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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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真叫人憋气。她，就是我那一口子，村里人都称她迷糊嫂，是因为我迷糊么？我却没有这个浑号。村里比我小的同辈叫我三哥；比我大的长辈叫我三柱儿；就是与我最不对劲的二癞头之流，见了我的面也要脆生生地叫我一声“李书记”。村里人谁不说我是全村数得出的秀才，最最精明强干出色的能人，甚至说是鸡窝里飞出的凤凰，哪有敢开口闭口当着我的面叫我迷糊的。然而，人们却会当着我那内人她的面，甚至当着我的面，叫她“迷糊”嫂、迷糊大嫂的。
也许你们要说我那一口子，模样儿蔫蔫糊糊，貌不惊人，才不出众，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地道乡巴佬。那你们就猜错了。她可是我们这九里十八乡的出色美人儿，要长相有长相，要活计有活计；站有站姿，坐有坐态。现在掰起指头一算，已经三十四岁了。嘿，跑到人前，也不会比那电影里的美明星儿逊色。要不，我在那众星烘月，多少吃商品粮户儿的漂亮姑娘垂青之时，怎么会一眼就相中她？而且我一相中，就像蜜蜂嗅到了香花，紧绕着她喃喃地诉尽了情话，终于如愿以偿，并酿出了甜甜的爱情蜜浆呢？
不过，这迷糊还是有来头的。那还要追溯到好几年前了。那时候农村里还吃着大锅饭，我从北村里用一条上面扎着纸花彩绸的小船迎来了她。
当时，刚刚吐故纳新的我结合进公社领导班子，个个都称我主任。可我这人还不是一片鸡毛没有四钱重，被人们那股股吹捧的风儿刮到九霄云外去。我很清楚：我只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当了年把小队会计，因为在那一年里，天随人愿，又在场头秤杆上紧抅细算，增产了一万多斤粮食，加之会耍几下笔杆子，成为大批促大干的典型，登过报纸，上过广播，才荣任上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大不了，是一个吃工分，拿补贴的泥腿子干部，没啥根基和道分。
新婚燕尔，我怀里搂着她热烘烘周身透着青春气息和汗香儿的身子，谆谆告诫她：“秀英，从今后你是干部家属了，人们都会另眼看你。你得为我着想，在田里干活儿下死力，走在人前，做在人前，说在人后，别让人家看我的笑话儿！”
秀英在被窝里“咯咯”笑：“你呀！”她那粗实的手指在我额上狠点了一下，“你不会自己好好干，为什么把我绑上，丈夫还要妻子做台面？可我嫁给你，是来享福的，不是来受罪的。你看人家干部娘子，有几个在田里下死力的？你也该在公社给我张张眼儿，给我弄个混混工吃吃，社办厂就滿好。”
我由她这一顶，心里真光火，才嫁给我这个不像样的芝麻官儿几时辰，被窝还没有捂热，就想歪门邪道儿。可这是新婚之夜，乐趣、欢欣笼罩着的良辰美景呀！我只是正了正色说：“你别撒娇吧，你也该想想，我是啥人？公社里的‘第八个铜像’，有多大的能耐，能让你去混混工，让人指着背脊骂，再不就轰下台？哎，明天，先带个头，就下田去，让人也瞧瞧，李爱农的妻子够不够革命化！”
“咯，咯咯！”银铃般的喉音又响起来，“李爱农，你爱农，你去爱农吧！我可是爱富，爱富的！”
“秀英，你！”我和她说的是正经话，可她只是笑、笑、笑。
第二天，她还是下田了，尽管万不情愿，却禁不住我这个当公社副主任的新郎官屈尊递衣服，送鞋袜，打来洗脸水，煮好了鸡蛋茶，一味地曲意奉承。她对我娇嗔地一笑，嘴唇撇了撇：“哼，哼，主任，主任，好表现！”她终于扛着锄头下田去了。
中午她刚从地里下工回来，家里的广播喇叭响了起来。我听了，首先是一怔，然后是压不住心头的欣喜。哟，公社通讯员的笔头子真快，秀英下田的事儿都在县广播里宣扬开了。
秀英搁下锄头，对着喇叭撇了撇嘴：“又是瞎吹，结婚第二天就下田，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革命化呢！”
“唉，宣传工作嘛，总得拣好事儿宣。”我不以为然地解释。
“摆花架子呢，今天下田干了些什么，鬼才知道，我去了，倒反窝了工，二十个人就薅了五亩地。”
“怎么，你磨洋工？”
“磨洋工？”她羞怯地笑起来，面孔泛了红，“咯，咯，咯，你说对了，人们见了我，新娘子长，新娘子短，新娘子夜里怎么怎么的……一个个和我拿近乎，开玩笑！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哪象上工，倒是逗趣，能出生活？”
“唉，是啊，你是新鲜人，庄里庄亲的，和气着呢！”我心头的喜悦不住溢出来。
“好吧，我也和庄亲们见过面了，下午我就不下田啰。”秀英将头一摇，两条油黑的长辫子直甩到我的眼前来，“眼目下活儿不多，下午那块田，用不了那么多人！”
