡镇在漫长的冬天里，只有这样一个不算宽敞的洗澡地方，可见那时卫生条件的低下。印象中，那浴池里内容比现在的浴池要丰富得多，修脚的、理发的、卖青萝卜的，侃大山的，应有尽有。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面有一个修脚的，姓唐，大伙儿都称他为“唐司令”，说话内容既丰富多彩，又诙谐幽默，为浴池增色不少。浴池里，俨然一个小社会。

 离我家十几里的地方，还有一个集市。不过，我对它很陌生，距离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它那里没有车站，没有火车，没有辣汤、油炸馍。

赶集，现在已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今已经很少有把到一个地方去购买商品叫做赶集的人了。不过，在我小时候，赶集却是一个温暖的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