“哎，哎！”我可愣住了，“秀英，下午你还得去，你不去，可这广播里……这，这！”
秀英对我仍是笑，还调皮地眨眼：“谁叫他广播的，活该，我不配当你们的新闻人物。”
“去吧，去吧！”看看秀英那漂亮而又柔和的脸蛋，我不能发火，还是将就，“活儿又不重，总得把一天干下来呀！”
秀英抿着嘴笑：“不重，那我更不干。妈妈操办我们的婚事，累得躺在床上了。家里的事儿一大堆，倒蛮重的呢！”她说着，跨过我的身边，进了我母亲的房间。里面传出了她那低而温柔的声音：“妈妈，好点了吗？我给你熬点稀饭来？”
“真是！”我瞧着她娇好的背影，心里愤懑：迷糊，迷糊，一点儿道理都不懂；任性，太任性了。我恨不得从母亲房里揪出她来，对她吼上几句。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呀，哪有第二天就生口角的，情理不容，邻居也笑话。
“咯，咯，咯！”秀英不知什么时候又钻到我面前，一阵风似地串起一连串笑哏来，“看看，柱哥在大喜的日子都是愁眉苦脸的。好吧，听妈妈的话，下午我下田好啰！不过，工厂里婚假还有三天呢，难道我们当农民的，活儿就该这么紧，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她忽闪着大眼睛瞪着我。
我高兴了：“好吧，你把锄头扛到田里去，尽管在田头上喘气，那我管不着你！”
一个在外面当干部的人，就得有一个好妻子、贤内助，那才能脸上生光，说话响亮，可她真迷糊，似乎少一窍，竟连这点都不懂，回回都倒我的酱架子。这不，说不上平静地过了两三年，我终于碰上了最棘手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我到地区参加了理论骨干学习班。一学就是半年。在地区党校那阵，我妈已经不在，可我是多么思念我那闭月羞花的娇妻呀！而且我们有了孩子。孩子已经三岁。我临来时，他已会说：“爸爸，再见！”现在该说些什么呢？在学习班上我经常跳出这样的念头。“爸爸，想念你！”大概秀英是会叫他说的。
秋初的一天，我回了家，推开小院门，一群母鸡“喔、喔、喔”地向我奔来。我心里好纳闷。家里养着这么多鸡做呢？走进院门，我四下里望。喔，家里还整齐，我那“贤内助”呢？下田了吧？对，我在信中叮嘱过她的，忽然听到猪栏前，有那清脆响亮的“喔啰啰、喔啰啰”吆喝母猪的声音。我循声看去。啊，她，身上穿得格格整整的，正在那儿喂猪。两口肥猪摇头摆尾，对着她倒亲热，“呜呜”地“感谢”个不停。我抬头看看天。天上万里无云，一片碧蓝，阳光柔和明亮。“晴天大白日的，怎么不下田？”我粗声粗气地问。
“哎哟，是你这位到峨眉山上学道的仙人回来啦！失迎，失迎了，你今天怎么吃了枪药啦？说话这么呛人，当真在山上本事学出来了，六亲不认，不吃烟火食，也就没情没义的。看你眼睛瞪的，嘴上油瓶挂的……你要我下什么田呀？家里有鸡，有猪，还有你那三岁的宝贝儿子，再说工分值……”她一连串地说得都顺当，可在这儿卡住了。
“你，你！”我本想给她吹一吹凉风。可我不能，阶级观点再重，集体观点再强，也不能冲垮我们间半年多来的思念之情，伤她一片当家过日子的心呀！
她一手拿着猪食勺，一手接过我手里的提包：“怎么还愣在这儿干啥，进屋去，先把脸儿洗洗，看你这上面的灰，快成黑脸焦赞了。再让我给你打两个荷包蛋来！”说着，扔下猪食勺，将手在围腰上蹭着，扬起声来喊，“小强，小强，爸爸回来了！”
哟，一个精神抖擞、稚气十足、小兵模样的孩子从屋里冲出来，小皮带上还别着小纸枪。他忽闪着一双大黑眼睛，好奇地盯着我，愣在那儿。秀英在旁催着说：“咦，叫呀，叫呀，叫爸爸呀！你昨天夜里不是做梦还想他的么？”
小强的大眼睛瞪圆了，喜悦的火花儿一闪，胆怯地对着我喊：“爸爸！”我张开两臂跑过去，把他搂在怀里，用络腮胡子在他嫩嫩的小圆脸上亲着亲着。他笑着让着，让着，竟又要哭了，用小手推着我的头嚷：“胡子扎人，扎人！”
很快，一碗发散着葱花香的荷包蛋茶端在我面前的桌上：“小强爸，乘热吃了吧，在外面伙食很苦哩！”
我吃着荷包蛋，觉得分外香，分外有味，嘴里“嗯”着，把吃剩下的一个荷包蛋推到小强面前。
小强抿抿嘴唇摇了摇头：“爸爸吃，我吃过了，妈妈叫我每天早晨吃一个，说这样好，能长胖！”他一头说着，一头比划着。
我和秀英都盯着孩子那调皮天真的姿态。我感激地将目光转向她看着，看着。她却“噗哧”一声笑起来：“瞧你胡子拉碴的，怪不得把孩子相哭了，还不赶快刮刮！”我点着头，觉得她更外的娇媚动人了。
我将在地区学习班上的情况向公社作了汇报，传达了上级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要求。
在公社会上，有人提出，上岗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相当严重，应该派进工作组，好好地抓一抓。
公社张书记看着我，犀利的目光里有期待和狡黠，缓缓地说：“上岗村是李爱农的家乡，让他去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展工作也好说话。这次又去深造了，政策性自然更强了。”
我当时就傻了，脑海里跳出了满院子的鸡和肥胖的猪，耳朵里又嗡起了她那“喔啰啰”的吆喝声，只得结结巴巴地说：“我不……不行，本乡本土的，睁眼闭眼都是些熟人，我怎好……”我用手在桌上做了个下劈的姿势。
张书记笑笑：“小李，我们不是要你去杀人呀！只是要你去纠正歪风的，去吧去吧，革命工作嘛，也不能尽顾了情面，你去了那儿，你老婆还能帮得上你忙呢！”张书记诡秘地燃起了一支烟。烟雾在人们的头前缭绕……
还有什么说的呢？我带领着工作组向我那上岗村走去。刚从公社供销社抽调出来的工作队员小陶在路上悄悄告诉我：“你知道吗？上岗村有一个大嫂，一人在家养了两头猪，三十几只鸡，连田都不下了。这次去，我们要把她当典型，批一批！
“她叫什么？”
“叫……叫……听说叫周秀英！”
“周秀英？”啊，她！我几乎如雷轰顶，竟停下了脚步，心里翻腾开了。
小陶在前面喊我了：“喂，李队长，快跟上来呀！”再不，我们在前头跑远啦！”
那几年工作组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造舆论：贴告示，出大批判专栏，写大幅标语；然后是开大会。大宣传，大发动，大批判，没完没了。吹吹打打，吵吵闹闹，轰轰烈烈。这几天，庄上的狗子遭了殃，夜晚许多的烟囱里冒出火星来，许多的锅角上发出狗肉的香味儿。在那史无前例的运动接着运动的年代里，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变得唯命是从了。打狗运动没过两天就胜利结束了。可恼的是在第二轮宰鸡杀鸭减猪的运动中，我那贤内助却给我出了个难题。她三十几只鸡，一只也没宰，而且从别人家的刀下偷偷买回来了五只生蛋鸡，直夸买得便宜，救了这些可爱的小畜牲，大有救鸡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感慨。猪子关在猪栏里，她一天三趟四趟地喂食更勤了。有不少顽固派看着她，其实就是看着我：“看呀，别忙，别忙，李组长家的鸡、猪才多呢！看他家迷糊嫂过舍得宰，舍得，咱也舍得；舍不得，咱怎舍得。这资本主义的尾巴得从干部家割起。”
那天在大队部开会，小陶在会上讲了大队情况，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几次把眼光瞟向我。我还能不清楚，运动搞不下去，因为什么。我气愤地站起身来，拉了拉大队支书的手：“好吧，会就开到这儿。今天晚上，你陪小陶上我家去喝鸡汤。”支书没奈何地抓住我的手：“老李，别……”我甩开支书的手，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一路上，鸡飞猪叫，来到家门口。我跨进门，把门关上，四下看，还好，秀英不在家。我下手抓鸡。鸡子一只只惊乍起来。喔喔喔，咯咯咯，嘎嘎嘎，乱飞乱叫。有的上屋，有的进房，有的飞出院墙。我终于抓到了一只。“嘿，这母鸡真肥！”我从厨房里找出厨刀，将厨刀在水缸边刮了又刮，将这只黄母鸡脖子间的绒毛一根根拔去，扬起刀对准那脖颈剁去……这时从院墙上跳下一个人来。喔，原来是她。只见她横眉怒目，嘴巴紧抿着，向我掷过阴冷的光来：“放下，放下！给我放下！”人随声到，她走上前来，一手来抓我手中的刀子，另一只手就来夺鸡。
我能让她夺？男子汉，大丈夫，在外面已经抬不起头来了，再不下手我还能做人吗？还能当这个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作组长吗？我得先杀掉几只，让工作组的人看看，让大队干部看看，让社员们看看，余下的也要尽快处理掉。我这样想着，加快了动作，扬起刀对着那除了毛的白白的鸡脖颈剁下去。只听一声痛苦的惊叫，秀英缩回了夺鸡的手，将右手的食指环起，另一只手也离开了我的刀，去紧握那环起来的手指。我惊愣地松开手，鸡和刀一起掉在地上。那黄母鸡扑楞了几下翅膀，不知去向何处。
鲜红的血从秀英握着的指缝里流出来，一滴，一滴，直滴在我的心上。我的心一阵阵发颤，好像碎了，流血，也在流血……我走向前，两只手去抓她的手。她将我的手甩开，掉转头，不看我，肩胛一纵一纵地抖动。我又转到她的前面，嘴里喃喃地问：“剁在哪儿，重不重，深不深？”她眼里泪花拌着怒火，紧瞅着我。猛然，她怒目圆睁，牙关紧咬。她那带血的手向我挥过来：“土匪！还乡团！国民党！”我的嘴巴一阵麻木……啊，我懵了，用手摸着那发麻的嘴巴，粘糊糊的血把我的嘴巴糊滿了。
她转过身向屋里跑去。她跑进房里，扑倒在床上，肩胛激烈地抽动着，呜呜地哭起来。
我那孩子小强正在床上午睡，惊醒了，参加了这悲恸的“大合哭”！
我在旁边说不上是气是躁，茫然地看着她流而不止的血，赔着小心说：“秀英，我家的鸡也太多了，现在割尾巴，我怎能不带头呢？”
秀英哭着转过头：“你带头你带头，你带头先把身上的裤子褂子扒下来，赤着身子光着屁股上街去吧！你知道不知道你身上这衣服就是一篮子鸡蛋换的？”她抽泣着继续说，“也晓得吃荷包蛋。没有鸡，哪来的蛋？杀鸡取蛋只吃一次，你今后还要不要过啦？光靠你嘴上喊好，好，就好啦，你去看看地里咹！嘴巴上能长庄稼啦？唾沫星儿能变成钱花啦？”
我听着她那没完没了的唠叨，心里也动心。我忆起了那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那喷喷香在地区学习班上一次也没有吃上的荷包蛋；我看着穿在身上质地颇好的蓝制服，看着家里最近才添置的日常用品和家俱。私人养鸡养猪有什么不好呢？这也不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么？可是当我看到了她那流着血的手指时，我联想起了在学习班上听来的指示：“资本主义复辟将使我们无产阶级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啊，血，她那指间的鲜血幻化成没了头颅的人脖颈腔里的血，汨汨地流呀，呼呼地喷呀！很快就成了一片血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尽管资本主义的尾巴连着屁股腚，割起来要痛，可痛也得割，割了尾巴才能保住头颅，这是万分合算的！我霍地站起身来，吼道：“别嚎了，赶快上点消炎粉，弄个布条子扎扎，鸡还是得宰！别迷糊！”
由于我的以身作则和敢说敢干的魄力，上岗村的割“尾巴”工作干得大有起色，家庭副业再没有人敢搞了。人们都一个心眼地扑在了大田里，这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精神呢。早晨，火红的太阳冒出地平线，上工哨子吹了三遍，人们就会下田去。家里没有鸡，没有鸭，没有鹅和羊；只有条把猪，那是不能不允许的，县化肥厂老是停产，到哪搞肥料呢？得向猪屁股要。活儿不多，还在磨蹭什么呢？因此上工一窝蜂，下工打冲锋，那气派，丝毫不比电影上看到的大寨人差。
这一天，我正在大队办公室里写汇报，准备把这生动而活泼、壮丽而豪迈的场面向领导们好好叙述一番。不过，笔头儿欢跳了一阵却顿住了。这儿社员的生活水平真不敢褒贬，能告诉上面每顿连咸菜也吃不上吗？而且纪录片中的大寨姑娘是穿着新崭崭的花格褂、料子裤、尼龙袜、方口新布鞋在田里舞钉弄钯的。我们这儿的大姑娘相亲时还穿得补钉叠补钉呢！唉，这一点该怎样汇报呀？
我正在绞脑汁，小陶却一阵风似地走进来，带来了耸人听闻的消息：周秀英大闹鸡场！我听到以后，“嘭”，心里的“气”油点着了，怒火轰啦轰啦地烧起来，“叭”的一下撂下笔杆，三步并着两步向鸡场跑去。
这哪儿是什么鸡场，这是生产队的一个粮食仓库。这三间大屋原来是一家地主的客厅，土改后，房子归了集体。集体就用来囤粮食、搁农具。这房子曾经红火过好一阵。一个个顶着屋梁的稻摺子。大仓滿，小仓流。在这里也办过大食堂，中间支起两口大锅，直把两边拄到屋顶的稻摺子吃了下去，然后锅里由干的变成稀的，由稠的变成薄的，再后锅灶只得拆了。可烧锅时的乌烟瘴气，好像触犯了此屋的神灵似地，这之后稻摺子再没见拄到屋顶过。有两年险乎碰到屋顶了。突然刮来了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哗”地一声又拉下来，紧接着稻摺子就年年都那么矮了。前些时，屋里空空如野，一个粮摺子也没有，口粮都分给了各户，新粮还等田里稻叶儿光合作用变出来哩。可眼下倒时兴起来，派上了用场－－关鸡。鸡子都是从各家各户搜逮来的，留待统一处理。鸡子在这里不要喂食，本来是粮食仓库嘛。爪子捣捣，泥土里扒扒，陈谷子烂芝麻，就够它们受用的了。隔天，食品公司的烧腊组就会派车子来装走了。只是粮库变鸡场，稻摺子变成了一滩滩鸡屎粪，颇有点叫人心酸罢了。
我气鼓鼓地猛跑，看到街头上散走着一群手里抓着鸡的妇女。她们神色慌张，却流露出丝丝欢欣，看到我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远远地避开了。
“刘二嫂！你抓鸡干啥？”我还是喊住了一个脚头慢的女人，怒声斥道。
这女人惊愕地回过头来，恐惧而凄凉地看了我一眼，镇定了，硬挤出满脸的笑容：“三嫂在那儿分鸡，各家的归各家，一点儿也没乱！”
“谁叫她分的？”我简直是吼。
“你没有同意啊？”
“我同意个屁！”我的火喷出来了。”
“啊呀！她说是，她说是……”
我没心听她在那儿吞声吐气了，紧走慢赶到了仓库门口。
一个女人从那高高的屋檐下冲了下来，走下了台阶。她一手拿着三只母鸡，头也不回地向我这边跑来。一个小伙子伸手来拉她的肩头。她用劲一摇晃身子，挣脱了；一个中年汉子上前张开手拦住她。她双手举起鸡子在他眼前一扬，鸡屎沾到了他的脸上。他一抹脸，她一个猫腰，就闪开了。她嘴里嘟囔着：“什么队长、支书，管得倒宽，自家的鸡，自家拿回去养，犯了哪条法啦？”里面又涌出许多人来。有人两手空空，有人两手抓鸡。有人一手抓着鸡，一手正抚弄着鸡羽毛……分别露出了祈求的神色、惊讶的神色、欣喜的神色、幸灾乐祸的神色。里面剩下的鸡也涌出来了，飞的飞，蹦的蹦，“咯”、“咯”、“咯”，“咯咯咯”，有上屋的，有奔田的，有过街的，鸡飞人嚷，好像上岗村要地震了。
“站住！”我大吼了一声，迎上前去，十分恼怒地伸出巴掌，对着她那涨红的脸颊就是一掌，“迷糊！鸡婆子，你疯了！”
“我？”她愣在那儿，嘴巴上留下了五个血红的指印。她眼睛定了珠地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了，眼泪在眼眶里打滾。猛地她牙关一咬，将六只母鸡高高举起，狠命地向我砸来。来不及退让，我的身上脸上都遭到了这又硬又软的飞鸡袭击。鸡屎、鸡毛都溅到我的嘴里，鸡腥臭钻进我的鼻孔。不等我再作出反映，她就捂着脸面跑了。
我低头瞧那地下的鸡，四只蹓了，两只在地下打哼，站起来又跌下了。我瞧着这鸡的惨样，想起了她－－我的妻子脸上的五条红指印。打重了，打重了，我心痛地倚在街巷墙上，慢慢地滑坐下去，心里只是呐呐地骂道：“迷糊呀迷糊，怎么连道理儿都不懂了呢？”
自然大凡世界上的事情，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周秀英大闹鸡场，可谓不光彩之事，可经过我的自检，小陶等组员的正面渲染，加上公社报道员的润色，倒变成了我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先进事迹。我成了不徇私情，勇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英雄，县里大会上表扬，还到地区大会上去介绍经验。哈哈，我头上的乌纱帽稳固了，而且升了级，成了公社副书记。嘿、嘿，作为才入党不到三个年头的党员，熬出这一步，岂不是大快人心之事么？
可是她太不争气，尽出我的洋相。抢鸡事件过后，她回娘家不肯露面，逼得我跑了三四回，花了三四个深夜的时间，左劝右劝，好话说了三大车，才使她哭得眼包虚肿的脸面有了点笑意，总算做好做丑回了家。
我不失掉面子，在人前扬言：“你们甭认为周秀英迷糊，其实觉悟并不低，这不，自动转过弯子来了。”
大队长说：“书记思想好，汤锅里水自然会带热的！”
我摇着头：“这我可不含糊，要她自动转变，我可没去劝她一句话。我相信她会回来的。”
“哎，我的书记，她不怕你休了她么？她没了你能睡得安稳觉么？”
我正色道：“哎，我的大队长，这话可太低级趣味啰！”
大队长笑笑，从口袋里掏出了红本本儿书。
可是迷糊终究是迷糊，怎么也不能开窍，你就是急死也没用，还是尽倒我的“将架子”，叫我圆场也圆不及。我与她约法三章，叫她每天都下田，她答应了，可她还是闹笑话。
一次，她在稻田里薅草，竟又作怪，薅着薅着，站在田中间拔起秧来。吓得在她身后的小队长连连喊：“迷……三嫂，你迷糊了，你这手上拔的是稻秧呀，不是草哟！”
“喔！”她似乎恍然大悟，然而又俯下身来，狡猾地摇了摇头，“我当家的说啦，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也分不清这田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干脆就简单点，就宁要草，不要苗吧！”
队长可火了：“耍什么贫嘴，田里不长稻，你喝西北风去！”
她倒笑不停了：“哎，我看这儿长得太密了，稀点嘛！就像我们大呼隆干活儿似的，团住一块儿！”
队长大声责斥：“再稀，你还要拔光了呢！”
秀英不知哪来的一点拗劲，竟不薅草了，站在田里展了展腰，大踏步地向着田埂跨过去。
队长傻了：“你，你怎么倒不干了，离收工还早呢！”
她头也不回地走：“我回庄上有点儿事。”
队长在后面喊：“周秀英，你走，今天拿不到工分。”
她掉过头来：“我才不稀罕这点点儿工分呢，单价也不过两毛多，半包香烟都买不到。”
队长来了气，什么好香烟，要十分工买，是你那公社书记吃的吧？不错，县委书记‘长三分’，公社书记‘两边分’，大队支书‘四脚奔’。我们连‘四脚奔’的飞马烟也吃不上哩！就你腰杆粗，男人在外拿补贴，够吃够用还会有人送，不稀罕田里的工分，可我们一家老小的嘴巴还吊在这上面呢！然而这些话他没吐出来，却说出了这么句：“嗬，不干田里能打粮吗？”
“咦，打粮？就差我一个啊？可我有事，总可以请假。”
“什么事？”
“给小孩喂奶去，我那孩子娃半天下来了，就喝了点麦糊糊，早饿得哇哇叫了。”
“噗哧！”在田里的人都直起腰，笑出声来。队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叹息：“哎，公社干部的娘子，难对付，在哪生产队，哪生产队倒霉。你看，硬装迷糊，这不？还给小孩喝奶呢！孩子倒五岁了，给你那当书记的老公喂奶去吧！”这末一句，他扬起声来，滿田的人听到了。人们都大笑起来，有笑弯了腰的，有笑着揉肚子的，有笑岔了气的……
她站定身，对着队长，眼睛眉毛都竖起来了：“笑什么，你倒当自己是大人啦！我老公咋？他也不是大人，倒是有大人物把你们都当着小孩儿耍呢。他是要喝奶呢，喝你们祖宗八代的奶，要不然也像你不能清醒的了！”
人们面面相觑，真不知道这迷糊的一席话是什么意思。迷糊，迷糊，说出话来也是迷迷糊糊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当然还是书记，而且把个副字拿掉了，成了公社的一把手。由在大队拿工分补贴也进化为拿工资了。现在我在上岗公社，可是个万人之上的草头王啰！高兴、舒畅难予言表。我只恨我自己不会唱歌，否则在闲暇之时哼上两句多好。秀英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也不行，破竹嗓子癞巴调，丈夫妻子配成套。嗨，唱不出什么高兴的情绪来。可她偏要唱，唱得七音不准，五声不符，高低音难辨，就像尖刀划在玻璃板上，使我毛骨悚悚的，浑身要起鸡皮疙瘩。偏偏她生产队的社员都要捉弄她，要她唱歌，一头干活儿，一头唱歌，直把她当着带下田的收音机耍了。
更气恼的是她本人迷糊的事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真叫人气胀了肚子。
大包干时，队长照顾我书记的面子，给她分的是块好田，她不知怎么鬼迷心窍地换了，换成村东头的一块石碴地。队长明明允许她长棉花，她不愿长，她长水稻，产量倒是蛮高，就是落下的钱不多。邻居王大婶在包产田里长下了茨菇，招呼都跟我打了，可她不依，硬下田去把人家的茨菇嘴子捋了，恨得人家要和她拼命。她却洋洋自得地说，队长不同意她家长茨菇。她就好像不知道队长要听我这公社书记的。什么统一布局，全盘规划呢！政策也是活的，以“粮”为纲早过时了，现在是以“富”为纲呀！何况王大婶是邻居，茨菇也不过占了两分地，你去管干啥呢？犯得着争得面红耳赤脖子粗的！这不是迷糊，是啥？
有一次，我在田埂上，就听到了她的歌声：
太阳出来照四方，社员心里暖洋洋，唱一首歌儿撒一箩种，庄稼伴着歌声长……
也不知是我的心情正愉快，公社的各事儿顺遂，也不知是她唱得练出来了。她的嗓音圆润，响亮，激昂，全没了以往那种怪腔怪调的公鸭叫。啊，我的妻子成为民间歌手啰！我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田里有人喊起来：“秀英，你那口子在田埂上跑喽。”
秀英抬起头，面孔红扑扑的陶醉在幸福之中。啊，妻子，乡下的女人，多么容易满足呀！家里富有了点，男人的脸色儿好点，就一个劲儿地知道乐了。我的脚步没停。
后面传来了笑谑：“装什么象，摆什么臭官架子，晚上回去照样跪在迷糊嫂的脚跟前呢！”
秀英仍在笑。哼，和她在一起的女人捉弄她，她都不觉得。这些人跟我没上没下地开起哪一家的玩笑来了。我可是公社书记呀！镇上的体面人物都朝我点头哈腰的，你们这……嗨，还是把她从田里拔出来，否则，让她和这些女人在泥里混，把我也给看轻了。
“不去，不去！”秀英躺在床上，轧了一阵烧饼，最后背朝着我一个劲地嚷。
“秀英，你听我说，”我把电灯灭了。一缕月光从窗外蹓进来，摩挲着她那优美的身段轮廓。我轻轻地充满柔情地抓住她的臂膀：“这次是个机会，公社服装厂招工，你就去吧，那儿生活不苦，风吹不到，雨打不着的，每个月到时拿薪水，又能和我长住在一起，这多好！”
秀英甩开我的手说：“瞧你美的，到那儿一个月有多少钱？”
“少说，”我估量，“我是书记，人家怎么会亏待你呢，怎说也得给你订个四十元一月吧！”
“嘿，嘿，四十？还因为你是书记，那太少了。”
“你刚去，少是少了点，以后还会涨的。”
“涨？涨到天上去？我不去，我在田里干活儿滿好的，那四十元也不愁捞不回来。”
“田里干活儿？”我抓过她那粗糙的手，抚弄着上面厚厚的茧，感慨地想：这手本可以十指尖尖，能绣花的啊，可现在……我心酸而心疼地说，“大包干，家中没有男劳力，你能种好那份丑田，人白吃了多少苦，还怕闹出岔子来！”
“嗬，书记同志，闹了岔子抹了你书记的脸不？”她顿了顿，“哎，我的书记同志，放心，不会倒你的架子，以前没倒过，现在还能倒？将来还能倒？”
“以前？”我心里好笑，以前也不知倒了我多少回的架子了，只是我像一个优秀的足球守门员，把一个个向我踢来的险球救起来罢了。唉，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啥，眼目下还要争取她呢！“以前你不是要我把你弄到社办厂去的么？那时我能耐不大，也为了注意影响，树立自己的威信，叫你忍耐。现在机会来了，你又不去！”
“不去，不去！过去那辰光，俺在村上看不到泥土里滾打有多大出息，不能不多个把心眼；可现时不同啦，上面鼓劲，只要两手勤快，你还怕干农活儿不比个社办工人强呀！而且你现在是书记，万把号人的眼睛盯着你呢！日子过得好好的，走后门用职权的事儿也不派做了呀！”她转过身来，抱住我的脖颈，像撒娇，似嬉闹，直把我搂得憋不过气。真真叫我躁又躁不得，恼又恼不起。只听到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咱们孵小鸡吧，定能发财致富……”
她真忙，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没有一分钟的空歇。她把小强送到了娘家去了。我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她那异常忙碌的景象：一会儿照蛋，一会儿搬篾匾，一会儿烧笼，一会儿查温度，一会儿……多少个一会儿呀！事情多得连轴转。可我站在旁边白相着就是插不上手。一插手，不是打碎了鸡蛋，就是摆错了篾匾。唉，反把她那井然有序的步骤打乱了。在这多少个一会儿之后，她还要扛起家具下田干活儿。唉，眼不见，心不烦，我怎忍心看这忙碌的场面呀，在公社办公室里，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点起一支烟，“叭嗞、叭嗞”地抽着，听我的下级同志在我的面前数苦经。在人们的痛苦表情和言谈中，我除陪来访者一番慨叹外，却多了一分欢乐。因为我和他们不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勤劳俭朴的妻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啊，我该是多么幸运呀！
……
“听说你大嫂在家炕小鸡，好事呃，好事呃，可以发大财呢！”我眼前有一个瘦老头儿递给我一支烟，阿谀奉承地说。
“唉，唉，她也是瞎弄儿玩的，没多大能耐！”我嘴上很随便，其实心里直夸她。哼，我们男子汉不定弄得起来。
“小鸡该出炕了吧？”
“还要等两三天就要出齐一批。”
“多少？”那瘦老头儿一副专注的模样儿。
“怕有一千五百只吧！”我不着底，这几天事情多，我没回去，这数字是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哎，能不能整卸给我，省得你嫂子零打碎卖，损耗大，死亡率高，也烦神！”
是呀，整卖整卸多好，一千五百只，一锤子买卖，左手出货，右手收钱。我兴奋地睁大眼睛：“果真！你要么？”
“要！”瘦老头亮出一把大票子说，“我是到这儿买小鸡的，偏偏供销社今年没炕，扑了空，你能卖给我，可帮了我的大忙了。省得我没眼的笛子到处吹。咱牌价照供销社的，另外再给你点甜头儿，叫你不吃亏，多落好处，书记同志！”瘦老头站起身来，“唉，能不能就领我到你家去？”
“行，好处我不要，照牌价卖就是了！”我和他在公社可算是拍板成交，理应领他到我家去看看。她不是在电话里直催我回去的么？
“我这些小鸡么？早有了下户啦，不卖给外乡人，只供本村！”周秀英一头忙着手里的活计，一头给瘦老头让坐。我站在一旁抽烟。
瘦老头慌了：“大……大嫂，你卖给谁啦？他们夺……夺我的生意，这可是李书记答应了的呀！”他两眼贪婪地看着那些刚出炕的五颜六色的小鸡。小鸡毛绒绒的，欢蹦乱跳，有的屁股上还沾着棉花儿呢！煞是可爱极了。
“啊，他还不知呢。”秀英又对客人沏上茶，“我这炕鸡，只是想就分给本村人，有多少下户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只等鸡一出炕，就来拿。这不，那儿好像有人拎着提篮来拿了。”
迷糊，她真是迷糊，做生意还能拣什么主顾，见钱发货，天经地义的。得了，大宗生意不做，要卖给本乡本土的社员，那要三个五个的有得数呢，这一千五百只小鸡要卖到多少时？小鸡挤轧在一起还挺容易死，那损耗该多大，她想到过没有？她怎不会想呢？刚孵小鸡时，销路就该想好了。要不然，她想零卖提价多赚钱？可这又迷糊了，对本庄人啊，能提价么，不降就算苛的了，赚钱还能赚到乡里乡亲的头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问她：“你准备卖几钱一只？”
“咦，”周秀英瞄了我一眼，吞吞吐吐，脸孔上泛了红地说，“我想……一分钱也不要！”
瘦老头奇怪地睁大了眼睛，我也惊呆了。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家里有两个钱抖起来了，拿整炕的小鸡做人情，准备办两件善事修行成佛了？噫，我欠了乡亲们什么债？难道，真的提前到共产主义了？
秀英一把抓住我的手，激动得眼圈儿红红地说：“你还记得那一年庄上扠鸡子的事么？”
我点头。
“那时谁家没有三只五只的，都是你领头叫扠的。哪一家没受过你的害啊，当时你是砸的各家的盐罐酱缸酒坛子呀！我见了这些乡里乡亲的，总觉得有点亏对人家……”
啊！还真的欠了债！那算什么，此一时，彼一时也，如果当干部的都把这些陈年老账记上，那什么工作也甭做了。我想，她真是好笑，也真糊涂。我气愤地指着她的鼻梁：“你……你这是放屁！”
她并不理会我的责斥，仍然按着她的思路说下去：“只是那一次我们扠人家大的，这次只赔了人家小的。也只不过表示一下我们当干部知错悔悟的心吧！”
“你呀，迷糊！”我气得肺要炸了，喉咙里简直要喷出火来。啊，呀，我有什么错，当干部怎么着？步步紧跟形势走，浪浪随潮流。那时要砍尾巴，我得砍，自己的尾巴也没顾惜；现时要致富，我就号召大家快点富起来，自己家属孵小鸡，我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拥护。这不，购鸡雏者赶上门来整卸，多好！这不是致富的第一步么？“你干嘛小鸡不卖钱？不卖钱，你还想富不想富啦？”我吼道。
“想呀！”她动了感情，低沉柔婉地说，“我也想了头二十年了，做姑娘就想，嫁给你更想，总以为你是个公社干部，我能通过层层阻碍，用带茧的双手挣来一个红红火火的日子。可是你只想到你那顶乌纱帽，连日头都用乌纱蒙上了，受穷，守穷，把穷帽子戴在头上还乐得颤颤的，让大家都穷得叮当响。现在我更想富了，可别人家的心曾是你伤过的呀！”
什么逻辑，别人的心？我看你这女人的心倒是被糊日鬼伤害过，现时成了一盆浆糊。跟她还有啥说的，我气忿忿地拿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我很清楚，这不是乌纱帽，而是一顶新呢帽，甩开脚步走了。瘦老头跟在我后面还问我：“我这生意，你做不做了？”
“做……做个屁！”我不冷静了，“你别老盯在这儿啦！这儿没有你的甜果子啃。”
瘦老头的眼睛仍紧瞅着那些“吱吱喳喳”欢叫的小生命，唯唯而悻悻地退出门。我也向公社走去。后面传来了秀英的甜脆嗓音：“这位同志走好，待下一炕出鸡你来吧，我一定全卖给你！”
瘦老头放慢脚步，掉转过头来，充满疑惑的眼睛忽闪忽闪，终于点了点头。
好啊，让你去胡搞吧，这鸡不是我炕的，你要咋办就咋办。你充能好了。我走，我走，孩子归你养吧，我每月四十八元的工资够打发食堂的了。
三天后的早晨，我办完了事，正坐在公社办公室里闷头抽烟，发愣。秀英她喜孜孜地走进来。我当时没看见，低头看着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偏偏玻璃板里的她在对我笑，突然笑影被一叠子钞票盖住了。我抬起头，咦！她来了，那笑容飞到了她的脸上。
我很奇怪：“这钱哪儿来的呢？”
“卖的小鸡钱呀！”她仍甜甜地笑着。
“你没送人呀？”我心里一热，恍然醒悟了：这个女人并不迷糊，是郑板桥有话，难得糊涂。那天她是耍我，拿我富开心呢！
“送给谁呀！不管张三、李四、王麻子家都不肯白受我的鸡，说是大家都富起来了，还在乎这两个小鸡子钱，要不收他们的钱，乡亲们就不买了，倒过来还怨我是小瞧人家呢。”
“你不提起那次扠鸡？”我想起了那天的话头。
她“啪”地打着巴掌笑道：“我提啦，大家都说，这哪能怪三哥，三柱子呢？还不是迷糊上了‘四人帮’的当吗？现在好了，执行上头的好政策，带着我们发财致富，三哥是一个多么好的明白人呀！”
明白人，明白人！我是一个明白人吗？
她又神色庄重地对我说：“不过，我有一户没收，我看她日子够艰难呢！”
“谁？”我心里一格登。
“孩子的二舅家……”
我的心都要笑裂了：“二舅？当真迷糊了，家里亲戚，哪有妹妹要起哥哥的钱来呢？你人还是娘家的呢，小强这些天还顿顿在他家吃饭呢！”
“不，不，不，二舅家对门的刘嫂。”
“她怎么啦？”
“她丈夫最近死了，丢下了三个孩子，前些时她伴着丈夫住在医院里，又拉下一大把药费的债，责任田也没种好。嗨，人财两空，我能要她的小鸡钱么？”
“嗯。”我深思、点头。
“我给她十只小鸡，她硬塞给我三块五毛钱。这钱还是生产队补助她的。我过后给了她大女儿小华，叫她要妈妈给扯件小褂子。那孩子十岁了，还穿的是五岁时做的件花格罩衫儿，又烂又短，遮不住肚脐眼儿，早该换换新了……”
“唉！”我叹了口气。农村的形势是好得多了，广大社员的生活富些了，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了。你看，谁也不愿接受一点点的施舍，而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抱金娃娃。可还有少数社员仍很穷呀！我这公社书记今后该怎样开展工作呢？我是明白人么？
“喏，这钱给你自己买一辆自行车，让你以后工作起来也方便些；剩下的再给我买点抱窝蛋回去！”秀英充满信心和憧憬地说。
我点点头，尽管心里仍有点迷糊，可我从她那甜甜的笑里面，看到了她那迷着富的希望；不，看到了整个农村富裕起来的希望！
对，应该买辆自行车，让我骑上它，奔驰在洒滿阳光的乡村大道上，为全公社的美好未来而呐喊、筹划……
